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佚名
我還沒有把電話號碼撥完，就已經知道撥錯了……
“你打錯了！”一個沙啞的男人聲音直截了當地說，然後電話掛斷了。
我覺得奇怪，又撥了那個號碼。
“我剛告訴你打錯了！”耳朵裏又聽見他掛斷電話的聲音。
他怎麼能知道我撥錯了號碼？那年我30歲，在紐約市警察局做行政工作。也許這就是我何以會好奇並且開心的原因。我第三次撥了那個號碼。
“嗨，得啦，”那個人生氣地說，“這次又是你嗎？”
“是的，是我，”我回答，“我在納悶我還沒有開口，你怎麼就知道我撥錯了號碼。”
“你自己去想吧！”電話重重地掛上了。
“我不信這回事。”我大聲說。我又打電話給那個男人。
“你想出來了沒有？”他問我。
“我惟一能想到的是……從沒有人打電話給你。”
“你對了！”電話第四次掛斷。
我再打電話給他時，有點不自然地笑了起來。
“這次你要幹什麼？”他問。
“我決定打電話給你……專為說聲‘哈羅’。”
“好吧，哈羅。你是誰？”
我告訴了他我是誰，然後問他是誰。
“我是阿道爾夫·梅思。我88歲，20年來沒有一天接到過這麼多打錯的電話！”我們都笑了。
“要是從來沒有人打電話給你，”我說，“你要電話做什麼？”
“我必須有個電話，”他說，“好讓我的律師每個月打電話給我看看我是否還在活著。”
我們談了十分鍾。阿道爾夫沒有家人，也沒有朋友。和他親近的人全過世了。隨後我們發現了一個共同點。他在警察局做過將近40年的電梯司機。談到他早年在警察局做事，他提起了一些我還記得的人。我在掛斷電話之前，問他我以後能否再打電話給他。
“為什麼你要那樣做？”他問我。
“也許我們能做電話朋友。你知道，就像筆友那樣，隻是我們用電話聯絡。”
阿道爾夫猶豫了一會兒“我倒不介意……再有個朋友。”他的聲音有點躊躇、粗啞。
“好極了！”我說，“我會打電話給你。”
“噢……”他脫口而出，記起了什麼事情。
“噢，什麼？”
“要是你再打電話來，我就不能回答說：‘你打錯了！’”
“你說得對。”我同意道。
翌日下午我給阿道爾夫打了個電話，其後又有好幾個下午打過。和他說話很容易，他講給我聽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故事，還有“興登堡”號空難的事，都是我隻在書裏看過的曆史故事。我給了他我的電話號碼，好讓他給我打電話。他打了——幾乎每天都打。
阿道爾夫和我有許多相同之處——這是我們合得來的原因。我和阿道爾夫一樣，生命裏也有一大空缺。我在孤兒院和照顧孤兒的家庭中長大，從來不知道父親是誰。不久，阿道爾夫對我便有了類似父親的重要性。我告訴他我的工作情形以及我晚上在夜校進修。
有一天，我們談論起我和我的一個上司在工作上有分歧。“我認為我必須和他徹底說個明白。”我說時，有點衝動。
“急什麼？”阿道爾夫告誡我道，“再挨一段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