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喜歡以越南、朝鮮為例，說他們的文字改革都改成功了，說明中國也能成功。這樣相比確實太不恰當。漢字是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字，它記載了全民族的所有的曆史和文化，如果換為拚音文字永遠無法彌補。漢字構成的民族文化時空永遠無法為拚音文字所取代。改革漢字，目的是促進文化、科學、經濟的發展，不應為改革而改革。對照朝鮮、越南，文字拚音化算是成功了，但並沒有帶來文化科學技術的進步。
1964年發表了郭沫若《日本的漢字改革和文字機械化》說：“日本的一部分實業家……認為‘……日本的現行漢字（漢字與假名的混合體），應用不便，效率太低，缺乏國際性，會日本的進步遠遠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據他們的實際經驗，認為日本文打字和英文打字的效率是一與十之比。”（23）可是，日本的經濟發展並不照此所說，他們在這二三十年裏，文字不僅沒有改進，反而出現了“振興漢字”的呼聲；經濟上，則成了頭等大國。
文字應用的根本原理是約定俗成。《辭海》釋：“《荀子·正名》：‘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謂事物的名稱是依據人們的共同意向而製定的，因而為人所承認和遵守。後來把人們經長期實踐而確定或形成某種事物的名稱、形式或某種社會習俗的成因，稱為‘約定俗成’。”現在的改革論者也講約定俗成，但並沒有真正理解這個原理。約定俗成的根本是“約”，沒有“約”，就不能“成”。現在有十二億人參與了“約”，少數拚音化的專家造出而未“約”的拚音文字，怎麼能“成”呢？也許有人認為這種文字可以從小學裏，在學生識字教育的初期傳授下去，讓他們從小就接受拚音文字的教育就“成”了。我們可以想一想，即使這些學生學會並能使用這些字，然而到了社會上卻不能與其他人交流信息，仍舊還要使用方塊字，結果隻不過是增加了學習的負擔。
“一簡”之所以成功，“二簡”之所以失敗，都與約定俗成規律有關。“一簡”所收的字，都是社會上使用了很久的俗字，有堅實的群眾使用基礎。據載“一九六三年完成了對一九五六年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的修訂工作，擬訂了《簡化漢字修訂方案草案》……這次修訂的原則是：首先是‘約定俗成’其次是盡量保留原字輪廓。在這個原則指導下，少改已經公布推行的原方案中的字，不多造新形聲字。因為在現在通用漢字的形聲字中存在著不少聲符標音不準確或聲符根本不能標音的字，對於這些字，很難使標音係統化，要使標音係統化，就要造出大批新字，與約定俗成原則不符。”(24)而“二簡”是一部分地方俗字，流行麵不大，有的甚至是發動群眾剛“創造”（現在有些地方還把“樓”寫為“柚”，“創造”出混亂）出來的。群眾還沒有使用的習慣，所以，失敗是難免的了。這個道理再進一步推敲：凡是文字的改變，首先要看它是否是這個社會上大多數人所公認的這個基礎。有基礎，就可以改；沒有基礎，就不能改。文字為社會使用，社會上的各種文化工具（現在還要加上電腦），都有它的存在，例如書籍（未出版的書可以改，已出版的書就無法改，這樣就存在著一個認字的問題）和印刷工具（過去的鉛字，現在電腦中的字庫），都需要改，才能互相配合。因此，改的太頻繁就會有很大的損失，是以社會就要求穩定，不能緊密地接著改。1955年的“一簡”，到1977年的“二簡”，時間相隔僅22年，社會拒絕接受改變。漢字是一個係統，在這個係統裏，要改，也隻能改一小部分，不能全改；隻能照方塊形式改，不能改頭換麵，一點痕跡都不留。曾有人覺得這種變換要由少到多，主張用拉丁化文字逐步取代漢字，嚐試用“D”取代“的”，用“S”代“是”。於是有幾個作家在他們的作品裏用過幾回，看起來也不行。盡管“D、S”書寫或學習確實比“的、是”方便得多，但用慣了方塊字的中國人，卻並不喜歡這種“簡化”字。任何完整的係統，都是一個活體，都具有“排異”功能。對漢字的筆畫結構係統來說，“S、D”是不能容納的異物，它不受“歡迎”。
