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針總廠的痛苦曆程
“正宗”的社會主義教科書中，沒有“破產”一詞；“原版”的社會主義“優越性”中，也沒有“下崗”這一曲。但“市場經濟”把一切都翻了過來。市場經濟不是“人情經濟”，從重針總廠倒閉的過程中，可以深深體驗到“市場無情，政府無奈”的嚴酷現實。
(一)光榮的曆史，國家的棟梁
優勝劣汰，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的企業法人，同樣受此規律支配。在計劃經濟時期的重慶針織總廠“適者生存”，它與世間萬物一樣，也經曆過產生、發展到鼎盛輝煌的過程。
重慶針織總廠的前身是公私合營的重慶棉織廠。1950年，重慶解放不久，以私營作坊存在的一些針織小廠，在國家“恢複生產，發展民族工業”的口號感召下，在1950年6月14日當時的《新華日報》評論員文章“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方向”精神的鼓舞下，私營業主們均有聯合生產，擴大規模的願望。1952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重慶棉織廠”由私營作坊式的生產轉向集體生產，開始規模很小，僅有15台棉毛機和一些手工作坊式的染整設備，隻能生產粗糙、低檔、色澤單一的針織內衣。爾後，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指引下，在當時民主建國會開明人士薛勤的首倡下，經當時的“西南工業部”統一規劃和批準，在一批公私合營廠(社)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1954年正式定名為“國營重慶針織廠”，有注冊資金80萬元，職工924名，主要生產經營純棉針織品和內衣。並由國家投資建立了第一條具有一定經濟批量的凍冷生產線，並增設了一些棉毛機和針織成衣縫紉設備，初步形成機械化程度較高的織造、印染、成衣針織工藝生產線，形成以汗背、棉毛、針織運動衫褲為主的係列產品，企業生產能力不斷擴大。
在計劃經濟統購包銷時期，重針廠不負眾望、一帆風順、企業興旺、規模大展。伴隨國家五年計劃的實施，處於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的針織行業幾乎一年上一個台階，企業得到政府重視與飛速發展。
經過30多年的發展，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期，重針廠進入了建廠以來的鼎盛輝煌時期，1985年企業也由重慶針織廠更名為“重慶針織總廠”：它以規模最大、裝備精良、實力雄厚、產品適銷而著稱西南；產品質量曾多次在全國行業評比中奪冠，並遠銷歐、美、非、亞等1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一五”至“五五”計劃期間，該廠累計上繳稅利10532萬元之多，為建廠初期投入的116倍，為1985年企業實有固定資產的5倍，人均創利稅10餘萬元，累計創外彙639.6萬美元，為國家建設、社會進步、市場繁榮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1981～1985年間，重針總廠新上了15個技改項目，從當時的民主德國、聯邦德國、瑞士、英國引進具有80年代先進水平的針織、印花、染整生產線的配套設備，總投資額3896萬元，用外彙199萬美元，有主要生產車間10個，職工3000人，占地11.3萬平方米，有生產廠房37棟，輔助用房30棟，生活用房35棟，固定資產淨值4416萬元；有各種針織、染整、縫紉設備1200多台(套)，是一個具有年產1600萬件針織產品和800噸化纖加工能力，集針織、染整、成衣製作和工、貿、科研、教育為一體的大型二類針織聯合企業，在全國八大針織企業中雄居第三位，同時，在總廠下屬還有四個獨立核算的針織分廠(法人)和幾十個外加工協作廠，是一個名符其實的“西南針織王”和國家利稅大戶——“搖錢樹”。
(二)“搖錢樹”變成了“苦菜花”
但好景不長，曆史往往使人啼笑皆非，令人難以置信，可事實就這麼無情。進入80年代，重慶紡織工業在外部條件的鉗製下，生產與經濟效益經曆了“三起三落”極不穩定的低速發展、低速運行進程——1981、1985、1988年為較好的年份，1984、1987、1989年為效益差的三個低穀，從1989年起出現全市性的紡織生產、效益雙滑坡，當年虧損企業36戶、虧損總額1629萬元。進入90年代，全市紡織工業麵臨前所未有的原料、資金雙緊缺和紡織品市場持續疲軟、產品積壓、效益滑坡、虧損嚴重、生產萎縮的嚴峻局麵，出現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全行業虧損，虧損企業高達72戶，虧損總額劇增至9006萬元，比1989年增虧7376萬元，且不見穀底，大有連年全行業增虧之勢。1991年新增虧損總額突破1億元大關，1992年增虧至1.3億元，虧損麵高達81.5%，重慶紡織業在全國的地位從50年代的與武漢市並列第4位降至全國行業第28位，產值從占全西南紡織業的80%、全省的85%、全市工業的24.3%分別降至西南的27%、全省的37%、全市工業的5.4%。
造成紡織業滑坡劇變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既有國家對紡織宏觀管理失控、結構失衡、出口受阻、外部環境嚴峻、上遊產品漲價等深層次原因；也有紡織業內部機製不活、經營決策失誤、內部管理混亂、企業素質不高、產品缺乏競爭力等自身的原因。就重慶紡織業而言，除麵臨全國紡織共同的虧損原因外，還有其“老基地、老設備、老企業、老產品”的特征，真可謂“紡織虧損萎縮，實屬多難並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