傳世名篇 《呂氏春秋》成書年代爭議
一提及戰國的各大學派，人們可以一口氣舉出許多。這裏我們要講的是一位集大成者——呂不韋主持編寫的《呂氏春秋》，這部160篇的巨著集中反映了春秋舊中國的時代風雲。由於時代相隔久遠，有關它的成書年代眾說紛紜，迄今大致有3種說法。
首先，作於秦八年說。在《呂氏春秋》的《序意》篇中作者曾說：“維秦八年，歲在氵君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問十二紀。”後人高誘注雲：“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依照古人的習慣，書作成後才作序，那麼，呂不韋自說《呂氏春秋》成於秦始皇即位八年（公元前239年）是不該有大的問題了。
其次，作於秦十年說。早在漢代，《呂氏春秋》的作者自說成於秦八年，居然受到著名曆史學家司馬遷的疑棄。司馬遷在《史記·自序》中說：“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這就是說《呂氏春秋》成於“不韋遷蜀”之後。司馬遷在《史記·呂不韋傳》中是這樣記載的：“秦王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免相呂不韋，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變，乃賜文信侯書，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酉冗而死。”呂不韋遷蜀很清楚在秦十年之後，與上所證呂氏之書成於秦八年之說又相差了幾年，這就留下了一段空白。
再者，初作於秦八年，完作於秦十年說。持這一說法的人的主要根據則是《序意》篇中說到：“歲在氵君灘”。依太歲紀年“氵君灘”是“申”，而秦始皇即位八年是“壬戌”，不是“申”，所以太歲紀年與幹支紀年不一致。清朝學者孫昱提出疑義：“考莊襄王滅周後二年癸醜歲至秦始皇六年，共八年，適得庚申歲，申為氵君灘，呂不韋指謂是年。”言下之意即，所謂“秦八年”應該從秦莊襄王滅東周後的第二年癸醜（公元前248年）起推算。於是後來又有人繼續推究。他們著手從呂不韋偏重於陰陽說的主導思想來推求、論證，對呂不韋、司馬遷之所以提出《呂氏春秋》的成書年說，提出了新的看法。比如，司馬遷作為成書說的依據而列舉的呂不韋曾把剛成書的《呂氏春秋》“布鹹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這件事，有人認為似乎不大可能成立，因為那時呂不韋“權勢大落，不可能將其所著的書擺在鹹陽市門展覽”。然而人們又隻好承認，“司馬遷所著的《史記》其所記載，當有所根據”，問題在於：司馬遷沒注意到《呂氏春秋》的《序意》是置於《十二紀》之後的，這就清楚地表明，《序意》篇隻序《十二紀》，不包括覽、論在內。《序意》篇隻提“十二紀”，不提覽與論，可知此時，覽、論尚求學無成。這樣，就又產生了另一個疑問：“呂不韋在始皇十年免相，而始皇十二年呂不韋卒，其間隻有二年的時差，在此短促的時間內，陷於紛亂如麻的情緒之中的呂不韋好像不太可能完成《八覽》、《六論》共100篇9萬字巨著。”而且，“司馬遷說‘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太史公不說傳《呂氏春秋》而說傳《呂覽》，這又清楚地表明，不韋遷蜀後著的是《呂覽》，不是《呂氏春秋》全書”。至此，一種新的觀點便提了出來：《呂氏春秋》的《十二紀》多成於秦八年，即始皇六年，而《八覽》、《六論》則成於呂不韋失勢遷蜀之後，即秦始皇十年之後。
上述這3種觀點都有一定科學性：《呂氏春秋》作於秦八年說當不該懷疑，因為作者呂不韋總不會像他的書中嘲笑的“刻舟求劍”的人那樣愚拙，而搞錯成書年代；而《呂氏春秋》作於秦十年說也不當質疑；再細細看看《呂氏春秋》初作於秦八年，完作於秦十年的說法，確也說得不無道理，使人信服。因此，這3種說法“三足鼎立”共同支撐起《呂氏春秋》成書時間。至於是哪一種說法最令人信服，目前尚未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