由此可知，漢字字體的變革，是漸變性的，有它自己的規律，不能設想短期的成就或麵目全非。
（二）漢字文化的繼承性
五千年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漢字記錄的，有這麼多的文化傳統、文化遺產，從幼兒班到大學，中國人靠漢字傳授知識。老師所知道的是漢字記載的知識；學生所接受的也是漢字所包含的知識。教育工作是連續性的，不可能有一刻的“暫停”。這就是文化的繼承性。就是現在的拚音化的積極分子，也是靠著漢字宣傳自己的主張，決不能也不會使用拚音文字。
漢字文化是講以漢字為基礎的文化。文化是整個民族逐漸積累起來的。它既存在於我們的典籍裏，存在於所有在世者的頭腦裏和自古至今的社會上的一切事物中。
人們獲取的知識，首先來自父母和師長。父母和師長得到的是用方塊漢字記載的知識，因此，也隻能以方塊漢字的形式傳授下一代。可以想得到的是，中國人如果沒有漢字這種載體，上一代的知識，就無法傳授給下一代，也就沒有了文化的繼承。當然，文化的繼承，不僅單指這一方麵，它是一個龐大的複雜的係統。
美國青年麥克，學的是東亞專業。在美國學過兩年中文，又到台灣生活了九個月。麥克學了三年中文，一般的口語對答如流，語音的準確沒有話說，幾千個常用字沒有不認識的，但許多複合詞、成語，就不理解了。我們和麥克住在一起，他經常指出我們普通話不準的地方。但是，他把中文譯為英文，卻要常常請教我們，例如“一箭雙雕”、“前車之鑒”……等。
外國人用的是拚音文字，在語音方麵有習慣的區別能力，不習慣使用字形區分意義（聽覺優勢）；中國人一生下來就先接觸本地方言，學的是拚形文字，既可以用本地方言讀寫也可以用普通話來讀寫，就會覺得用字形來區分意義，可以實現唯一性，而用字音區分意義，卻無法實現唯一性（視覺優勢）。漢字是單音節文字，同音字、同音詞很多，隻有通過字形才能區分清楚。正因為中國人習慣於運用字形來區別詞意，字音的區別能力就比較差。麥克學漢語，先學拚音字母，拚音讀寫，讀音特別準。而對漢字解釋能力、組詞能力，卻是低水平的。就好比有許多小孩，還沒到入學年齡，雖能認識幾千字，能讀各種文章，卻並不能完全理解。因為，孩子年齡還輕，接受的文化還不夠。所以，學成了中國的文字，不等於學會了中國的文化，許多複合詞或成語，都含有某些故事，不了解這些詞或成語的典故，就覺得不能理解；中國人在日常中經常接觸，理解當然很方便；外國人寫出它們的讀音也很方便，解釋就有麻煩。所以，認為隻要普及了普通話就可以實現拚音化，想得未免太簡單了。漢字以字組詞，本身也是詞。字是有限的，詞是無限的。中國人利用識字組詞，省出了認詞的時間。漢字拚音化的理想主義者隻講漢字的難學，不講漢字構詞的方便。拚音文字根本沒有辦法利用漢語言中的以字造詞這個優勢。因此，起始時我們覺得拚音文字基本單元少，易學易記，但應用時，所需記憶的單詞極多。據統計，中國人隻需記3500個字，差不多夠用了，外國人卻需要記憶30000個單詞才基本夠用。麥克身上，老是帶一本字典。他看書時經常要翻字典，因為，不經常用的單詞，盡管能讀出音來，但仍看不懂。中國的大學生，卻很少帶字典的，因為，漢語的新詞可以通過字義理解詞義。
北師大附小一年級，第一年就要識字558個，一般到小學畢業，三千多常用字都認識了。能讀各種各樣的書，看看報紙當然毫無問題。即使有個別不識，也可通過上下文理解；拚音文字也不是隻要學會26個字母，就可以統讀各種各樣的書籍，也會有許多書中的詞條搞不清楚，需要查字典或教師講解。我們的小學六年學習時間，也並不是天天都是在學識字，還有氍的功課知識。曾聖初先生說漢字易學易用，是針對拚音化派的漢字難學論的。其實，孩子學字識字，不管是拚音文字或拚形文字都不難，要他們理解文章就難了。認字，隻與讀音有關；理解文章卻需要文化知識。
