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針總廠破產成因透視
人們一定會問，一個曾經擁有先進裝備、管理、產品、技術、人才優勢的國有大企業，怎麼會破產呢?隻要認真剖析重針廠盛衰曆程和破產成因，可知國有大企業破產一般絕非單一因素所致，都有其複雜、深層而不可逆轉的原因。那麼，到底是哪些“敗作”將這個“西南針織王”推向破產的深淵?
(一)盲目引進，外債重負
在我國負債經營、融資引進技術設備成功的例子很多。就紡織行業而論，平頂山綿綸簾子布廠就是一例。該廠1980年從日本引進技術先進、設備自動化程度很高的錦綸簾子布生產成套設備，堅持“引進技術一要消化、二要創新”的方針，獲得了很好的經濟社會效益。從引進的第二年投產至1990年，共生產簾子布16萬噸，產值達28億元，不僅賺回了一個現代化的簾子布廠，而且闖出了一條“引進技術要學、用、改、創”的成功之路，在全國140多家引進企業中效益名列前茅。1988年該廠綜合經濟效益居全國紡織業第一位，現已躍入國家一級企業之行列，這匹駿馬正在廣闊肥沃的中原大地上騰飛!這正好與重慶針織總廠盲目引進、消化不良、官司敗訴、被迫破產的悲慘引進結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為什麼重針廠引進會遭此結局?還得從80年代初重針廠的鼎盛時期講起。
(1)“六五”初期，正值重針廠發展的鼎盛時期，如能把握機遇，科學決策，在技術可靠、經濟合理、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則下，適度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合理擴大生產規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於指導思想過熱，在“超柳州、趕全國”的口號下，不顧需要與可能，違背客觀經濟規律，於1980年初作出了脫離實際的上“四個一百台”(即上經編織機100台、棉毛機100台、台車100台、大圓機100台)的貪大求全規劃，給引進工作造成混亂。
(2)某些引進項目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領導搭橋，主觀決定，對租賃項目把關不嚴。企業既未認真組織專家對引進項目的科學性、設備的配套性、技術的可靠性、經濟的合理性、法律的完備性進行充分論證，也沒有對其產品開發、市場前景、債務風險、投資收益進行可靠的預測，僅憑領導意見，就一拍即成，盲目與深知國際行情和金融風險的東方租賃公司簽約，企業主管局作保，以融資租賃方式從國外引進2.435億日元(當時——1984年折合人民幣283萬元)具有80年代國際先進水平的經緯編色織提花麵料生產線一條，共18台(套)設備。合同規定以日元結算，3年租賃期滿設備歸還甲方，重慶市紡織局以市紡織總公司名義擔保。顯然，該引進項目沒有可靠的市場預測和科學論證，草簽合同存在重大失誤。
(3)在引進和技改運作上，企業和主管機關隻重硬件設備安裝投產，忽視軟件技術的消化吸收。在80年代初、中期，該廠15個技改項目，總投資3896萬元人民幣和199萬美元，先後從瑞士、聯邦德國、意大利、英國引進不少設備。特別是設備引進之後，該廠在技術、管理、人才、職工培訓、產品開發等一係列重要工作上沒及時跟上來，有的引進設備不配套，有的無力消化隻好賣掉，有的維修保養不好運轉不正常，有的無力安裝長期擱置，約有30%的引進設備沒有排上用場。加上設備引進不久，國內化纖針織品市場由俏轉疲，企業始料不及，產品大量積壓，引進的先進設備並未給該廠帶來好的經濟效益。企業在支付了0.49億日元(折合人民幣110.8萬元)後，因日元升值3.5倍，這筆1984年8月僅值283萬元人民幣的外債連本帶息，“利滾利”已增至1200多萬元人民幣，企業再也無力償還。而要命的是，當1989年國家外彙局通知外債轉內時，企業向上級有關部門打報告要求將此債務轉為內債消化，卻被有關方麵以“無計劃”引進為由遭到拒絕，使這筆增至1300多萬元的“租賃閻王債”重負導致企業破產。可見，盲目引進給重針廠留下破產隱患，造成了生存危機，職工痛心回首稱之為“一失足成千古恨”。
(4)官司敗訴，被迫破產。或許在這場災難性的租賃經濟合同訴訟案中，有調合餘地，重針也許不至於破產。但結局事與願違。
