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電腦應用的普及，十幾年來，在國際和國內，多次舉行各種編碼的輸入速度比賽。這種活動，雖然一度促進了電腦的銷售數量，但也強化了“編碼好就是輸入速度快，重碼少”的錯誤思想。已經“發明”編碼的人拚命地修改重碼字，花大錢培訓高速輸入員；還沒有“發明”編碼的人則繼續在輸入速度和重碼率上做文章，搞“新的突破”。這種現狀使拚音化的理想主義者看不到漢字字形編碼的設計的發展和它的設計規律的發現，還是認為永遠無法解決“易學性與快速性的完美結合”，從而得出了“漢字的鍵盤輸入隻能走拚音化的道路”的結論。
總之，拚音化的理想主義者要改造漢字的“落後”，要用拚音化來實現漢字的現代化，首先要說明漢字的這四個“落後”，如何用拚音化使它們連貫在一起。沒有係統的理論指導，隻有指責式的喊叫，是無濟於事的。
理論如果與實踐一致，就會產生巨大的推動力，拚音化的實踐卻沒有這種效應。問題在於漢字拚音化的理論與實踐不一致。從近代到現代，拚音化的主張和研究，都散見於一些報刊雜誌中，沒有形成從宏觀到微觀的係統研究理論。由於政治的幹預，解放後幾乎所有的高級語言文字學家和整個文字學界，都積極主張拚音化，可是拚音化始終化不起來。所有的主張，都停留宣揚拚音化的光明前景上，停留在美好的想象上。這麼多的專家拿不出一個基本上可以付諸實施的比較完善的統一方案：所有已經拚音了的漢字、漢語本子。竟然連以字為單位或以詞為單位都還沒有確定。既便有了具體方案，還要從小到大進行實驗，用以證明這個方案在教育中、應用中比拚形漢字要好。
隻有實踐才能證實是非。主張拚音化的同誌，不應該停留在理論上，要迅速拿出具體的東西來，而且要進行有計劃的實驗。不僅要有戰術實施計劃，還應有戰略的實施方案。可是當前的現實是拚音化的實踐核心還沒有形成。一些拚音化的積極分子對當前的拚音字母還不滿意。（參見1996年《語文與信息》第1期戴石麟的《漢字編碼發展的最終目標：漢字輸入、漢字注音和拚音文字的有機結合》）現行的漢字拉丁化拚音字母，是一百多年來語文界的一個比較可行的成果；它是幾代人的奮鬥果實，是拚音化的核心。現在，作為漢語的字母尚為積極的主張者不滿意，它將如何產生“字”呢？“字”之不成，又哪裏來的詞呢？沒有“字”和“詞”，如何實現拚音化呢？
現在主張拚音化的人，有的認為要單字拚音，有的認為要以詞為單位拚音，以字或以詞也要先有個著落。沒有具體的東西讓我們學什麼？以字拚音有同音混淆無法區別的困難，以詞拚音有詞量過多、不易記憶的麻煩。我們覺得，現在的拚音化專家好像隻有拚音的喊叫，以沒有具體的實施方案。沒有具體的方案人們就無法實施，就無法論證它的好壞。隻有實踐，才能證實理論的正確與否。所謂具體方案，是指全部拚音化了的書麵漢語（字和詞）的本本。
拚音化的熱潮已經過去，大多數熱心此道的誌士也已經覺得這個設想不大現實。我們認為，事物的產生和存在有一個非常複雜的係統結構，不可妄下判斷。背離現實的理想主義，往往都會得到事與願違的結果。不容否認，漢字的字形結構的優點不僅在占世界1/4人口的中國，而且在世界各國人民心目中占有不可抹殺的牢固地位。但是漢字的多符性、無序性卻並不值得誇耀。
（一）漢字發展方向之我們見
1、拚音化不是方向
漢字編碼的困難使有的人認為還是走拚音化的道路為好，因此它又重新抬頭。
拚音化不是為計算機輸入而提出的，那個時候還沒有計算機輸入這個客觀要求。因此，拚音化的要求並不適合計算機輸入。我們可以從拚音輸入的實踐中得到這個見解。如果拚音化符合客觀要求，我們就不需要在音碼出現的同時，又去研製這困難重重的字形編碼了。隻有字形編碼是應計算機輸入而提出的，部件的定性定量、漢字的拆分、分類和分類代碼的設計，都是隨這個客觀需要而來的。