拿整個漢語拚音文字的造字係統來說，造字的原理，造字的方法，都還在爭執，還沒有係統性的論述和共識；它的學習係統，還停留在專家們的議論上。全國的教育係統，沒有幾個基礎教育課堂上的老師，具備將拉丁漢字教育學生的條件。即使有這樣的教師，也有這樣一看即會的拉丁漢字，這幾個教師教出來的學生，拿這些文字到社會上也沒有地方可以使用。因為拉丁化新文字缺乏產生、形成的時空條件：現在有文化的父母，不能用拚音文字教育自己的孩子；老師無法用拚音文字教育學生；子女不能與長輩通信；有知識的人無法發表被人們看不懂的論文；古代的文化典籍無法被現代學過拚音漢字的學生看懂……。一個人隻有短暫的幾十年生命，而構成漢字文化的卻是一個汪洋大海，人們所能接受的知識，僅僅是整個漢字文化中的一點一滴，而且，這些知識必須來自他們的長輩。
漢字簡化也是繼承漢字的造方法，如“從”，一個人跟著另一個人，但仍然可意會。“小”與“土”拚成了“塵”；“塵”就是微小的土粒。現代的“口”與古代的“”形象仍然一致。這樣的字，除了易學性，還有趣味性。利用象形、會意等造字方法造簡化字的好處在於易使人理解和接受。這就是說，漢字的繼承性也包含了造字法的繼承，新造出來的字，也要便於學習和記憶，才能符合中國人的認知心理。象形、指事、會意、假借、轉注、形聲，構成的漢字造字係統，是一個完整的係統，可以應付社會信息發展的任何需要，要想革除，並不那麼容易。因為，所謂漢語拚音文字的造字法，還影跡全無。至於學字，那全憑的是繼承性，割斷了繼承性的漢語拚音文字，沒有立足之地。
現在還有一些人把漢字應用規範與文化的繼承對立起來，例如他們認為所有的招牌字都應該使用規範的簡化字。他們在西單、王府井大砸繁體字的招牌，以為是維護漢字規範，其實這種做法與紅衛兵的“砸”沒有什麼不同。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應該嚴格維護漢字規範？什麼地方應該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全國使用五筆字型在電腦上輸入的人有上百萬，全國教五筆字型的學習班有幾萬所，現在還有許多中小學的老師，也在教學生學習五筆字型。五筆字型自吹最大的發明低壓是它的“末筆識別碼”；“國”的末筆是“丶（點）”；“戈”的末筆是“丿（撇）”……，例子不勝枚舉。張在雲、劉澤先等先生著文批判，認為“五筆字型與漢字規範相抵觸”。這是抓著了規範的牛鼻子。我們希望砸招牌的專家也挺身而出“砸”它一下！
對漢字規範來說，繁體字招牌不僅沒有多少損害，也許還有一點益處。人們走過西單、王府井，隻不過看它一下。認識的人回家決不會因看了繁體招牌即要使用繁體而廢置簡體。如果簡體字作為國家標準，還會隻看了一眼的繁體字打倒，隻能說明我們的簡化沒有優勢，弄錯了。筆者相信，知道兩種寫法者，如果自己要寫文章書信之類，一定會用簡體而不願意用繁體。如果有的人隻認識簡體不認識繁體的，到街上碰到了繁體，不僅無礙大局，也還有好處。因為，在漢字文化庫裏，有許多書中有繁體字，看書時碰上了就不需東問西查，有什麼不好呢？所以，在某地場合，留著一些繁體字並沒有什麼不好。招牌固然可以砸，圖書館裏的繁體字的書，可以砸嗎？文字學的社會科學，有很多哲理性，各種不同見解各有所長，新舊之間也要提倡“寬容”，即容許舊事物有“活動”的場所，不能“斬草除根”。因為，新舊是相互繼承的。我們不能把舊書裏的繁體字都“砸”掉。，不能讓它們變成簡體字。我們既要維護簡化字的規範，又要考慮留一些餘地。文字規範應該抓的地方是大規模的教育陣地，是出版印刷的器具，計算機的字庫等等，抓錯了地方，不僅沒有效果，反而讓人笑話。漢字文化有五千年的積累，要理解它包含的繼承性是多方麵的，我們做有關文字工作（簡化、規範、改革等等）的時候，要牢牢記住這一點。
