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紅鷗自傳》的思考
品書齋
作者：金大陸
一
紅鷗，是上海市市東中學高二女生侯美度，在文革初期，為迎合革命造反大勢而改取的名字：
“我給自己起名叫紅鷗——紅色代表理想，代表光明，代表革命，海鷗是自由的象征。我生長在黃浦江畔，小時候就喜歡看黃浦江上自由飛翔的海鷗。
“飛吧！紅鷗，自由自在地飛，不怕驚濤駭浪，不畏雷鳴電閃，飛向理想，飛向光明，飛向革命！”（《紅鷗自傳》第22頁，下文僅標頁碼）
紅鷗——這隻自喻為紅色的閃電般飛翔在驚濤駭浪之中的“革命造反”之鳥，確實是為文革運動而“生”的人。恰如紅鷗自述：
“我以前總是恨自己，為什麼沒有早生20年，早生20年就可以參加革命了。現在好了！文化大革命一來，我參加了革命，我就什麼遺憾也沒有了，這場革命真偉大！與當年打日本鬼子打蔣介石一樣驚心動魄，一樣你死我活。
“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邱少雲……的故事，從小我們就爛熟於心，誰不仰慕英雄？誰不做英雄夢？”（第19頁）
紅鷗滿腔熱血與豪情，滿腦“英雄夢”。中國的“革命”與“繼續革命”，借托著長久的意識形態宣傳和教育，很快就點燃了稚嫩而膚淺的靈魂，致使紅鷗在學校裏模仿北京紅衛兵（市東中學是北京紅衛兵在上海活動的一個“點”。市西中學也是），起草了《紅色恐怖》宣言書（並印成傳單散發），成立了“紅色恐怖戰鬥隊”；繼而，“殺向社會”，在一片“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的歌唱中，火燒了楊浦區圖書館的藏書；繼而，隻身北上，又在中央文革小組接見外地紅衛兵的會議上（張春橋在場），“騰地跳出來，幾乎是小跑地跑到主席台，遞給大會主持人一張紙條”，要求“代表上海紅衛兵”發言……正是“紅鷗”這種劃響天空的飛翔和鳴叫，使之很快融入了高校紅衛兵的隊列，並以一所中學“紅色恐怖戰鬥隊”的名義，與複旦大學“東方紅公社”，上海紡織工學院“東方紅公社”等，在市中心的人民公園籌建了市一級的紅衛兵組織“上海市紅衛兵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簡稱“炮司”）。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紅鷗在市東中學並沒有群眾基礎，她連通過班級選舉去北京見毛主席的正式名額都輪不上。但紅鷗卻能在那個波濤滾滾的亂局中，乘著社會政治運動的大勢，呼地躥上了“革命造反”的雲端。這大概可以是紅衛兵運動史進入“深部和細部”研究中的一個課題（即“人物與組織與運動”的構成）。
上海“炮司”在上海文革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短暫而顯赫的，其重要的特點和功能是率先發動了“工學運動”。所以，紅鷗就在一個特殊的時段內，跟隨複旦大學的周穀聲、胡守鈞，交通大學的許雲飛，上海紡織工學院的林翌，上海師範學院的江必雄等一批大學生紅衛兵，躋身於上海文革運動的重大事變中——殊不知，紅鷗參加了上海“工總司”的籌備會議，並以紅衛兵的身份赴國棉十七廠、三十一廠外調了王洪文、黃金海的政治情況（昨日的必需是今日的荒誕）；紅鷗兩度隨送麵包的車輛，到達安亭事件的現場，並追擊到蘇州、南京，動員“工總司”“二兵團”“一兵團”返滬；紅鷗出席了陳丕顯在市委東湖路招待所主持的各造反組織會議，見證了《急告全市人民書》的討論過程；紅鷗參與了“1·28炮打張春橋”事件，並代表“炮司”宣布退出上海人民公社籌備會（“炮司”曾是毛澤東稱讚的《急告全市人民書》《緊急通告》的討論者之一；上海人民公社的發起單位之一），直至在“反逆流”中被剝奪了“紅衛兵資格”……。確實，在一片激蕩中，紅鷗就如同一隻火鳥，騰空呼號，叱吒風雲。紅鷗不僅成就了她自喻名稱的寓意，甚至成為大眾傳播的話題，成為“革命造反”的“偶像級”的精神象征。就是在那個時候，筆者作為一個文革運動的旁觀者和思考者（因沒有資格成為參與者），曾在複旦一會場上，經同學（一複旦教工子弟）的指點仰視過“紅鷗”和“海鷹”，她倆一頭短發，斜背挎包，像精靈一樣在台上蹦來跳去。那幅圖景至今可複演在眼前。但眼前的紅鷗——雖然本書的署名仍然叫“紅鷗”——卻再也沒有“火鳥”和“精靈”般的風采了。為了本書的修改，筆者拜托文革研究工作者李遜幫助紅鷗訂正一些史實，為一些非親曆的段落做出注釋。李遜回複同意，卻說：紅鷗很固執，很難溝通。我也有同感，甚至感到這大概就是紅鷗當年“革命造反”的個性基因和精神的延續。