學習拚音文字，要記憶的常用字量比漢字多得多。如果要寫與漢字同樣內容的文章需用的字量也是漢字的一二倍。所以，認為拚音文字比拚形文字的記憶量少，是非常片麵的見解。關於拚音文字與拚形文字那一種易學易記，曾性初先生說：“日本的文盲和有閱讀困難的兒童比率較低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文中包含了漢字，是漢字易學。”“鑒於漢字在日文中的重大作用，漢字易學和幼兒學習漢字的能力又很強，現在日本的語文心理學家感到限定的當用漢字不夠用，應當增加，同時慨歎漢字在過去教得太少，今後應提早教學。”
我們並不因此認為拚音文字是落後的。但要說拚形就是落後，拚音就是先進，那麼在現代技術都十分先進的日本，已經有了他們自己的拚音字母，為什麼還不願意放棄拚形的方塊漢字呢？兩種不同體係的文字適應兩種不同體係的語言和語法。拚音化的理想主義者要改造中國的文字，那麼也要同時改造中國人的語法。例如我們的語法中也要加上過去式、現在式、進行式等等，這是否可能？漢字拚形的優勢是拚音文字無法替代的。拚音、拚形，應該是各有優缺，不能以先進落後置論，揚此抑彼都是不合適的。文字為應用而產生。漢字適合中華民族的應用要求，祖先為我們選擇拚形而不選擇拚音，是因為“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漢字易學易用，是指對中國人的拚音文字而言的。追求減輕識字負擔，提高識字速度，節省識字教育時間，更有效地普及文化知識，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是現代社會的要求，是民族進步的需要，也並不是無的放矢。因為，漢字仍然有不足之處：它沒有序性，不能像拚音文字一樣，把字母一個一個拆出來；中國人隻能一個一個地認字，一個一個地記住它們的筆畫；筆形稍有差異，或筆畫錯位就會出錯別字。但是，所有這一切，都不能證明漢字就是落後的文字，非要徹底打倒不可。這一點點的不足，使許多人誤認為漢字難學難用，才引來了曆時一百多年的拚音化的努力。拚音化的基本教訓是：沒有考慮漢字文化的繼承性，語言文字使用的一致性和對漢字優劣分析的客觀性；同時也沒有考慮文字應用時空係統結構的穩固性。我們不敢斷言拚音化一定不會成功，但至少在目前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還行不通；就如方塊漢字能不能消滅，至少這幾百年內還不大可能一樣。至於幾百年後怎麼樣，為時太早，我們誰也預料不到，而現在就必須解決計算機的中文應用，解決漢字編碼的問題。
拚音文字與語言基本一致，這就是它的優勢。但它隻能夠適合語言基本統一的國家。拚形文字可以通過視覺直接理解意義，適合方言複雜的國家，這也是優勢。拚音文字用語素造字，但為了區別的需要，其中夾有不發音的啞字母，不過由於長期使用，這些啞字母的夾帶，已經形成了規律，造字和學習都不很困難。用漢語造字，不夾帶啞字母，有許多語言，必然混淆得很厲害，書麵上根本無法區別。想夾帶啞字母，一時又無法形成規律，因為文字規律需要一個長時期的形成過程，不是我們想要，它就能自然生產出來的。這樣就會給造字和學習帶來困難，人們必然不歡迎。
2、“一語雙文”的主張挽救不了拚音化的命運
有許多人接受了漢字“落後”的論點，窮其畢生精力，“改造”漢字。現在的實踐證實，拚音識之並沒有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可以有效地減輕識字負擔，拚音化隻能銷聲匿跡。計算機中文應用帶來了字形編碼。字形編碼的困難使有的人重新想起拚音化，就倡議“一語雙文”。“一語雙文”的意思是學一套語言兩套文字。為什麼中國人要學一套語言兩套文字呢？因為，馬上提拚音化這個主張會使人認為要廢除漢字，實踐證明中國人已經表示接受不了。“一語雙文”是一種拚音化的委婉提法，意思是搞一個拚音化的過渡階段，讓抵製的情緒緩和一下，其實與拚音化並沒有兩樣。不過，“一語雙文”的專家並沒有想到，這個主張與減輕識字負擔的原始設想是背道而馳的。難怪有人說，現在的拚音化專家越來越離譜了。