近閱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1996年12月第8期《通訊》謂：“山東師大副教授某某以王力先生的文改理論為思想武器，批評了漢字易學易用話和全民直接繼承文化遺產說，並就語文現代化工作者的責任問題作了發言……”。
曾聖初先生曾寫過一篇《漢字易學易用證》，舉了許多實驗事例，一反漢字難學難用說。有的人還認為方塊漢字積累了五千年的文化遺產，如改為拚音文字就不利於文化遺產的直接繼承。此兩種說法並沒有多大不對。而現在某某先生沒有直接或間接的實驗作為依據，而“以王力先生的文改理論為武器”來批判對方，實在令人難解：其一是王力先生的文改理論僅是文改工作中的一家之言，不顧當作真理，更不應以它為依據拿來批判不同的學術見解。因為，理論需要通過實踐來證實，而拚音化的文改理論至今還沒有為實踐所證實。其二是王力先生在五十~六十年代的理論，在電腦時代還可不可以當“思想武器”也需要實驗論證。何況，“思想武器”之類詞彙是一種文革語言，實在不宜在學術爭鳴中使用。
運用王力的文改理論，並不能否定文化的繼承性。魯迅提倡白話文，有時候也講一些“之何也者”，並沒有一“白”到底。我們現在提倡文章口語化，學朱自清、謝冰心的散文，也沒有反對學習“業精於勤，行成於思”這些古文名句。我們認為把別人60年代的話原版不動地當作“思想武器”，無助於“行”，也有礙於“思”。當前的文字學，正麵臨一場計算機應用的危機，學術界急需有創見的研究，反省以往，要獨立思考；學舌他人，必無創見。
（三）漢字形成的程序性
一個文字係統的形成，都必須遵循用、造、學三個子係統形成的先後程序。
在甲骨文時期，漢文字係統已經基本完善。所謂漢文字係統是指形成漢字的時空結構。即：從第一個漢字造出始，直到整個社會相互傳授與使用它們為止。其間經曆了一個很長的曆史發展時期，因此它構成了用字、造字、學字三個子係統。
人類為什麼要創造文字？因為，人們需要傳遞信息，需要用字。文字不斷地使用，文明不斷積累，就構成了一個文化係統，即用字係統。從原始人到現代人，隨著社會文明的進展，需要傳遞的信息大量增加，人們發現老的造字方法不好用，就創造新的造字方法。造字方法與用字不同。用字的需要是無止境的。隨著人類曆史的發展，不斷產生新的信息和新的文字充實這個用字的係統。但造字係統卻不同，隻要它已經成熟，能應付需要，就不再需要新的造字法來充實了。漢字發展到形聲造字法後，任何時候，任何新的信息出現，人們就立即可以造出新的字來。這就說明漢字的造字係統已經完善，不會再出現新的造字法了。例如我們發現了鐳元素，就需要造一個“鐳”字。鐳的性質象金屬，就取成“金”旁，用“雷”標明讀音。有了鐳，才造一個鐳字。由此可見，造字是因為有用字的需求而產生的。
盡管人們都說漢字是象形文字。但從甲骨文就可以看出，它們不是圖畫，已經成為一種符號，不通過教育傳授，是不能認識的。從甲骨文的整個係統可以推知，那個時候原始的部落已經社會化了。所有的文字不通過教育傳授，是無法認知的。人類既然需要把所獲得的信息傳授給下一代，就必須通過教育，由此形成了教育係統，就是學字係統。學字係統的對文字的要求是易學易記。形聲造字法不僅造字便捷，所造的字，既易學又易記。
如上所述，任何文字的用、造、學係統，就形成條件與時間來說，先有用字的需要，才有造字的方法，然後再有學字的必要。這就是文字係統形成的一個流程，而且它們不能倒置。
從大汶口文化晚期與良渚文化初期的圖形刻符，是一些記數和象形的符號。隨著信息交換的增加，人們就不斷地創造新的造字方法和新的文字，直至形成了“六書”造字係統後，造字法才得以完成。文字多起來了，到漢代已達上萬個，為了學習字義，人們需要檢索漢字，於是許慎著《說文解字》，創造了部首檢字法。因此，漢字係統就產生了如下的形成流程模式：
用字→造字→學字→檢字
