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國美術史學家常任俠
常任俠，1904年1月出生於安徽潁上縣。曾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圖書館館長、中國民主同盟第三屆中央參議委員會常委、北京市第六、七屆政協委員。1996年10月逝世於北京。
千裏負笈求學路
常任俠1904年1月31日生於安徽潁上縣東學村，是明代民族英雄開平王常遇春的後裔。他父親是一位貧窮的私塾先生。由於家庭的緣故，常任俠自幼學習了“四書五經”和“經史子集”。但是，注入式的教學和陳腐不堪的教材，使常任俠感到不能滿足，於是，他除去閱讀家裏舊存的《昭明文選》和《資治通鑒》以外，還如饑似渴地偷看光彩四射的文學作品《水滸》、《紅樓夢》和《聊齋誌異》，其中蒲鬆齡的生花之筆，更使他傾倒不已，浮想聯翩。
當常任俠十五歲的時候，上海的老《申報》副刊文章深深地吸引著這位少年，“新式”的文體，開朗的思想，使這位穎上男兒為之讚呼向往。他在毫無遺漏地剪貼《申報》副刊的同時，還向上海訂閱了《學生雜誌》，其中楊賢江的文章，給了他不少影響。
當“五四”運動的東風吹遍長江南北，革命號角響徹大河上下的時候，頭腦裏渴求“德先生”(德謨克拉西即民主)“賽先生”(賽因斯即科學)的常任俠，已經不能再在閉塞的穎上縣待下去了。皖北小城那令人窒息的空氣，使這個追求進步，熱切向往新的文化知識的少年，憧憬著外麵的廣闊世界。他巴不得一下子就飛向那個五彩濱紛、生氣勃勃的世界，去學習嶄新的知識，跨入“救國救民”的行列。
就在偉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的第二年，常任俠隨他姑母的兒子到南京去上學。他走出了潁水灌溉的地方，來到了經曆過六代豪華的秦淮河畔。他的眼界不僅驟然為之開闊，而且心情也為之一振。
那時，作為民國十一年的標準，南京的東南大學以及附屬中學，被人們普遍看做是第一流的學府，不問可知，常任俠千裏負笈來到人才濟濟的石頭城，其目的當然也在於投考“東大附中”。但是，想不到此時，“東大附中”的招生時間早已過去。學校既然已經放榜，那麼任你怎麼央告哀求，也都是無濟於事了。
天無絕人之路。處於困境中的常任俠正碰上新成立的南京美術專門學校招生，於是他來到秦淮河畔大石壩街的江陰會館報考南京美專。不幾天之後，南京美專第一期發榜了，在五名正取生之外，常任俠是唯一的一名備取生。不過，作為私立學校，備取生隻要繳夠學雜費和食宿費，照樣也可以入學。
早在潁上的時候，常任俠就以舊詩詞“桐城派”文風聞名於故鄉。如今，他來到了人文薈粹的石頭城，眼界放得空前寬廣，文思自然來得格外敏捷酣暢。他在南京美專辦的雜誌上發表了古體詩，得到師生的讚美。他也在南京的報紙副刊上寫文章、新詩，搞新演劇運動，還為北平的報刊寫通訊。
二十年代中期，東南大學文學院曾經聘請梁任公講《楚辭》，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華時，也曾到“東大”講詩歌。常任俠就是以青年詩人的姿態到校聽課的。常任俠的興趣十分廣泛，當羅素、杜威等外國學者到寧講學時，他也去聽講學習。廣事涉獵，充實自己。
北伐戰爭後，東南大學改為中央大學，常任俠經文學院中文係主任汪東的推薦進入“中大”攻讀文學。
然而，1927年夏季，正當北伐戰爭進展到長江下遊的時候，他投筆從戎參加學生軍北伐。蔣介石背叛革命後，重入中央大學文學院當了特別生，畢業後留校任附中高中部主任，1934年與汪銘竹組織“土星筆會”，發行《詩帆》月刊。1935年春東渡扶桑，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大學院，潛心研究東方藝術史，1936年底返國。
身在異鄉，心係祖國
1945年冬，常任俠應聘赴印度泰戈爾創辦的國際大學任中國文化史教授。國際大學位於印度加爾各答市郊區的維斯瓦·巴拉蒂。常任俠是第一個應聘到維斯瓦·巴拉蒂去的中國籍教授。在此以前有過中國學生而沒有中國教授，常任俠接受的任務也很不一般，除去講授中國文化史、藝術史以外，還得兼授日語方麵的課程，因為在他到達“國際大學”的時候，僅有的一位日本教授回國去了。
常任俠原本是個頗有創新精神的學者，如今到了一個“創世紀”式的新環境，他時而用英文，時而用日語，甚至時而也用簡單的漢語講課、對話，忙得不可開交，但卻深深感到“此間樂，不思蜀”的心情。維斯瓦·巴拉蒂的上課方式是啟發式、談話式的，既沒有注入的形式，也沒有固定的課堂。經常實行露天授課，在古樹下各抒己見的對話式講學；有時過路的牛群衝散了正在熱烈辯論的師生，陣雨和狂風往往迫使師生轉移他們的上課地點……種種新穎的事物，無不使受夠了國民黨反動派壓迫的常任俠感到心情暢快。他覺得，到加爾各答郊外的維斯瓦·巴拉蒂來，真是太好了。既能推動中印文化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又可能趁此機會，休養一下疲憊不堪的身心。自從蘆溝橋的炮聲響起，他從武漢到重慶，又從重慶到昆明，多年以來在蔣介石的獨裁下頂風苦鬥，怎能不使這位41歲的學者感到困頓而又勞累呢?在這裏，這十足田園風的維斯瓦·巴拉蒂，既沒有CC派黨棍，又沒有殺人不眨眼的“軍統”劊子手，更沒有偽善的“第三種人”之流的家夥來糾纏搗亂，這是多麼幸福而又輕鬆愉快的日子啊!?
常任俠在這座沙漠的綠洲裏，過著平靜而安適的生活。一麵上課，一麵研究古老的印度文化和精彩而又博大的佛教藝術。但是，他卻無時不在思念祖國。一想到那被侵略戰爭和國民黨法西斯政權摧殘得千瘡百孔的家園，就不禁感歎不已。每一聽到國內人民“反內戰，反饑餓”的思潮，和文化、學術界的老朋友們爭取民主和人權的鬥爭吼聲，常任俠就忍不住責問自己：“難道說，你有權在這平靜的維斯瓦·巴拉蒂長期住下去嗎?誰允許你在海外搞些為學問而學問、藝術而藝術的工作，而置祖國的命運和同胞的疾苦於不顧嗎?”有時，夜深人靜，常任俠憑窗望著月光下安靜的和平村，看著那一排挺拔繁茂的菩提樹的投影，心情就變得格外沉重起來。此時此刻，國民黨匪幫正在打起那麵“戡亂”的破旗，向解放區大舉進犯，在各地屠殺革命群眾、進步人士……想到這裏，他仿佛看到了撫育自己成長的祖國大地上，流淌著戰士和無辜者的鮮血，不禁打個寒噤。難道說，自己能在異國的土地上對這些驚心動魄的事情袖手旁觀嗎?想到這裏，一個強烈的念頭湧上了他的頭腦：“我不能當逃兵!為人民和正義的事業，我應當在這裏，在遠離祖國大地的西孟加拉邦繼續戰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