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經濟對工業化過程的拖拽與外部壓力導致的結構扭曲。我國工業化過程中產業結構的非良性化和非優化趨勢還存在兩方麵不可忽視的客觀原因。一是自然經濟對工業化過程的拖拽。我國是一個具有幾千年自給自足自然經濟曆史的國家，其工業化是在對小生產的瓦解非常不充分的基礎上起步的。由此形成了大城市經濟和廣大農村經濟的長期隔絕發展、工業與農業的各自封閉的生產狀態。20世紀50年代“加快內地發展”和60年代後期“三線建設”的過程中建立的工業生產基地不僅沒有打破這種格局，反而在很多地區形成了“二元經濟”狀態。分工與交換發展成為了城市經濟自身的要求，重工業的武裝對象就是重工業自身。80年代以前“重工業自我循環”結構形成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大機器長期無法打破自給自足的經濟體係而被迫選擇自我擴張。二是外部壓力導致的結構扭曲。建國後外部敵對勢力的長期封鎖是國民經濟不得不選擇封閉式結構係統的重要客觀原因。
——對“生產優化”原則的絕對化和對產業政策的神化。我國既有的工業化戰略還存在著把一些本來符合規律的選擇絕對化的傾向，由此也導致了產業結構的非良性化和非優化。按曆史順序，可以歸納為早期對“生產優先”的絕對化和後期對產業政策的神化兩個方麵。“生產優先”本來是各國工業化過程中的共同選擇。一方麵，工業化首先是生產領域的革命過程；另一方麵大機器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必要性必定要求國民財富向生產領域集中。但生產發展的同時必定要求消費的發展；生產率的大規模提高必定要求流通與交換範圍的不斷擴大。我國原有的工業化戰略曾長期把“生產優先”絕對化。不僅片麵地強調“先生產、後生活”，而且長期“重生產、輕流通”，甚至形成為“生產資料優先發展”，“為生產資料生產的部門優先發展”的結構選擇戰略。產業政策本來是糾正“市場失敗”、通過政府幹預促進資源優化配置的有效手段，但我國在自己的工業化戰略中曾一度出現把產業政策神化的傾向，一方麵過高估計產業政策的效力，由此導致了資源配置的無序狀態和區域產業結構趨同化傾向；另一方麵把產業政策視為可以替代市場的機製力量，遲滯了要素在產業間流動的市場化過程。
(二)殘缺不全的產品結構
1.我國鋼鐵工業的產品結構狀況
“八五”期間，我國鋼鐵工業在保持鋼產量持續增長、市場占有率穩步提高的同時，通過引導投資方向的增量調整，使鋼鐵工業結構的合理化取得了重要進展。在“八五”期間，鋼鐵工業用於提高產品質量、改善品種結構的投資逐年增加，1996年已占到當年行業新增投入的60%，先後建成了太鋼、攀鋼、梅山鋼鐵公司三套熱連軋機和寶鋼的1580毫米熱連軋機組，本鋼、攀鋼的冷連軋機組；完成了武鋼矽鋼改造工程；天津無縫鋼管公司、北滿鋼廠、上海鋼管廠、衡陽鋼管廠、大冶鋼廠等現代化無縫鋼管生產線。作為增量調整的結果，這一期間新增板材生產能力1200萬噸，無縫管生產能力120萬噸。國民經濟急需的一些關鍵鋼材品種，如：重軌、石油專用管、冷軋矽鋼片、冷軋薄板、鍍鋅板、造船板、軸承鋼、齒輪鋼、礦用鋼絲繩、低鬆弛預應力鋼鉸線等生產能力和自給率得到大幅度提高。鋼材品種結構明顯趨於改善。但即或如此，由於相對於鋼鐵工業龐大的存量資產與生產能力來說，增量畢竟非常有限。從總體上看，仍不能適應國民經濟發展和市場的需求。產品結構的供求矛盾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麵。
——鋼材生產能力的板管比全部鋼材品種中板材和管材所占的比例，衡量鋼材品種結構先進程度的重要