因重針廠無力償債，於1990年3月致函東方租賃公司，請求該公司設法將全部引進設備轉租出去，以轉租費償還所欠租金。該租賃公司拒不答複，並不斷催租。1990年4月，該租賃公司在催債無效、別無選擇下向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從租賃簽約至訴訟二審判決，終於在八年之後，使該廠爆發了一場生存危機。嚴峻的現實迫使企業上下作出了都不願看到將要發生的痛苦選擇——申請破產。借債還錢，天經地義，不可怨天尤人，隻怪當初決策失誤，盲目引進，消化不良，引進設備效益沒有發揮。這個深刻的教訓對那些不顧國情、廠情，急於盲目引進，到處亂鋪攤子的人來講，不能不引起高度警惕。
重針廠大規模引進失利，這在全國大企業引進設備中尚不多見，但其教訓是非常深刻的，應當引起經濟界、企業界和各級政府官員的高度重視。周恩來總理曾告誡我們：“對國外先進技術要學、用、改、創”。可見，如因重針廠的失利而不敢大膽引進外資和技術，不敢創新，我們隻能祖祖輩輩跟在別人後麵爬行，永遠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假若不按照經濟規律，科學論證，而盲目引進，其後果亦相當嚴重。
(二)體製弊端，政企不分
重針廠破產的重要外因之一，是政企不分，婆婆多、幹預多，企業沒有經營權。因改革不到位，新舊兩種體製、兩種機製和各自形成的思維方式及管理規章都在同時起作用，企業沒有實際的生產經營權，企業係政府附屬物的地位沒有根本改變。一方麵是，在新舊體製交替中，封閉的計劃經濟體製下長期形成的因循守舊的思想、觀念、製度、規章，既嚴重束縛各級政府官員，又製約著企業生產經營者。企業依賴國家、官員給予企業“父愛”；另一方麵，正處逐步擴大改革開放之中的重針廠，許多“紅頭文件”賦予的生產經營決策權，根本不到位，猶如“水中月”、“鏡中花”。有位廠長稱：“經營決策權講起來樣樣有，幹起來處處難”。“層層官員都是企業的上級，有利的事，誰都管得著；負責的事，誰都不想管。”諸如利用外資、引進設備等重大決策問題，確實存在政府官員代行廠長職權向企業“直接插杠子”的問題，即便是上頭決策有誤，企業也隻好強咽苦果。因此，廠長對資產經營責任有名無實，對企業盈虧無力負責，重大決策“婆婆”說了算數，企業照辦了事。
體製不順，則是另一重要原因。重慶市針織行業現行管理體製條塊分割，很不利於加強行業管理。如包括重針廠在內的三大全民所有製針織廠歸市紡織局管理；各區縣集體針織企業歸重慶市針織公司管；各地鄉鎮針織企業歸鄉鎮企業局管；各個體、私營、合夥針織企業歸工商行政管理局管；針織“三資”企業歸僑辦管。全市沒有一個單位能對眾多的針織企業進行統籌規劃、協調指導、監督服務。正因為如此，有關方麵一度忽視針織工業在全市紡織業中的地位和作用。應該看到，針織工業在紡織工業中屬工藝設備較複雜，綜合性、專業性、技術性很強的行業，它兼融棉、毛、麻、絲、化學纖維為一體，係技術含量較高的紡織行業，產品規格品種花色成千上萬。從國際針織業發展趨勢來看，針織成衣化、針織產業用布、針織裝飾用布是重要發展方向，它在紡織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但遺憾的是，從1984年撤消市針織工業公司後，因體製、人事等方麵的原因，有關部門對重慶市針織工業和重針廠的調控、規劃、指導、服務嚴重削弱了，使重針廠和整個針織行業問題越積越多，結構性矛盾也日益突出。加上在80年代中，國家批準將永川地區的九個縣劃歸重慶市管轄、實行地市合並後，市紡織局所屬行業增至13個行業136紡織企業，十餘萬職工，管理幅度增大。僅由局歸口管理的針織企業就有30多個。當時，其經營思想、經營戰略、管理方式和知識結構，與改革開放形勢和針織業激烈競爭態勢存在明顯的差距，也難以作出正確決策和科學規劃，保證其發展，往往靠行政手段、承包合同、會議文件、更換廠長來指導工作。加上承包合同不規範，企業盈與虧對政府主管、企業經營者，生產者尚無實質性的約束力，虧的是國有資產、流動資金、銀行貸款。企業虧損，一度獎金照發，沒有壓力，也就沒有動力，久而久之，企業“血液”流盡之時，就成了企業破產之日。這是導致重針廠破產和針織業嚴重虧損萎縮的又一體製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