大量的工作成為無的放矢，都是這一念之差。有這麼多的人，千秋萬代、心甘情願地使用“落後”的漢字，弄得“改造”者無可奈何。現在，有的專家不僅不認為漢字難學難用，反而認為漢字易學易用，有拚音文字無法比擬的優勢。漢字以其字形表達意義，對人們的右腦開發，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邵宗傑先生說：“歐美學者所得出的‘人類是用左腦聽、說、讀、寫的結論’隻適用於以印歐語文係統（拚音文字）為母語的歐美人，日本人由於同時使用漢字，於是右腦也具有了一定的語言文字機能。而且汶山忠愛等的研究還表明，日本人與歐美人大腦左右兩半球在機能上的差別不是遺傳的結果，而是語言環境的不同所致。而且取決於八歲以前的嬰幼兒和兒童早期是生活在何種母語環境之中。”
我們認為，盡管漢字有這麼一些缺點，它僅僅是漢字的用、造、學、檢係統中的一點點不足；猶如英語中的音素，無法與他們的語言完全接軌一樣。忽視文字應用結構的係統關係，將會使我們勞而無功。生命有限，知識無盡，一個人隻有那麼一點點活著的時間，而所能吸取的知識就象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說自己洞察一切、完全掌握曆史規律的人都已被曆史所嘲笑。因此，漢字到底怎麼樣，誰也不應該過早下結論。我們隻要根據文化的繼承性，就可以斷定：漢字不可能廢除，也廢除不了。短時間裏廢不了，長時間則更難。因為，它的時空係統將隨著時間的推延而更加鞏固，可預見的未來，不可能實現拚音化或“一語雙文”的。
3、拚形化是漢字現代化的必然方向
1982年1月23日，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先生曾就文字改革問題做了很有啟發性的講話。（17）他說：“現在的漢字既不是拚音的文字，也不是拚形的文字。如果我們首先把現在漢字的字形改造成為許多可以獨立的結構組合的字，也就是先把漢字改造成為拚形的文字，既便於進行教學，又便於漢字信息處理和機械化，這將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進步。”“要盡量使得漢字可以分解和容易分解。我們應該合並可以合並的形狀相近的字或結構單位。有的字增加一筆既易分解又便於稱說，還是增加一筆更符合簡化原則。”“我們要盡可能使漢字成為一種‘拚形’的文字。這對於盡快漢字信息化，將是一個重要的進步。”這個講話，不僅說明在文字改革的決策上的方向性的改變；也反映出兩個問題：
其一是在1982年前，我國語文界還沒有認識到漢字是拚形文字。（當然，在編碼界早已提出來了。例如在1983年漢字編碼委員會的論文集裏，朱韋辛先生的《漢字拚形方案》裏提到“漢字字形是由若幹個‘字元’拚合而成”的。）問題在於自清末至現在，語文界過分側重字音方麵的研究而忽略了字形研究；當然也可以認為字形編碼的客觀要求還沒有到來。我們提出“拚形造字”這個新概念，是用純字形結構的觀點看待漢字的形成，表述漢字的造字法。漢字的造字法既然用的是“拚形”之法，那麼說漢字是“拚形文字”也就理所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六書”是對字形形成意義上的表述，“拚形”是對字形形成結構上的描述，兩者並不相悖。早在甲骨文時代，人們已經運用拚形的方法造字了。因為，簡單的象形符號，無法表達許多複雜的社會信息或語言信息。例如“（女）”無法分清已婚、未婚，於是就產生了“（婦）”，用“（女）”和“（帚）”相拚成字。據高明著的《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在古代的甲骨文裏已經有111個部首。使用部首依類拚造，產生新字就很方便。“隸變”之後，使許多粘在一起劃不出界限的漢字，發生了“裂變”，如“魚、鹿”等，產生了一些筆畫簡單的部件，更利於“拚形”造字了。在這本書裏的162頁表一四九，有幾個字更明確地說明拚形造字的原理：
