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公款，收公款，送者收者都是官，我是小小老百姓，這些都與我無關”——百姓如是說。近年來，腐敗現象一直成為人民群眾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反映出共和國公民可貴的主人翁責任感。公款送禮被輿論抨擊多年，但是卻越送檔次越高，百姓都懶得再說了，說了也沒用，至多編幾句順口溜痛快痛快嘴而已。加之一些領導對此受益匪淺，對此風姑息放縱，有的案件不了了之，有的舉報人遭受打擊報複，因而群眾對此隻得睜一眼閉一眼，這就使得公款送禮更加有恃無恐，愈演愈烈。
(四)緣於公款的奢侈之風
沿海地區發展起來以後，先是“BP機”，後是“大哥大”成為一種財富和地位的象征。眾多的政府和企業的官員自然不想做“二等公民”，紛紛裝備起來。這方麵也有一個權威的統計數字：“八五”期間配備尋呼機、移動電話的費用年均增長59%。當然，通訊工具的改善，有的的確因為是工作上的需要。但是在一些貧困、偏僻、很少與外麵聯係的地方，不少人也手持具有“全球通”、“漫遊”功能的“大哥大”四處招搖。安徽一個貧困小鎮，持有“大哥大”的幹部竟有27人，裝備一個“大哥大”需要上萬元，每年使用費得數千元，這個貧困鎮僅“大哥大”一年就要耗費數十萬元!這種擺闊現象不得不使人感到震驚。江蘇鹽城市早在1995年底，一次封存的不符合政府有關規定的“大哥大”就有1688部，一年可節約資金90萬元。
近幾年地方縣改市的比較多，一些地方便趁機另起爐灶，重建“新居”，有的縣縣機關本來設在本地區的一個城市裏，現在更是不能再“寄人籬下”，把縣屬機關一古腦地搬出來，在郊區另建“新區”，建築檔次大大提高，頗有“現代化”水準，一筆寶貴的發展資金就這樣花費掉了。說來奇怪，現在說起反對奢侈、反對浪費，有不少人是不以為然、而且有一套“理論”的：
“吃點喝點，人之常情，也不是貪汙受賄。”
“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吃喝裏麵出金錢”、“吃上一頓飯，省下一二萬，喝上一頓酒，省下九千九”、“不吃不送，效益不動。”
“公款花在吃喝上，還可以促進消費”；“高消費能促進生產”；“能花才會賺，幹事業浪費一點在所難免。”
“虧損企業的領導也要用車跑業務，用電話(大哥大)聯係工作嘛”；“沒有排場怎麼能招商引資?”……
這種種“浪費有理”論，反映出今日不少人對浪費現象的漠然態度，更說明有的人已經走進了一個認識誤區，這是奢侈形成風氣的一大原因。揮霍浪費得以興起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大量可以用公款消費的條件的存在，這是揮霍浪費現象滋生和蔓延的物質基礎。
人們說：“再大的大款也不如公款。”的確如此，揮霍浪費現象之所以大量存在，屢禁不絕，就是因為有公款的支持。吃喝送禮，隻要是有公款“撐腰”，氣魄就非同等閑。近些年各地建的高檔飯店，隻要中紀委查得緊，營業額就下降，經營就蕭條，似乎成了中國高級飯店的一個“經濟規律”。比如，1996年中紀委加大了查辦吃喝的力度，靠公款消費支撐的高中檔飯店、舞廳，一般營業額下降幅度為30%～50%。飯店業的經濟運行周期與中紀委有關，恐怕在中外經濟學領域尚無人研究過。
不隻是飯店，其它高級娛樂場所也遵循這一“規律”。據調查，全國大飯店、桑拿廳的營業收入68%來自公款消費。1996年3月，有關部門對上海31家保齡球館進行調查，1891筆保齡球生意中，1341筆是用企業支票結帳的，占保齡球生意總數的70%。
近幾年，機關經費平均每年遞增21%，目前全國一年已近40億元，但是絕大多數機關還是感到經費拮據，不少機關負債累累。那麼，機關經費哪裏去了?”其他的浪費不用說，顯而易見的如“車輛費”，全國有“官”車幾百萬輛，養活一輛小車一年至少要兩萬元，全出自公費。有一個縣有大小公車800輛，僅小車一年開支就達400萬元，占這個窮縣一年財政收入的12%!至於迎來送往的“招待費”就更不能少，這已成為吞噬公款的一個“黑洞”。對公款的管理不嚴，法製不健全，助長了公款消費的居高不下。現在各單位都在搞實體，搞創收，帳號滿天飛，“小金庫”到處設，再有多少規章製度都成了一句空話，何況，禁止鋪張浪費的規章本身就很不健全呢?
