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的迷蹤
專欄
作者：張亦霆
男，廚師、鋼琴師、記者、小說作者，傳統媒體工作者。現居北京。
一直很喜歡看各種紀錄片，不是“探索發現”或“走近科學”那種，也不是花鳥魚蟲旅遊寶典，就是紀實的電影。比如赫爾佐格的《灰熊人》，或者安東尼奧尼的《中國》、伊文思的《愚公移山》，或者王兵的《鐵西區》，後三部都是關於中國的大篇章紀實電影。外國人拍中國的攝影機是安靜的，在跳躍中推進，仿佛在一個滿滿的自助餐廳隨意選擇，搭配盤中的菜色，中國人自己的鏡頭則是一頭紮進一頓宴席，從頭到尾吃得一點不剩。可惜這樣的片子太少。
有一陣子紀錄片被當作成為影視工作者的第一腳，因為技術上的可能，和一些江湖大哥的帶隊，不少人都開始拍拍自己看到的有趣的人和事，但是出來的片子大多不好看。《鐵西區》幾乎是那幾年的碩果僅存，後來才有徐童的《麥收》和《算命》，範立欣的《歸途列車》，張讚波的《天降》，陳宇舟的《邊城》，這些關注底層家庭和邊緣人群的作品作為故事是好看的，手法也算得上精耕細作，但又有著一絲電視台的味道，好像是那種電視台不可能播出的電視節目，它們是一些真實生活的樣本無疑，但留給觀看者的餘地太少。
我一直是把貝拉·塔爾的電影當紀錄片看的，7個小時的《撒旦探戈》，人物走在街上，坐在房間裏，怎樣發出喘息，瓶子倒水的聲音，雨不停地下在路上，當一個演員從鍋子裏舀燉菜的時候，一下，兩下，三下，四下，你以為他要停了，可是他繼續，五下，六下，七下，這種神奇的對時間的調戲怎麼可能是演出來的！還有第三部開場的沉默，詞語就在嘴邊，大家都在等，但無意義的沉默終究上了上風，於是繼續等待，誰都不知道何時它會被打破，然後它就被打破了。這部電影可以反複觀看，就算你知道下一個情節是什麼，也仍然可以發現好多未知的東西。它有點像我喜歡的那種民間音樂，既不是原汁原味到讓人犯困，也不是加入現代調料過猛導致耳朵受潮，它是像“吉卜賽國王”那種本身就具有現代性的民族音樂，不管走到哪兒，搭起台子，吉他一響，歌唱者就在這兒了。
至少一百年前，大多數人還得親自去音樂廳聽音樂。而一百五十年前，約·斯特勞斯占據著維也納最歡樂的酒店，人們的音樂生活是即興的和不可重播的。海明威在一戰後盤桓於巴黎，留戀的也是蒙馬特高地上下酒場的尋歡作樂，盡管他聲稱自己總是餓肚子，但聲色娛人，總不愁據此寫出幾篇賣錢故事。記者、作家、音樂家、畫家、攝影家，是那個時代的記錄者，那時的電影工作者，忙於創新和把玩攝影機這個新玩意兒，隻有零星的時代片段被記錄下來。從一部關於拉赫瑪尼諾夫的紀錄片可以看到，音樂家本人不胖不瘦，風華正茂，但是自己的國家不能待了，隻好跑到美國。他有可愛的女兒和妻子，穿著俄式鄉間服裝，抽著雪茄，在晚霞映照的花園中休息，某個時刻他會穿戴整齊，親自上音樂廳去彈他的第二或第三鋼琴協奏曲，他是一個古典主義者，但那已經是古典音樂勢將途窮的前夜了。
“場”時刻在轉動，世界上一定有好多事物沒被記錄下來就消失了。但這樣給人的想象空間更多。比如，前段看許鞍華導演的《黃金時代》紀錄片，忽然想到，其中的魯迅，這麼多年竟沒有一部由他當主角的電影，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但如果可能的話，我更願意看在20世紀30年代有個人，手持攝影機拍出的魯迅紀錄片，也許沒有誰能演好這個人，魯迅是有一種“郎君”相的，動靜相和，夢醒自知，這種氣質已從中國人身上斷掉五六十年了。
古人要麵對的事物少，自己想的做的就多，今人埋在別人給的信息裏，忙於確認和懷疑，但其實連他研究的對象都隻是折射現象。學院派無心追本溯源，想的是研究課題花樣百出，能不能取得經費，音樂家忙的是趕場，飛來飛去隻恨仍不夠紅。電影一部部都是上億票房，但如果能把故事講圓就更好了，唯有我們的一小撮紀錄片工作者，還真是肯下功夫做東西，不求名利但求知己，拍得結實剪得小心，可是還沒有幾部紀錄片能真正進入電影範疇：從某地出發，到某處停止，這其間發生的一切，有時空的因果。攝影機不是跟蹤器，也不是不撒謊就可以，在影像之外，給人想象才是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