漢字的特殊性在於它發展了三千年後，字數已達萬餘，教育逐步鋪開，人們才發現漢字不好檢索，才創造了部首檢字法。部首檢字法漠缺乏序性，隻能檢索不能排序，但古代社會對漢字的排序要求不十分迫切，部首檢字法得以延續沒有被更換。
一個由用、造、學、檢四個子係統構成的漢字大係統互相配合，創造了宏偉的漢字文化。由於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要求漢字必需具有序性，有的人就認為漢字必須改造為拉丁化的拚音文字才能符合應用要求。然而，主張漢字拉丁化的學者們不理解：沒有用字的需求，人們就不會無緣無故地造字，造出來也沒有人學；沒有人學，就不能鋪開；鋪不開，也就沒有辦法用。何況先有教，而後才有學；教既為用而教，教也是用。可是，將用拉丁字母造出的漢語拚音文字教給學生，學生學會後沒有地方可以使用，因為它不是為用字的需求而造出來的。因此，即使能造也不能用，能造，也不能學，這是一個係統的連環扣。現代信息交換的需求已經完全不同於古代，在大量信息交換需求的麵前，我們不可能象古代一樣從少到多逐漸建成漢語拚音文字係統；也不可能讓十二億人逐步“約定”。即使我們能夠造出一大批漢語拚音文字來並建成一個完善的係統，這卻改變了文字形成的程序，如下麵的形成模式：
造字—→學字—→用字
這種因“造”而“學”而後“用”的流程，背離文字係統形成的程序，當然是不能成功的。因為，文字形成程序是不可置換的。
（四）漢字變革的結構性
漢字以係統而存在。漢字的變革也就是係統的改變，理解漢字係統的結構模式，才可以知道漢字係統是如何改變的。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字都始原於象形文字，外國人走了拚音化的道路，而中國人隻能死守古老的象形漢字，有其內外在原因。以象形構成的漢字，發展為用筆畫係統構成的漢字後，它既具有符號性，還具有形象性。它的符號太多，又幾經演變不易分清，有的人就會覺得它難學難用；它的形象性便於記憶和聯想，另一些人就覺得它易學易用。這兩部分人誰也說服不了誰。
漢字使用的時間長，範圍廣，形成一個巨大的時空係統，雖然它不斷在演變，但它積累的文化卻能被繼承下來。我們從中推究並遵循它存在、演變的原理，就會推進變革而不會中斷文化的繼承。漢字拚音化之所以勞而無功，就是因為沒有探究文字係統的結構原理。
拚音文字以音素造字，音素是有序性的，它們造出來後便於檢又便於用，這種文字結構係統是完整的，如圖（2）：
人們把漢字的難學歸罪於它的多符性。多符性即造字的基本符號過多，不容易記憶。到現在為止，我國的文字學界沒有把漢字的基本符號弄清楚。古人用“獨體”造出一部分指事、會意字後，又再用這些字造形聲字。因為漢字造字的“原料”並不是單一的“獨體”。所以，“獨體為文，合體為字”的構字原理經不起科學的推敲。問題在於文字學界有許多人把它當作不能背棄的原則，所以，當字形編碼帶著“部件”這個概念出來之後，一提到“部件”的定義，他們就老是拿“獨體”來套，可總是套不合榫。於是部件的定義就讓各人自搞一套，字形編碼就亂“奔”起來了。
東漢時許慎著《說文解字》，創部首檢字法，克服了檢索的困難，但卻不能為漢字排序。部首與整字不能可逆，與用字關係連不起來，就成為導致設計編碼方案的原因。現代社會的應用極其需要文字有直接的序性，係統才能說是完善的。對於隻能檢而不能排的部首檢字法來說，它給漢字的結構平空添了一隻“蛇足”。如圖（3）：
盡管漢字係統結構上有這麼一支“蛇足”，但它的用、造、學等三個子係統與中華民族已經共事了五千年，它與漢語言已經十分適應，融合無間。例如漢語言的單音節性使它隻能產生1200個音節，必然導致過多的同音字，造成信息交換的困難。漢字的字形形式和組詞能力有利於交換和區別，不致信息混淆，不能因現代發現這檢字的缺陷而把它們攪亂。中華民族不願意、也不可能再創造新的文字係統。
