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追討被日掠走文物始末
幕後
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曾積極追討被日軍掠走的文物。但是，麥克阿瑟從中作梗，日本又處處敷衍、刁難，致使追討工作舉步維艱。最終，中國隻要回了包括28件“國寶級珍本”的107箱善本圖書。比起在抗戰中損失的文物，可謂九牛一毛。
單槍匹馬赴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也隨之傳來：為了緩和日本戰後的經濟惡化，日本商工省建議，用從外國劫掠來的藝術品和古物作為抵押，向西方貸款買糧。這簡直是對中國索賠呼聲的公然蔑視，蔣介石坐不住了，下發手諭：“我國各種文化事業橫遭敵軍之摧殘，應向敵提出賠償之要求，希即會同有關各機關共同組織，一麵搜集各種材料與證據，一麵研擬具體辦法呈報為要”。
由18名專家組成的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簡稱“清損會”）隨即在重慶成立。
1946年9月的一天，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找王世襄商量說：“‘清損會’準備派人去日本，交涉賠償文物事宜，派你去如何？”王世襄應承下來，拿著2000美元經費獨自啟程了。
麥克阿瑟作梗
原來，早在1945年底，“清損會”就已經草擬了一份出國名單。蔣介石不但撥款500萬元，還親自給他們布置了幾項任務。
調查團眼看就要東行，不想卻橫生枝節，被麥克阿瑟將軍給“擋駕”了。12月8日，盟軍總部在複電中稱：“目前如果派一兩名專家隸屬於總部聯絡員之下，從事工作就較切合實際。”麥克阿瑟認為，“目前不便從事大規模調查活動”。這樣，組織赴日調查團的計劃隻好作罷，追討文物的經費也銳減為10萬元。
其後，中方改派張鳳舉作為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團顧問、中央博物院籌委會主任李濟以專委會委員名義赴日調查和歸還事宜。兩人總算得到了一些線索，但盟軍總部很少給他們支持。
日本被迫還書
1937年日軍占領上海，江南許多著名藏書樓毀於戰火，珍本典籍損失慘重。鄭振鐸和一批誌同道合者，為國家先後購得了江南著名藏書家——玉海堂、群碧樓、嘉業堂、蘊輝齋、風雨樓、海鹽張氏、南潯張氏適園等一批珍貴藏書。後來，其中的“珍本”、“善本”陸續裝箱郵寄到香港大學。為了將來容易辨識起見，在每冊之上加蓋了中央圖書館藏書章和中英庚會的印記，這成了日後卻成了追回這批文物的關鍵。
不久，香港淪陷，這批珍貴古籍被日寇劫掠而去，運往東京。
1946年2月中，有人在東京上野公園內的帝國圖書館中，看到了該館所藏的《永樂大典》上，有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印章。經過我駐日代表團的深入追查，終於在帝國圖書館地下室搜獲了兩萬五千冊古籍。另外，在伊勢原鄉下又起出一萬冊珍品。中國駐日代表團查明真相後，限令日方編造目錄全部歸還，共3286部，34970冊，於1946年8月18日正式交接。
日本政府處處敷衍
日本政府迫於國際壓力，雖奉命調查，但“多係敷衍了事，結果不是說遭毀滅，就是說調查無跡蹤”。至此，在日本追償文物的工作已是處處碰壁，寸步難行。1947年，王世襄請求準予回國。民國政府準許其回國，但是同時要求他把107籍善本書押運回國。
1948年，國際上“冷戰”開始，美國對日政策公開轉為扶持，甚至勸說其他國家放棄對日本索賠。自此，中國對日文物索賠已失良機。摘自《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