二
如果說以上是紅鷗所經曆的“革命造反”的高潮，那麼，當紅鷗從高潮中跌落下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
1967年4月至9月，紅鷗為“用鮮血證明自己是一個真正的紅衛兵”，以赴死的決定趕往武鬥激烈（紅鷗自述是“兩條路線鬥爭最激烈”）的重慶、樂山和開封。紅鷗在給周穀聲的告別信中寫道：
“我們的紅司令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我們這一代青年人，將親手把我們一窮二白的祖國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將親手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鬥，任重而道遠。有誌氣有抱負的中國青年，一定要為完成我們偉大的曆史使命而奮鬥終生！……使命在身，我能躺下不幹嗎？使命在身，我能自暴自棄嗎？
“……親愛的戰友，你看哪，全人類解放的日子近了，近了，願那一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紅旗插遍全球。那一麵最紅最紅的旗幟是我的鮮血染成。
“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類！”（第150頁）
1967年下半年，紅鷗從外地返滬後，立即投入“上海市中學運動串聯會”（簡稱“中串會”。總部設在光明中學，共2萬多成員）的活動。“中串會”乃被稱為原“紅上司”“紅反會”等部分市一級的“老造反”紅衛兵，因不滿市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籌建時，遭遇來自張春橋、徐景賢的冷落——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一月革命”的高潮中，曾縱橫馳騁，衝鋒陷陣的一群——卻在新一輪“代表權”的確立中（實為“權力再分配”），被來自基層的“老造反”，卻在“大聯合”和“軍訓”等政治需要中脫穎而出的市六女中、控江中學的代表所替代（此類“替代”的例證，還包括“一派分化”“另派重起”等，在1967年中國各省區的造反派隊伍中比比皆是。旗號上有“主義”和“原則”，形態上有“過程”和“狀況”，核心還是“權力”和“權利”）。於是，紅鷗與他人合寫了《給春橋同誌的一封信》，刊登在影印版的《紅衛戰報》上；參與了“中串會”組織的千人大遊行，從長寧區俱樂部出發，經靜安寺沿南京路至外灘，一路高舉紅衛兵大旗，呼喊著“主席健在，我們必勝”“批判新的資反路線”“中學紅代會是大湊合”等口號……直至1968年上半年因形勢緊迫，避退外地後，又“落網”進入了徐景賢主持的“‘中串會’問題學習班”。
1968年下半年，中國文革運動的政治形勢、經濟形勢和社會形勢，決定了已在校“革命造反”了3年的紅衛兵必須退出“現場”。那麼，哪裏是“出口”呢？按照毛澤東關於“革命青年”的認定標準，就是“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當時，上海1966屆和1967屆高初中生的分配，大約有45%的名額在工礦企業，即便去務農，也多在外地（如黑龍江）和市郊的農場（“拿工資”），真正去農村人民公社以生產勞動“掙工分”的“插隊落戶”者卻是少數（約10%。1968屆後則為多數）。然而，以紅鷗為骨幹的一路“老造反”，則獨樹一幟地向市革委會提出到河南蘭考去“插隊落戶”（為此，紅鷗曾兩度到蘭考考察，並取得蘭考縣革委會的接受證明，直接“交給上海康平路辦公室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