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研究者指出，中國自1985年以來的資本外逃占外債增長比例達到52.3%，超過了20世紀80年代世界上15個債務負擔最沉重的國家資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而且在進入90年代以後接近甚至超過了每年新增的外債額。這種資本大量外逃使得中國成為委內瑞拉、墨西哥、阿根廷之後的世界第四大資本外逃國。
換言之，在中國政府大量向國外舉債的同時，卻有超過一半的資本通過各種途徑流失，也許是永久性地“消失”在國外。英國倫敦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顧問沃爾先生在一份給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從1989～1995年間，中國長期資本外流的總量可能超過1000億美元，其中約有500億美元是未經政府批準的，“不是所有長期資本外流都經過政府批準。大部分長期資本是通過非法轉移的形式流到國外的。這從國際收支資本帳戶中出現的大量‘誤差和漏洞’中反映出來。這種資本的數額從1989年的3.3億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178億美元(包括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沃爾還指出，到1994年為止，中國在海外已建立了將近1萬家企業，遍布全世界各地，但投資主要集中在香港、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事實證明，中國非法的資本外流是香港等地的重要資本來源，據估計，到1995年為止，中國企業和個人在香港投入300～400億美元的資本。
我國資本外逃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為資金持有者的財富來源不正當，二是因為不少人將資本外逃當作侵吞國有資產的一種有效而風險較低的途徑。
資本外逃對中國的影響目前尚難以確切估計，無法判定它最終對國家造成的後果到底會嚴重到什麼程度。但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經濟學家羅斯托在其著名的“經濟成長階段論”中斷言，經濟起飛的必要條件是淨投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遞增到10%以上。誰都清楚，淨投資的增長必須要以社會資本的積累為條件。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在其著名的“二元經濟理論”裏同樣強調經濟發展的關鍵是資本積累。
我國現在從總體上來看，還處於資金饑渴階段，在這種情況下，大量資本外逃毫無疑問對中國經濟產生了極大的負麵影響，影響之一是削弱了政府的稅收以及向部分國有資產征稅的能力。近3年來，我國已成為第二世界頭號引資大國，國際收支狀況已嚴重偏離常態。過多的外彙儲備使得本可以大量利用的外彙資產，在客觀上限製了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速度。在國家付出高額的機會成本借貸外資的同時，這邊卻不斷有巨額資金流出並消失在國外，其後果不言而喻。
從國際經驗來看，資本外逃嚴重時，可成為導致國家破產的一股力量。更重大的代價是在未來數十年中，國家的信用等級在國際社會中將大大下降，這方麵有墨西哥的經驗教訓為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調查報告指出，1994年爆發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其導因在於墨西哥本土的投資者資金外溢所造成，而不是市場所推測的那樣，是外國投資者因墨西哥政局不穩而爭相拋售比索所致。資料顯示，1976～1994年這18年間，墨西哥資本外逃與外債增加額的比重為62.7%，位居世界第二位。墨西哥金融危機引致的後果相當嚴重，所以我國絕對不能對日益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掉以輕心，沒有任何理由說明中國的資本外逃不會引發金融危機，尤其是1997年7月泰國金融危機發生以後，更要采取手段遏製資本外逃現象，並將這一點作為切實防範金融風險的措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