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張培森
品書齋
作者：何方
張培森同誌離開我們已經兩三年了。作為他的老朋友和老同事，我一直在深切地懷念著他。他的音容笑貌也經常浮現在我的腦際。
我和老張（我們一起工作後，大家都親熱地叫他老張）的相識相知，完全是由於中央對張聞天平反昭雪提供的機遇。但這也得從頭說起。
由於1949年後推行了一條極左路線，不斷發動政治運動，導致頭30年國民經濟不但沒有增長和發展，反而出現嚴重下降和倒退。1957年反右派，遭嚴重批鬥和戴資產階級右派帽子的為57萬人，主要是整肅了一大半知識分子精英。1958年，毛澤東提出“超英趕美”的口號（實際上是想超蘇，為爭當世界革命領袖創建物質基礎），發動大躍進、公社化運動，還搞了幾個“大辦”（如“大煉鋼鐵”，動員幾千萬人上山砍樹做燃料），以致對生產力和生態環境造成極大破壞，造成嚴重後果，為禍子孫後代。
大躍進失敗後，又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製造了一個“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除對當事人和同他們關係密切（多為組織上安排的工作關係）的人進行批鬥和給予嚴重處分外，竟大張旗鼓地在全黨全軍以至全國上下，發動了一場反右傾運動，其聲勢之浩大和後果之嚴重，遠超過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而反右傾運動，則除了知識分子外，多數挨整的已屬中央和地方各級幹部，批鬥完戴右傾機會主義和嚴重右傾帽子的超過300萬人。反右傾運動後又造成餓死3000多萬人和全國一大半人害浮腫等嚴重營養不良疾患。這自然引起全國上下的質疑和抱怨。我因受張聞天的牽連被外交部黨委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安徽勞動改造，一位討飯出身的貧農老大娘就偷偷地對我說：“毛主席怎麼就那麼心狠，就是不讓我們農民吃飽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張聞天才得到平反。1979年中共中央為張聞天舉行了高規格的追悼會。1981年中共中央做第二個曆史決議，承認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在張聞天夫人劉英同誌的全力推動和主持下，由時任中央秘書長、不久後即升任總書記的胡耀邦批準，中央成立了張聞天選集傳記（後稱文集）編輯領導小組，下設工作小組。我是領導小組成員，蕭揚和張培森則先後出任工作小組的組長。領導小組的日常事務一直主要由我負責，作為張聞天組唯一專職成員的張培森因此封我為“常務組員”。另一位負責日常事務並做出重大貢獻的領導小組成員，是不幸於2015年3月3日離世的曾彥修。本組開張後，取得組織編製和活動平台，處理、研究和紀念張聞天有關的各種政治性和事務性問題（這類事情實在不少），老張在操持過程中大多同我這個“常務組員”，有時還直接同劉英同誌商量辦事。
從1979年到老張去世，我們兩人在這33年裏工作關係緊密，友情也日益加深。老張工作認真、負責、細致，學術上進步很快，事業上越來越成熟，在參加紀念張聞天的工作後，就較快地從一位普通的黨史教員成長為頗有建樹並已享譽國內的黨史學界專家學者。他主持編寫的《張聞天年譜》有不少第一次得到披露的重大史實，成為黨史研究的重要參考書。老張掌握的張聞天資料比較多也比較細，好多事情連劉英都不知道，有人有問題找劉英，劉英還得轉問他。
老張說過，他一生中有兩個人對他影響最大：生活上是胡綺娜，工作上是何方同誌。他把自己在學問上的迅速進步過分地歸功於我，卻並不準確。我們兩人在許多問題的看法上確實接近，甚至相同。老張對我的感情也與眾不同，確實情深意切。這些，我都是感受到了的。但是，他所取得的成就，則是他本人在身體長期生病，還遭年老喪女之痛的情況下做出不懈努力的結果。另外，胡綺娜同誌也不隻是他生活上的終身親愛伴侶，還早已是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她本人身體也一直單薄，卻在操持繁重家務和照顧老張病體之餘，為他做了抄寫文稿，收集、保存和發送圖書資料等大量事務性工作。老張去世後，她接著又傾注全力於編輯出版這本文集，真是老張的賢內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