指標。與世界先進水平和需求結構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根據世界上一些主要產鋼國的情況，鋼材生產和消費的板管比在工業化過程中是逐步提高的。目前幾個主要發達國家中鋼材供求兩方麵的板管比都達55%～60%。我國鋼材消費有著明顯的發展中國家特點，在目前和今後較長一段時間裏，仍將以建築用長材為主，因而需求方麵對板管比的要求尚不會達到發達國家的程度。但問題是到“九五”初期，我國供給方麵的板管比水平更低。1996年，我國鋼材實際消費的板管比為44%左右，而鋼材生產的板管比隻有38.7%，而且其中有相當部分是由疊軋薄板軋機、76無縫鋼管軋機等將被淘汰的軋機生產的。平衡產品結構的矛盾隻能依靠進口。“八五”到“九五”初期，我國進口鋼材的板管比一般都在70%的水平。
——部分高附加值產品的市場占有率過低。“九五”初期，我國鋼鐵工業品種結構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在一些高附加值鋼材品種上，國內企業缺乏市場競爭力，市場占有率低。據對轎車用冷軋深衝板、集裝箱板、不鏽鋼板、鍍鋅板、冷軋矽鋼片及石油管等11個用量較大的高附加值鋼材品種的市場調查，這些產品近一半的市場份額被進口鋼材占領，國產鋼材市場占有率隻有50%～60%，個別品種不到30%。
——普通建築用鋼材生產能力大於需求，但真正能夠滿足市場要求具有競爭力的生產能力利用量不到一半。以建築鋼材中最大的品種小型材為例，1995年底我國小型材的生產能力為4378.2萬噸，而1995年國內小型材的實際產量僅為2471萬噸，生產能力僅利用了57%。
國家生產的低合金鋼全部為高強度鋼，其產量占鋼總產量的比例一般為12%～15%，按相同口徑統計我國僅為4.9%，產品結構的先進性差距相當明顯。
2.我國紡織工業的產品結構
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我國紡織品消費結構出現了由數量消費為主向質量和選擇性消費為主的轉變，從服用消費為主向服用、裝飾、產業用並行發展的轉變。這一市場消費結構的變化趨勢使我國紡織工業產品結構不合理的缺陷明顯暴露了出來。一是服用產品過分集中，裝飾、產業用紡織品相對不足。1995年我國服用、裝飾、產業用紡織品三大結構比為70∶19∶11。這種產品結構狀況與世界市場上三大領域結構三分天下的格局有相當大的差距。二是在服用產品結構中，中低檔產品相對過剩，而精加工、深加工、名優產品相對不足。在高質量、多功能、時尚化、個性化的社會需求增長過程中，我國紡織產品結構調整未能跟上新一輪消費結構變化。據中國服裝總公司對目前國內服裝市場的調查表明，35.5%的消費者對服裝款式不滿意；20.9%的人對質量、麵料不滿意；26.7%的人對型號不全不滿意；16.9%的人對服裝價格的合理性不滿意。
(1)改革滯後，產業自我調整能力低。
我國紡織工業中的大中型企業大都是國有企業，由於在體製改革、生產經營機製轉變方麵步伐緩慢，作業方式仍停留在大批量、長流程、慢反應層麵上，對市場需求的多樣化、短周期、快流行難以作出快速反應。在麵料結構上，由於差別化、功能化纖維在化纖中的比率偏低，紡織產品仍隻能以常規性產品為主，裝飾、產業用紡織品發展緩慢。在傳統產品方麵，技術工藝改進缺乏動力，生產發展以中低檔產品、低水平生產能力擴張為主，服用麵料中的色差、緯斜、縮水手感等主要問題長期不能解決。產業整體缺乏自我調整能力。
(2)國際競爭力趨於下降。
“八五”期末，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的增幅趨於下降。據海關統計，1995年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額為379.4億美元，增長率為6.5%，比1994年的增幅31.02%下降了24.2個百分點。1996年，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額為371.48億美元，比1995年又下降了1.9個百分點；其中紡織品下降幅度達14.9%。這種出口鈍化的信號表明我國紡織工業競爭能力已經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