第一個“牡”字，五個格子裏是五種不同的動物，它們共同的都有一個代表雄性生殖器的“┷”，即是說，盡管所畫的動物不同，它所表述的意義相同。牝、逐、牢……等都有同樣的意思。用造字法來論證漢字是“拚形文字”，隻是一個方麵，下麵我們在第六章裏，還用具體的拆分分析繼續論證和閘明這個新概念。
其二，胡喬木先生還講到了把漢字“改造”為拚形文字的重要意義，他提醒文改會成員，簡化漢字時要注意便於漢字的分解。甚至認為某些字在簡化時，若是增加一筆有利於分解和稱說的話，增一筆比減一筆更符合簡化原則。把便於分解、便於稱說擺在比減少筆畫更重要的地位，作為簡化的原則，無疑說明他已經看到用分解漢字來解決漢字信息應用的問題，比單純考慮筆畫數減少的簡化有更為重要的現實意義。然而，不止缺乏字形方麵的研究，一心撲在拚音化中的語文界諸公在研究簡化時，並沒有真正貫徹這個原則，我們從“榷”的異化選擇就可以看出來，現在我們選擇“榷”而把“”作為異體，錯在為了“簡化”一個筆畫。“”是“榷”的右偏旁，為了“簡”化掉“宀（寶蓋頭）”頭上的點筆，使“宀”套在“亻（立人）”的撇筆上，既不便於分解，又不便於稱說。弄得我們現在的拆分規則，多了一個記憶單元（見第六章的拆分規則條下）。又如我們簡化了繁體的“臨”，使它成為現在簡體的“臨”，少了兩個可以稱說的“口”，多了一個不能稱說的“”。我們如果以胡喬木先生的講話來對照簡化工作，一定會發現有許多字的簡化並不合算。這麼說當然是個“馬後炮”。因為，簡化是1955年的事，而這個簡化的原則是1982年提出來，時間相隔25年。現在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想否定簡化工作的成績，隻是想說明我們的文字字形研究，確實缺乏預見性。其原因在於我們在研究前首先給自己劃定了一個框框：漢字必然會走拚音化的道路。這就會使人覺得字形研究沒有前途，放鬆了它的應用研究。
現在，漢字的“拚形”麵紗已經揭開（請閱第四章第一節曆史性原則），我們當然大需要再為它的“改造”而多花時間和心血。如果胡喬木先生還在人世，必然概歎“不識廬山真麵目”。我們在使用著拚形文字，卻不知道它就是拚形文字。
（1）拚形漢字的優勢不足
漢字是一種拚形文字。它有著比拚音文字更好的優勢。
拚形文字是由少數的基本部件拚合而成的。這些常用的基本部件在日常學習中很容易掌握，拚出來的字與原部件的義或音，一般都有一些聯係，對記憶很有幫助，即使初學時比掌握英文字母困難一些，這是因為英文字母數量少，而漢字部件數量多。但一旦掌握一定的數量之後，就會覺得越來越便於記憶。因為，一部分成字部件有字義，如木、大、人、口……等，是詞，也是詞素，相當於英文的單詞。學會後，待它們拚合另一些字，便於推測那些（合體）字的字義和讀音，減輕了記憶負擔。
強調漢字難學的人，主要是講漢字的筆畫結構複雜，卻沒有想到，這些筆畫結構也是有一定規律的。有這麼多的文字積累，它離不開少數的拚字單元——部件。雖然在過去，我們沒有把部件清單拿出來，才使得初學者覺得比較困難。當學習擁有到一定的數量時，學的人就會覺得記憶漢字並不困難，比之記憶某些英語單詞還要容易一些。
漢字與漢語相適應，盡管有五千年的信息積累，它的總字數和常用字數，卻都隻是英文的十分之一。這就使中國人學習漢字的時間和付出的記憶量，絕不會高於學“能說即能讀能寫”的英文的外國人。我們五六歲的小孩，學會三四千常用字的有的是，但他們並不一定會用。因為孩子的年齡還輕，還沒有掌握和理解許多語詞。拚音化的理想主義者往往把孩子理解詞語的困難，當作學習漢字的困難，實際是誤解。