如上所述漢字的缺陷在於它的造字原料，不具有單一性，不能構成序性，所以導致現代應用的困難。因此，中國人不得不設計編碼。故，設計編碼的目的，是為了使漢字帶上一套有序的符號，以便“斬”斷部首和拚音檢索的“蛇足”，完善漢字係統。這是現代技術對中國人提出的挑戰，同時也是時代給予中華民族的一次機遇。於是，我們創造了字形編碼（拆字編碼）並提出了“部件”這個新概念來對待這次挑戰。“拆字編碼”就是把漢字拆分為部件。部件的排列給漢字帶來了線性；部件的分類和映射給漢字增添了序性。但我們必須給部件一個合適的定義，依此拆分漢字並整理出部件清單，進行分類，為它設計一套有序的符號。部件就取代了“部首”，切斷了漢字結構中部首檢索的“蛇足”，完善了漢字係統。如圖（4）：
可知：現代科技激活了漢字變革，漢字輸入促成了漢字係統的完善，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因此，認為“漢字編碼是漢字的一次變革，而不是單純為了電腦輸入”實非妄語。
四、統一的曙光已在形碼中閃現
漢字編碼的設計，從無理的電報碼，到有理的四角號碼、筆形碼、形音碼，又回到半無理的字根碼，再轉到全無理的字根碼；無理→有理→無理，最後到表形碼的有理化；在易學、通用與使用方便中不斷探索前進，形成了一條獨特的編碼設計發展軌跡。部件碼的成熟就是編碼設計原理和設計方法的成熟，它的成熟的標誌是設計係統：部件定義、漢字拆分、部件分類、鍵符映射等方法的係統性的完善。由於它的完善，才有建立漢字編碼設計學的可能。
總的來說，從筆形碼到表形碼，盡管我們都是在探索前進，這條路畢竟是走對了。漢字編碼設計科學的發展，在這麼短短的二十來年時間裏迅速地成熟是任何人意料不到的。盡管已經成熟，它還是需要進一步的總結、歸納和分析，並繼續提高和完善。漢字編碼是五千年漢字用字史上的一件大事，我們決不應掉以輕心。在前一段時間裏，曾經有許多文字學家研究如何分解漢字，提出了字元、字素等概念，但始終沒有辦法實現漢字的完全分解，其中有很多複雜的原因，主要當然是社會的應用要求。在那個時候，沒有全社會的全麵需要；沒有計算機的普遍應用需要。部件，這個命名的產生，擺脫了字義和字音的糾纏，具有完全的獨立性，使漢字的完全拆分成為可能。錢偉長先生提出了比較確切的部件定義，陳愛文先生予以正確的解釋，是漢字編碼的設計走向成熟的根本。
漢字編碼能不能統一，實際就是中國人要不要跨上信息高速公路的大問題。從實踐上講是全國家庭計算機與世界聯網的問題。在全國統一的網絡中，漢字輸入是基礎。因此，它不應該是多種輸入並存，否則就會影響計算機的識別。從學習上講是全國統一的漢字輸入教學。學習計算機應用，首先是漢字輸入。漢字輸入的基礎是編碼，全國的基礎教育教材，不可能多種並存，否則就會割裂統一使用的文字，增加識字教育的記憶負擔。因此，我們隻能允許統一的編碼，統一的教材。一個使用統一文字的統一的民族，應該有統一的文字副體。否則就會影響民族、國家的統一。
編碼設計的過程，是一個設計規律摸索和發現的過程。當前，這種探索盡管遠未終結，但是漢字編碼統一的曙光已在形碼中閃現。我們說“閃現”，就是說這些規律，還有一個不斷發現、概括和完善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全體編碼設計專家的不懈努力和艱苦的創造性的勞動。我們歸納了這些與漢字編碼有關的情況提供給所有的研究者參考。盡管規律之光還隻是“閃現”，而不是“大放光明”。因為，統一漢字編碼是全民族的大事，不會是少數人的“傑作”，編碼設計客觀規律的發現與完善還需要一個應用實踐過程。所以這個探索階段還將繼續下去是不言而喻的；我們的責任隻不過是力所能及地推進這個過程，盡快地縮短這個過程。
我們的結論是：漢字編碼一定要統一，也一定會走向統一；編碼統一是編碼研究的必然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