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波過後的思考
“破產”在中國的經濟生活中如同引爆了一顆顆“炸彈”。它產生的強大衝擊波將人們頭腦中國有的傳統觀念和不合規律的美好幻想統統一掃而光。人們不得不在痛苦中摸索：未來的出路在何方?
(一)強大的衝擊力——“重針破產案”對人們思想上
的震動在重針總廠破產宣告後，國內先後有20多家省市報紙作了報導；國際上也有10餘戶報紙、電台作了報導。
社會各界對“西南針織王”破產，眾說紛紜，反響強烈，用“一石擊起千重浪”來形容並不過份。當時，這件事成了特大新聞，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國掀起軒然大波，猶如強大的衝擊波，在企業破產寥若晨星和破產機製尚未建立的大地上震蕩著：破產企業職工的困惑、廠長的苦悶、群眾的議論、社會的共鳴、官員的思考、學者的探討——彙集成“中國企業破產觀念更新大辯論”的洪流。它並不管你是否讚成、接受、願聽或是不願聽!強大的破產衝擊波，激發出各種關於破產的社會效應。
1.它迫使企業職工接受現實、更新觀念
重針廠破產的經曆，也可以說是該廠全體職工從反對破產到接受現實、進而更新觀念的痛苦經曆。
1991年，當重針總廠處於巨額負債和企業半癱瘓狀態時，有人提出破產償債的設想後，職工們不以為然，他們不相信曾經“紅紅火火”、具有40年曆史、為國家做過較大貢獻的國有企業會垮台，更不相信國家會批準這戶“西南針織王”破產，也不情願看到“狼”(破產)會來。職工心中想的是：即使企業破產，國家總要給飯吃、給出路。這不能怪職工，因為企業幾十年來都是太太平平地在國家“統購包銷”體製下走過來的，經營無風險，企業無死活，職工一旦進入國有企業，就吃定皇糧、拿鐵工資。因此，該廠職工心態，就是在企業停產期間也顯得“異常平靜”，他們對“社會主義不會失業”深信不疑，所以盡管企業瀕臨破產時，也無大的後顧之憂。顯然，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一度被曲解了。
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須堅持按優勝劣汰的競爭規律辦事，而客觀經濟規律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當職工們得知企業正式提出破產方案、申請破產、法院受理後，才意識到“狼”真的來了。於是，以老職工、退休職工為代表的多數職工堅決反對破產，同時指責領導決策失誤、官僚主義、治廠不嚴，說重針總廠負債，是企業外部環境惡劣、紡織宏觀管理失控造成的，提出“破產不是路，全力救重針”，要求國家向重針“輸血”，給優惠政策，使企業“返老還童”。在1992年6—7月間，職工們的抵觸情緒達到高潮，職工心中積壓的怨氣爆發出來，將在食堂就餐的工作組成員層層圍住，市紡織局領導前去做工作也被職工“扣”住辯論破產與否近37個小時。事後，職工又要廠長書記到法院請求撤銷破產申請。
當然，作為企業的廠長、書記、誰願企業“裁”在自己手裏呢?可不破產又有什麼辦法呢?正如1992年8月28日的第一次債權人大會上，羅素明廠長在回答債權人提問“是否隻有破產一條路”時講道：“企業曾苦苦掙紮過，但因目前紡織品市場疲軟，經營夥伴離去，嚴重資不抵債，隻好申請破產。”
企業破產，職工的不滿情緒免不了要“發”在廠長、書記身上。據羅廠長、劉書記介紹，他倆“飽嚐了企業破產帶來的陣痛、委曲、內疚、負罪感……”，其“茶飯不思、見記者就躲”的狼狽局麵，將“今生今世難忘”，痛苦心情亦可想而知。正如市領導在“6.20”重針幹部大會上講的，一個工廠破產了，慘呀!市委、市府有教訓，紡織局有教訓，貸款的人有教訓，批項目的人也有教訓，工廠內部也有教訓。
據反映，該企業破產給職工心理上的損害和精神壓力並不輕鬆。企業真破產之後，不少職工一度悲痛哭泣，長夜難眠。廠財務科一女職工當聽說企業破產時，就在辦公室當眾扶案傷心地失聲痛哭了一場。廠子弟校有300多學生，聽說企業破產，師生將成“無娘兒”，一度師不思教、生不思學，教學秩序受到一定影響。
論理講，搞市場經濟，競爭中企業有“死”有“話”，職工是知情達理的。但真要自己所在的企業“死”，那思想彎子就難轉，工作也相當難做。市領導和有關方麵針對職工思想情緒，做了大量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幾經反複向職工宣傳企業破產的目的、意義，使職工開始懂得企業破產是市場競爭優存劣汰的結果；是全國紡織業控製總量、調整結構的需要；是城市經濟優化資源配置、發展新興產業的需要；也是重針廠破產償債、起死回生的需要。多數職工感到大熱所趨、別無選擇，才從反對破產到麵對現實、接受現實，經曆了痛苦的觀念更新。
2.重針破產震撼了全市10萬紡織職工的心，紡織“軍心”不
穩了在重慶市乃至全國紡織業中，夠破產條件的企業決非重針總廠一家。時下，重慶紡織業從1989年以來已連續三年巨額虧損，產成品庫存一度積壓高達2億多元。26戶國有大中型紡織企業，已有11戶資產負債率超過100%，最高者達172.4%。企業停產半停產與日俱增，大量設備閑置，近40%的職工回家待業，每人每月靠廠裏發50—80元不等的微薄生活費度日，這已給全市紡織職工心靈上蒙上一層陰影。重針總廠破產的衝擊波更尤如雪上加霜，強烈震撼著紡織職工的心。昔日紡織“搖錢樹”今天為何成了“苦菜花”?使紡織職工憂心忡忡，一位虧損大戶的紡織職工講：“重針廠的今天，也許就是我們廠的明天。”有位三代16口人同在一個紡織廠工作的職工更是擔心“企業破產，這日子怎麼過?”