漢字可以用字形直接表達意義（形——意），形可以直接被視覺接受和理解。而拚音文字的字形，需要字形通過語言（音），才能表達意義（形——音——意），形與意沒有直接的關係。對語言而言，表意文字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它直接以形表意，以字造詞，隨著曆史的發展，詞的變化快，字的變化慢，語言的變化隻能改詞，難能改字。新詞彙可以通過字來產生；老詞彙可以通過字來理解。語言的變化與它的關係不大。
語言的變化是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而變化的。社會發展越快，語言變化也越快。因為，社會發展快了，新的詞彙很快產生，老詞彙就被取代。一般來說，一個社會的一定曆史階段的通用詞彙，都隻有一定的數量。使用音素組成的、不通用的老詞彙，不能通過視覺被理解，就需要專家翻譯。中國人采用以字造詞法，得到了一個好處：可以毫無疑難地看懂幾千年前的詩文；而外國人，五百年前的著述，非專家就不能通解。這就是所謂“拚形優勢”的超時空性。
漢字是拚形文字，有說不完的拚形優勢，上麵我們也已提到了很多，在這裏就不再重複。理解漢字的拚形優勢，更要知道漢字自身的缺陷，才能使我們身處信息時代而不致迷失方向。
在信息時代裏，拚音文字因其線性和序性適合計算機的應用而產生優勢，使原來拚音化的積極分子重返“戰場”，倡議“一語雙文”。他們的研究，不無獨到之處，例如馮誌偉先生的“熵”說。問題在於事物之所以存在，它的正負麵也就隨之存在，無負不得正。有的事物，並不是它不好，而卻被說作不好，是因為人們還沒有發現它的好。例如我們說漢字沒有線性，其實漢字是有線性的。把“韶”字拆為四個部件，誰都會把它們擺成“立日刀口”的線性形式。因為這裏麵存在著順序的線性。這種線性是由筆順產生出來的。沒有序性，才是漢字的真正缺陷。
通過編碼的研究，我們知道漢字要適合現代應用，應該借用英文字母或數字作序性。部首檢字借用數字的序性分類，許多筆形編碼也借助數字的序性安排鍵位。筆形編碼的實踐經驗：一是十個數字為基本代號數量太少，它們的排列組合，不適合區別眾多的漢字；二是它們與26個字母鍵的關係仍然是間接的。因此，隻有借用英文字母的序性，才可以彌補漢字的不足。至於如何借，如何用，本書的後三章將作具體論述。
（2）漢字拚形化彌補漢字之不足
漢字是形、音、義為一體的文字，現在已經產生了拚音字母，也一定要產生拚形字母，應用上才能完整。從理論上說，漢字既然是拚形文字，就當然應該有拚形字母，它能夠拚出全部漢字的字形。
在曆史上，我們從沒有認真拆分過漢字，從來不知道有多少個“形（即部件）”拚出這麼多的漢字。這當然不能怪過去的文字學家，因為時代沒有這個需要。雖然也有一些思想超前的人，如清代王筠，他明明知道“拆一字為數字”，既能提高識字速度，也能實現書寫規範，可就是沒有做成，隻能提出猜想。近代許多學者，反不如他，連想也不去想，一心撲到拚音化裏去了。拚音有一定優勢固然不錯，但它畢竟不是自己的東西，中國人不可能馬上“使喚”起來。拚形的優勢卻是自己的，“使喚”就十分方便。
如果我們要“使喚”拚形優勢，首先要使每個漢字都能拆分為部件，排成線性行列，並使它們都帶上序性符號，實現漢字的拚形化，序性化。這樣的漢字，就兼有了拚音文字線性和序性的優點了。今後把它置放於中小學基礎教育課程中，就可以徹底改換漢字的麵貌，隻要花極少的教育時間，能得到巨大的收獲。這個收獲就是：提高識字速度、統一書寫規範、統一排序檢索、統一漢字輸入。這四個收獲，就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的漢字現代化的夢想。我們認為，漢字變革的目的是為了實現漢字現代化；漢字現代化就是漢字拚形化而不是拚音化。
從實踐上說，我們經過十年的研究，通過對編碼發展軌跡的追索，對編碼設計的探求，產生了一套完整的漢字部件清單，使漢字不僅成為線性，並具有序性；提出了“漢字拚形字母係統”這個方案，從命名、定義到取得代碼，都可以進行客觀的分析和討論，不再受個人主觀意見的局限。
