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辱使命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胸懷宏圖大略，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廣召人才，遠在加爾各答的常任俠接到周恩來的電報，激動得涕淚交流，立即舶載書籍和資料，鯨波萬裏，經緬甸、檳城、馬來西亞、新加坡曆盡艱辛來到華北解放區，在天津港下船後，忽見紅旗映日，秧歌盈路，心情十分激動，口吟七絕一首：“遠離國土久飄零，雪壓長鬆歲幾更。初見紅旗忽下淚，何人知我此時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常任俠應老友徐悲鴻邀請擔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兼圖書館館長。在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下，1957年，常任俠作為中國文化代表團代表，隨楚圖南團長出使友好鄰邦尼泊爾，在這前一年，國務院委派常任俠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赴印度參加由聯合國舉辦的“世界佛教藝術展覽會”。
當時，我國尚未參加聯合國組織，盤踞在台北的蔣介石集團還竊據著紐約成功湖畔的中國席位。常任俠心裏很清楚，此去印度談不上懷舊訪古，在新德裏等待著他的將是一場嚴峻的鬥爭。
果然不出所料，常任俠到達新德裏，立即發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辦展覽的官員，竟然下令把中國和西藏的佛教藝術展品分別陳列，儼然作為兩個獨立的國家來安排。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自治區，怎容反動派和懷著有成見的人加以歪曲!於是，常任俠代表中國人民在會議上義正嚴詞地提出了抗議，他對在場的美國籍、印度籍的官員侃侃而談：“西藏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正如同你們美麗的加裏佛尼亞州屬於美利堅合眾國，而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西孟加拉邦是印度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容他人割裂一樣。我要求馬上把這裏的西藏館並入中國館，否則新中國堅決退出這次展覽會!”
一席話迫使聯合國的官員及時糾正了自己的錯誤，在聯合國主辦的展覽會前麵，第一次升起莊嚴豔麗的五星紅旗。
“世界佛教藝術展覽會”開幕之日，兩位被信徒稱作“活佛”或稱“神王”的班禪、達賴應邀以“聖者”的資態出現在展覽會。一時間，印度的佛門弟子、信男信女無不匐伏在地，吻著他們的長袍，請求賜福。常任俠代表卻迎上前去，一手挽著一位“活佛”在群眾歡呼聲中繞場一周，這一行動引起了紛紛議論。在場外國記者對常任俠提出質詢，問他這位無神論者，何以如此不尊重這兩位“神王”?常任俠對他微笑著說：“這裏不存在什麼無神論與有神論的問題，也不存在對活佛、神王的尊重與否的問題。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剛才你們見到的場麵，可以加上這樣的標題：中國代表常任俠偕中國公民班禪及達賴在中國佛教藝術展覽館內參觀，他們三人攜手同往、繞場一周……”
常任俠就這樣不辱使命地完成了敬愛的周總理親自交付的任務，為中國人民爭得了尊嚴和應有的榮譽。
春光明媚攀登忙
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闊步前進，象王進喜、郝建秀這些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奮力戰鬥他在他們自己的生產崗位上那樣，50年代的常任俠並沒有因為自己是歸僑中間的頭麵人物、是老知識分子、又是老民主黨派領導成員而“優待”自己。作為美術史專家，他也和全國工農一樣，在自己的陣地上奮發猛進，展開了高速度、高效率的研究、創作和教學工作。“小夥子”一般的體魄和毫無衰退的神采，保證了常任俠的全麵躍進!
可以粗略地計算一下，他既要教“美院”的中國學生，又要給來自東歐、拉美和亞洲的外國留學生上課。此外，美術學院圖書館的工作也得親自過問。照道理說，上述的工作量已經不少了，而常任俠對自己提出的要求遠遠不限於這些方麵，他在業餘時間還要從事創作和研究，甚至兼作翻譯工作。如任俠持續研究“絲綢之路”的有關課題，改寫、補充他早年的《漢唐之間東舞百戲東漸史》，寫作《日本繪畫史》和一部介紹東南亞各國佛教藝術的著作。
按上麵所列的工作量來說，一個年過半百的人已經應當是不勝其沉重了。可是常任俠卻並不以此為滿足，他還主動地參加了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的活動，並擔任了該會的理事。至於，應邀到某些圖書館、博物館、研究所去作學術報告，講授“印度阿旗大的石窟佛教藝術”之類的專題，那就更不在話下了。
常任俠熱愛黨、熱愛人民的事業，由此獲得了眾多的社會威望和榮譽：他是“中僑委”委員，全國僑聯常務理事；北京市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兼文教委員，“民盟”北京市常委；“作協”、“美協”的積極分子；亞洲學會理事，中尼友協理事和中國佛教協會的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