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上的人如按情商和智商的高低來分，無非就是這麼四種：情商和智商都很低，這樣的人注定在社會上永遠無法立足；情商和智商都很高，這樣的人大都是社會的精英，但鳳毛麟角，數量極少；高情商且低智商，這樣的人又分為兩種，勤奮的則有可能經過努力在某個方麵取得大成功，懶惰的也會因情商高而為社會所願意接受；最可悲的是那種高智商而低情商的人，人很能幹，素質又高，可就是不會做人，在社會吃不開。第三、第四種人在我們身邊有很多很多，他們才是社會的主體。
無獨有偶。清朝湘軍領袖人物曾國藩，也曾將其幕僚門客歸納為四種類型：第一種人有本事又聽話；第二種人有本事但不聽話（或不很聽話）；第三種人沒本事（或本事不大）但聽話；第四種人既沒本事又不聽話。有位資曆頗深、有著豐富用人經驗的領導者看了此文後竊笑，認為此排列有誤；對於大多數用人者來說，第一種人當然為首選，第三種人次之，第二種人再次之，第四種人則在排除之列。這位領導者衡量人才所使用的兩把標尺，正是智商和情商。當麵臨所選人才的智商與情商不可兼得的時候，他更看重的是情商。據說大多領導者均對此觀點表示“所見略同”。
假如一個人，他有高人一等的智慧，又有超乎常人的情緒控製能力，還有千載難逢、人無我有的機遇，那麼，他的成功便是鐵定的了。但是，造物主天生是個吝嗇鬼，他不會把諸多優勢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有的人學富五車，才高八鬥，卻不諳人情世故，是典型的書呆子；而有的人善於變通，八麵玲瓏，左右逢源，但其學識和專業技能，卻令人不敢恭維。那種智商、情商指數都高於常人、出類拔萃的人才，即便有，也少得可憐，以致打著燈籠也難找。於是，在社會的競技場上，就展開了一場智商與情商的曠日持久的無聲較量。
當年楚漢爭霸，市井流氓出身的劉邦最終打敗了楚國名將後代、“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西楚霸王項羽，開創了漢朝。開始時，項羽勢力較劉邦強大，且打出了“巨鹿之戰”這樣以少勝多的大戰役，留下了“破釜沉舟”這樣的成語，可見他是一個有勇有謀的英雄，智商極高。但是，項羽缺乏最基本的情商，他盲目自大、過分自我，自恃天下英雄第一，不懂得體恤團隊成員，不僅不會替別人著想，更不懂得處理先“大舍”而後“大得”之間的關係。每每遇到突發事件，便缺乏良好的心理素質，容易情緒化，不懂得調節心情和控製自身的情緒。他在經營、管理問題上，經常表現出乾綱獨斷、剛愎自用——他看不起能忍“胯下之辱”的韓信，著名謀士張良、陳平等也相繼棄他而去。而在戰術問題上，他又表現出優柔寡斷、畏首畏尾——“鴻門宴”上，範增勸說項羽趁勢殺劉邦以除後患，他卻一直遲疑不下，被劉邦逃脫，留下放虎歸山的後患。
而劉邦這個市井流氓，沒有過人的智商，但他情商極高，處處皆能夠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地為團隊成員著想。這樣一來，非但讓韓信自始至終都難以擺脫“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的感情枷鎖，而且在團隊係統中建立了“有飯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錢大家賺，有財大家發”的企業文化和經營理念。他用情商駕馭了眾多智商過人的部下，知人善任，善於傾聽不同意見，勇於糾正自己的錯誤，又能容忍別人的過失，不拘一格降人才，也使得職業經理人隊伍日益壯大，團隊成員心甘情願為他所用，並形成了優勢互補的人力資源競爭格局。比如：樊噲有勇（區域銷售經理）、張良有謀（市場部經理）、韓信會將兵（銷售部經理）、蕭何會治國（財務部經理），這一切簡直就是一個最優化的組合。
楚漢爭霸，實則上就是情商和智商的較量。在這場較量中，情商贏了，而且而且贏得很漂亮。
人活在世上，最根本的兩點就是做人和做事，把人做好是把事做好的基礎，把事做好則是把人做好的直接體現。做人的態度決定做事的原則和取向。一個不會做人的人，他做任何事都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不論他如何投機取巧，也不論他付出怎樣的努力，最後總會適得其反。人是各種社會關係的總和，不會做人就意味著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到頭來不是遭他人怨恨就是遭他人嫉妒，於是各種非議、打壓和排擠都來了，自己成了眾矢之的，那還能在社會上幹出什麼像樣的事來？可見在社會立足，僅有高智商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高超的應付各種人際關係的情商。這是進入21世紀來每個成功學家多次告戒的至理名言，也應該是每個立足社會的人奉為圭臬的信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