顯然，紡織業“軍心”不穩了。有門路的、有專長者相繼調離了紡織係統。本市兩處駕駛培訓班，1992年11月以來，來自紡織企業自費學駕駛的報名者與日俱增。“破產”與“找出路”成了同樣重要的熱門話題。有位紡織廠長也動搖了，講：“大局已定，我再有本事也無回天之力，我已決定應聘去廣東當廠長了。”一些年齡較大的職工提前退休了，有的停薪留職或幹脆不辭而別外出謀生了。而更多的職工則勤於職守，期望黨的十四大、全國八屆人大能幫助紡織業走出困境，獲得生機。
3.重針破產向市虧損或微利企業敲響了警鍾
(1)重針破產衝擊波也同樣震撼著全市大大小小的虧損企業職工的心。記得1992年6月11日，《重慶日報》率先登載重針廠破產的《公告)後，當天該報零售價從1角7分一下賣到8、9角和1元一份。一位廠長得知後，派人四處收購當日報紙，成捆購回發全廠職工“認真學習討論”，以增強其緊迫感、危機感。職工們對比重針想自己，大家百感交集，擔心自己的廠扭虧無望步重針後塵，摧促職工們奮發圖強，扭虧增盈。
(2)重針破產給經理、廠長們無疑是“重重抽了一鞭子”，上了“活生生的一課”，從思想上敲了警鍾，“看重針、想自己、找差距、訂措施”，壓力變成了動力，壞事變成了好事。不少經理、廠長更是“腳趾都抓緊了”。
(3)那些效益好的企業的職工，談及重針破產，上下能以重針為鏡子，引以為戒，更加注重企業生產經營和經濟效益，企業向心力增強了。
4.重針破產在社會各階層引起不同爭議
(1)在重針破產原因上的議論就各不相同，主要有以下說法：①有人說風涼話，講：“改革改得好，這麼大的企業都給搞挎了。”顯然是他把重針破產的原因錯誤地歸結為改革造成的了；②有人說：“現在就是不公平，前幾年咱們重慶上交給國家的相當於廣東省的兩倍，什麼好處都叫沿海得了，政策都向沿海東部傾斜，一搞宏觀調控，就把內地國有企業捆起打，再照這樣下去，國有企業不搞死完才怪了。”看來他把破產原因算在政策傾斜和社會分配不公上了；③有更多的人則稱：“政府職能不轉換，政企不分，企業難活，‘複關’後，還會有更多的企業要破產”；④也有人說：“不怪天，不怪地，要怪重針自己不爭氣。”這些街談巷議的是與非，筆者無須評議，還是由讀者去鑒別真偽。
(2)在重針破產責任上的爭議主要有：一曰：“盲目引進、瞎指揮，不見效益，就該打板子”；二曰：“廠長、書記經營管理不善，治廠無方，該打板子”；三曰：“一年換一任廠長，五年換五位廠長四位書記，這該打誰?”四曰：“反正企業破產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從當官的到工人，從上到下都有責任，統統該打板子。”如此等等。到底”該打誰的板子”，也留給讀者去思考。
(3)在重針是否應該選擇破產上的不同反映有：一是某些官員心態複雜，有苦難言，“一個重針廠破產就弄的大家焦頭爛額，要再有幾個像重針總廠這樣的企業破產，怎麼得了?”社會上不少群眾對破產企業職工抱以同情進：“企業破產，工人倒黴，還是少搞或不搞破產的好，免得傷了工人的心!”但是，作為社會更多的有識之士則認為：“企業破產，是市場經濟優存劣汰的必然結果，無須大驚小怪，或許待到我國的政府官員和企業職工都樂於自願接受因競爭失利造成企業破產的現實之時，就是我國經濟體製改革取得成功之一。”這當然必須基於兩點：①舉國上下的觀念的大革命：②與破產製度配套的社會保障體係和政策法規的完善健全。我們應當從重針總廠這戶國有大企業破產導致輿論嘩然和被稱為“老鄉”的鄉鎮企業破產倒閉則無聲無息中得到啟示。
(二)國有大企業破產難點剖析
如果說救活國有大企業艱難的放，那麼，對國有大企業實施破產也絕非易事，重針總廠在破產實踐中，再次證明了這點。
從企業破產的醞釀申請、受理立案、審理裁定、財產清算、變賣償債、職工安置到企業重組的一、二年裏，其間飽經風雨、一波三折、緊緊張張、使人焦頭爛額。重針破產案告訴人們：國有大企業實施破產難、難、難!其艱巨複雜性在哪裏，現作如下剖析：
1.破產審判難
企業破產僅從依法審理角度看，或許不難。但是，從屬於國家大型二類企業的重針總廠破產審判過程看，其難點在於國有大企業破產的實踐性、政策性。這裏需要先熟悉“破產”的概念。
破產一詞是對債務人財產經濟狀況的表述。破產二字源於拉丁語fallitux，其意指失敗。當企業經營失敗，負債累累，總負債超過總資產或負債率達到規定的法定界限時，企業不能以其現有財產償債，又無法達成和解協議，更無信譽舉債還債時，由法院強製執行債務人的全部財產，使所有債權人公平受償的過程謂之破產。對破產債務人來說，為清償債務已傾其所有，財產已不複存在，故稱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