（3）拚形化可以全麵實現漢字現代化的四大目標
溫州茶山中學語文教師王定中，教授學生學習漢字拚形字母係統，糾正了自己和學生的錯別字。這個實驗說明，書寫規範是可以通過部件教學實現的。因此，認為漢字編碼僅僅為電腦輸入的指導思想和設計思想都是錯誤的。漢字編碼的目標，不僅是為電腦輸入，而是要使漢字成為線性和有序性的文字。
拿出部件清單，製訂出每個部件的筆畫書寫順序，就可以實現漢字的全麵規範；拿出部件清單，使每個漢字的部件都形成線性形式，就可以訂定輸入順序；在中小學中與拚音字母同步教授部件結構及其代碼，就可以使小學生提高識字速度，同時記住漢字的序性，以便於漢字的排序、輸入或檢索。有了部件清單，我們就不需要為漢字編碼了。現在，不規範的編碼在技術（中文信息）幌子的掩蓋下流行於社會，文字和教育的管理行政部門不知就裏，不敢進行管理，才造成當前的被動局麵。
什麼叫漢字拚化？就是要使每一個識漢字的人，同時知道每一個漢字所擁有的部件以及它的代碼。
三、關於漢字變革規律的探索
近一個世紀以來，漢字改革的呼聲甚響，有的人甚至主張廢除漢字。漢字編碼既涉及漢字變革，我們就不能不對漢字演變的規律進行探索。
約定俗成是誰都無法否定的文字確立的鐵律。這是指文字的用與不用，是由多數人在使用中逐漸習慣默認的，不是少數專家所能決定的。漢字的形成和發展變化，有一個廣闊的時空。每個人的有效生命與漢字相比，都不過是一刹那；無論多學科專家與漢字的使用者相比，就象幾滴水在大海中，起不了多大作用。曆史越進入近代，漢字的使用麵將越廣，牽涉到的人和有關依附的越多，改革也越困難。誰也左右不了漢字在十幾億使用者之中逐漸演變的動勢。隨著社會的發展，漢字有著它自己變革的規律。理解這些規律，對力主改革漢字的人，不無一點好處。
（一）漢字字體的漸變性
隸書是漢字史上一次最大的字體變革。這次變革不是某個政權，依靠某些專家進行改革而成的。而是從殷到漢末上千年裏，人們在使用中為了書寫方便，逐個簡化，代代延續，不斷增多，逐漸約定的。簡化是文字的演變的總趨勢。“蔣善國先生說：‘隸書是象形文字的簡化形式，也就是金甲文以來為廣大人民所使用的簡體字，它的發生時代當在象形文字發生之後不久，到了秦代，許多形體已經變了。’杜光庭的《辨隸書所起》說：‘隸書字興，興於周代……，漳未全行，猶與古文相參，自程邈以來，乃撥古文，全用隸體，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創作也。’他說隸書不是程邈創作的這點是正確的，不過他還不知道殷代以前應當早就有這種簡化的寫法，跟工整的寫法並行，不是到了周代才有的。單就方整的形式看，如甲骨文裏的日字作曰，跟古日字的形式是完全一樣的。……《水經注》說：‘孫暢之嚐見青州刺史傅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立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出自古，非始於秦。’（《穀水注》這是先秦以前早有隸書的有力證據。”“在公元前八九百年間已有了古隸，到了程邈整理古隸的時候，它已經有七百年的曆史了。”（21）程邈那個時期，秦篆還是才開始成為正統，統一還需要一段時間。隸書在程邈死後的數百年，漢宣帝時才成為日常正式使用的文字，前後用了一千多年。
王鳳陽先生說：“漢字字形的簡化繁化、同化異化、轉化換用……隻發生在一部分漢字當中，漢字字體變化的烙印卻打在每一個漢字上。”（22）由此可知，漢字的改變，是一部分先變起來，然後擴展到全體；不是由某些人拿出一整套的係統，要老百姓用起來，就能換掉整個文字係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