導致紡織工業競爭能力下降的因素是多方麵的。
從國際紡織品貿易環境看。自90年代初起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的紡織品出口大國。與此同時，以美國為代表的工業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也進一步升溫，“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日益明顯，降低配額增長率、擴大受配品種範圍，以法律手段反“傾銷”等阻礙發展中國家紡織品向發達國家輸出的非關稅壁壘不斷加高。1994年，隨著北美貿易自由協定的生效，美國從加拿大進口的紡織品數量增加了18%，從墨西哥進口的紡織品增加了31%，而同期從我國進口的額度隻增長了3.5%，進口量下降了3%。
從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看。一方麵我國紡織工業是國民經濟中最先被全麵推向市場的產業，另一方麵產業的原料供給和產品外銷兩端的市場化程度進展不快，從“九五”開始，為糾正前期對棉花等原料的過度競爭，國家政策明顯帶有向計劃體製回歸的色彩，而出口配額管理的“外貿買斷”格局亦長期沒有衝破。產業內部的國有企業轉軌改製進展遲緩，地方保護主義驅動下的生產能力無序擴張未能得到有效製止。由此造成了紡織工業發展過程中“兩頭不暢，中間不活”的困境。從“八五”起，棉花價格節節攀升已造成了棉紡企業用棉成本的大幅上漲，至1995年，我國棉花價格已高出國際市場25%。我國紡織原料的成本優勢已變為成本劣勢。外貿體製改革不充分造成出口配額的管理和分配不合理，紡織生產企業有產品無配額，外貿公司有配額而無產品。由此導致的出口配額的黑市買賣嚴重地挫傷了出口紡織品生產企業的積極性，也影響了紡織出口效益水平的提高。
從紡織工業自身看。在原料價格優勢喪失的情況下，產業國際競爭能力的提高隻能將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和要素的優化重組。其核心是充分利用有限的增量資金投入來加快技術進步，實現產業的技術結構升級和產業內部結構的優化。從我國技術引進和消化吸收的實際情況看，1993年的紡織機械進口額為35.6億美元，約為同年國內紡織行業銷售額的3倍。由於在引進過程中缺乏消化吸收、自我提高以及係列化、配套化的相應措施，出現了有先進的技術裝備而無與之配套的工藝技術和開發人員，用昂貴價格購進一流的設備，而生產出二流乃至三流的產品等現象。花費巨資改進了生產手段，但產品中的技術含量仍處於很低的水平。這也是紡織工業國際競爭力趨於弱化的原因之一。
(3)產業組織結構亟待調整。
從技術、經濟特點和生產工藝的發展趨勢看，紡織工業的效率、效益提高與產業組織結構優化關係密切。資源因素優化組合的基本方向是利用規模經濟和名牌效應，發展集約化水平很高的名牌企業或大的企業財團。我國紡織業的產業組織結構現實特點是布點分散、規模偏小，即使是集團化企業也普遍存在著“團而不集”的現象。如我國現有化纖企業470家，年生產能力在10萬噸以上企業僅2家，1萬～10萬噸的企業80家，這兩檔規模的企業在全國化纖企業總數中隻占17.02%；0.5萬噸以下企業299家，比重為63.62%。1993年全國4131萬棉紡錠分布在2009個企業中，平均每個企業棉紡錠隻有2.05萬錠。10萬錠以上企業僅占企業總數的2.39%，3萬錠至5萬錠的企業占13.58%，1萬錠至3萬錠的企業占31.93%，不足1萬錠的企業占棉紡企業總數高達42.6%。這種小而散的企業組織結構狀態不僅使有限的技術改造投資難以形成大麵積的技術擴散，也使商標和名牌效應難以形成。因此，加快產業組織結構調整是跨世紀戰略發展過程中提高紡織工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措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