(五)“造節”“炒星”，人為的公款開支
據美國《僑報》載稱，人工“造節、過節”在當今中國大陸正在成為一種新時尚。現今，節日之多也幾乎達到了泛濫的地步。如果說，中國大陸天天在過節，這絕不是聳人聽聞的誇張。僅1992年一年，全國各地見諸報端的各類文化旅遊節就有580個，全年過節1600個，1993年這種人工造節的勢頭仍是有增無減。
從規模看，這種人為製造出的節日，有省級節、市級節、縣級節，甚至還有鄉鎮舉辦的節慶。從內容區分，有弘揚特定地域文化的：如敦煌文化節、黃山旅遊節、三峽藝術節；有專旨某一藝術門類的：如龍舟節、仙鶴節、瓊花節、小棗節、青銅文化節、古城藝術節，啤酒節、白酒節、葡萄酒節；有借助古代名人效應的：如孔子文化節、李時珍醫藥書等。林林總總，蔚為大觀。
近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各地尤其是內陸地區形成了一種發展經濟的迫切感，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擴大本地區知名度、吸引外資乃成為一種共識。“文化搭台，經貿唱戲”被普遍視為對外聯係的最佳紐帶。人工造節於焉而興。於是大家仿效，終於形成了這種全國“過節”的局麵。文化節當以弘揚地域文化為魂，可相當多的節卻缺乏鮮明的地域特色，牽強附會給人以名不符實的感覺，如一些地方的沙灘節等。還有大量的節雷同，甲地過了乙地辦。1996年6月，僅沿江城市的龍舟會就有四五個之多。至於全國範圍的武術節、雜技節、桂花節之類更是過不勝過。結果往往是一陣熱鬧過後“人散曲終”難以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辦一個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一些城市尚不具備這種能力，主辦者往往隻注重氣派、排場，而忽視實際效益，個別城鎮甚至為“過節”而負債，由此，一些節隻能是首屆熱鬧一下，便無疾而終。一些主辦單位為了突出“經貿唱戲”的成績，不惜弄虛作假，將一些事先安排好的老客戶拉來“簽訂單、訂合同”，以營造氣氛，這幾乎成了心照不宣的保留節目，盲目辦節之風也助長文化攀比心理。各地為炒同一題材的搶節現象時有發生，爭論焦點常常令人啼笑皆非，不惜訴諸極端。
在我國，有些地方不僅辦“節”興趣不減，更用高價聘請一些所謂影星、歌星和電視節目主持人捧場助興。哄炒之下，這些“星”們的出場費越要越高，架子越來越大。一位電視節目主持人在東北的一台晚會上說了一段3分鍾的笑話，要價是11萬元。
辦“節”的決策者大都是當地的“父母官”或效益好的企業的廠長、經理，他們辦“節”為的是“文化搭台，經濟唱戲”，邀請明星或知名度高的電視節目主持人，可能是為了取得所謂的“名人效應”。但是，人們不僅要問：邀請這個“星”、那個“星”，真能取得多麼輝煌的成果嗎?
有多少客商是為看什麼“影星”、“歌星”和“節目主持人”的?!你這裏條件好，沒有明星參加生意人照樣做生意。你投資環境條件不好，明星再多，主持人再有風采，客商照樣不和你做生意，吃喝玩完了，就跟你“拜拜”。而且有眼力的客商，得知你這裏花起錢來毫不計算時，就會覺得“敗家子”多，不願合作，不敢合作。
大陸的“追星族”雖多，但絕大部分沒有到肯花二三百看一場演出的富裕程度。因此，“明星”身價暴漲，最主要的還是“公款‘炒’星”的怪現象所致(據調查，其費用70%～80%出自公款)。那些一擲百萬金舉辦“××節晚會”的地方領導們，那些肯花百八十萬元讚助費買幾百張“××歌星演唱會”入場券的企業家們，都應該仔細想一想：這些錢一分一厘都是老百姓向政府納的稅，都是職工們辛苦勞作創造出來的財富。花要花得適當，用要用得其所，絕不能為了點綴門麵而大方出手。
據了解，歐美國家的廣告法規就明確規定，證人廣告中的證言必須與事實相符，向消費者推薦產品或服務的證人，無論是明星、名人還是專家權威或普通人，都必須是產品的真實使用者，否則就被認為是欺騙。對此，我國有關方麵是否也該立個規矩，有個章法才是呢?
(六)吃藥看病，公費開支不花錢
中國的公費醫療製度開始於20世紀50年代，目前全國約有1.7億人享受公費醫療。由於國家全包，個人不承擔風險，加上製約機製的軟弱，許多人輕鬆地躺在國家的錢袋上隨意享用各種藥品和醫療服務。城裏人“看病不用錢”被當作是“最後一點社會主義優越性”以至於當求職、吃菜、買糧、住房、養老等都開始向市場機製轉化時，醫療仍在計劃體製上“睡大覺”。“七五”期間，全國職工醫療費用年增長率高達23%，大大超過了同期經濟發展速度，嚴峻的現實已促使我們不能不做出這樣的選擇：改革公費醫療製度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