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非洲國家的貿易關係
中國同非洲的貿易也有悠久的曆史。早在公元九、十世紀中國唐、宋時期就已同東非和北非有著貿易往來；十五世紀明朝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曾航行到非洲東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多數非洲國家尚未取得政治獨立。一九五○年，僅有埃及和摩洛哥同中國有貿易關係。自五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隨著非洲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高漲，許多非洲國家相繼取得了獨立，中國同非洲國家的貿易逐漸發展。在非洲人民爭取獨立和解放的鬥爭中，中國政府和人民一貫給予深切同情和積極支持。在非洲各國取得民族獨立後，中國政府十分重視發展同它們的友好合作關係，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遵循平等互利的政策，根據雙方的需要和可能，積極發展相互間的貿易往來。三十多年來，中國同非洲國家的貿易關係不斷發展。一九八八年中國同非洲各國（地區）的進出口貿易額達10.24億美元，比一九五○年增長了83倍，其中中國出口8億美元，增長88倍；進口2.21億美元，增長67倍。
一、中國同非洲國家貿易關係的發展過程
中國同非洲國家的貿易關係經曆了從小到大，從民間到官方逐步發展和擴大的過程，大體可分為五六十年代的初步發展，七十年代的逐步擴大和八十年代的全麵發展三個時期。
（一）貿易初步發展時期（五六十年代）。
一九五○年中國僅同埃及和摩洛哥建立了貿易關係。五十年代中期，特別是一九五五年亞非會議以後，中國實行的平等互利的對外貿易政策在亞非地區的影響日益擴大，同非洲國家的貿易關係逐步開展。一九五六年，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訪問埃及，並主持在開羅舉辦的中國商品展覽會開幕式，對推動中國同非洲國家貿易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到一九五九年，中國已同19個非洲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係；同北非的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簽訂了政府間貿易支付協定，同撒哈拉以南的一些非洲國家開展了民間貿易。
六十年代，非洲民族獨立運動蓬勃興起，有33個國家先後取得了政治獨立。新獨立的國家麵臨著發展民族經濟、實現經濟獨立的艱巨任務，許多國家都希望發展同中國的友好合作，要求同中國建立經濟貿易關係。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四年二月初，周恩來總理出訪非洲十國，增進了中國同非洲國家的友誼和相互了解，促進了友好合作關係的發展，為進一步擴大中國同非洲國家的貿易關係創造了有利條件。在周恩來總理訪問非洲期間，中國在馬裏舉辦了中國經濟建設展覽會，給非洲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一九六九年，同中國建立貿易關係的非洲國家和地區增加到38個。這一時期，中國同幾內亞、馬裏、加納、蘇丹、索馬裏、剛果、阿爾及利亞、肯尼亞、坦桑尼亞、毛裏塔尼亞、讚比亞、布隆迪和中非共和國等13個國家，簽訂了政府間貿易協定。其中，同布隆迪和中非共和國的貿易協定簽訂後，由於它們暫時中止或斷絕同中國的外交關係而未生效或自動失效。
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國同非洲國家的貿易額逐步增長。一九五○年貿易額為1214萬美元，占當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其中中國出口892萬美元，占中國出口總額的1.6%；進口322萬美元，僅占進口總額的0.55%。六十年代貿易額有較大的增長，一九六九年為1.82億美元，比一九五○年增長14倍，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4.52%；其中中國出口1.1億美元，增長11倍，進口7182萬美元，增長21倍，分別占中國出口和進口總額的5%和3.93%。
中國同非洲的貿易，在五十年代幾乎全部集中在非洲北部地區。六十年代中國在鞏固和發展同北非地區貿易的同時，積極開展同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地區的貿易。在此時期，中國同坦桑尼亞、幾內亞、肯尼亞、馬裏、毛裏塔尼亞、埃塞俄比亞、塞內加爾、塞拉利昂、尼日利亞和烏幹達等國的貿易額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一九六九年中國同北非各國的貿易額占中國對非洲貿易總額的66.8%，同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各國的貿易額占33.2%。
一九六九年中國對非洲出口的主要國別是埃及（占14%），其次是利比亞、蘇丹、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坦桑尼亞、幾內亞和肯尼亞等。從非洲進口的主要國別是蘇丹（占22%），其次是摩洛哥、坦桑尼亞、阿爾及利亞、埃及、馬裏和肯尼亞等。
這一時期中國同非洲國家的貿易關係雖然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在新獨立的39個國家中，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隻有18個，而且有幾個國家在同中國建交後又中斷了外交和經濟貿易關係。這使中國同非洲國家貿易關係的發展受到一定的影響。
五、六十年代中國同非洲國家的貿易關係具有如下一些特點：相互了解不夠，特別是非洲國家對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了解不夠；許多新獨立的非洲國家在獨立初期經濟都較困難，外彙短缺，都希望中國提供商品援助；非洲國家在取得獨立後，為了擺脫原宗主國對其產品的壟斷和控製，都積極向中國尋找市場，推銷其產品。
根據中國同非洲國家貿易關係的實際情況，中國政府在遵循平等互利原則下，針對不同情況，采取了一些具體政策和措施。主要是：
1.支持非洲人民爭取獨立和解放的鬥爭。為了支持南非人民反對種族歧視和爭取人權的正義鬥爭，中國自一九六○年七月起不同南非聯邦進行直接和間接的貿易往來。同時，通過貿易向一些正在為爭取獨立和解放而鬥爭的國家，無償地提供急需的物資援助。
2.外貿先行，積極配合外交活動。為中國同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創造條件，先積極發展雙邊貿易關係，開展政府間貿易往來，以增進相互了解和友誼，從而推動國家關係的發展。例如，中國在一九五○年就同埃及建立了貿易關係，開展貿易往來。在一九五六年中埃兩國建交前，中國對外貿易部長同埃及工商部長就發展兩國貿易關係進行了三次會談，並於一九五五年八月簽訂了兩國政府間第一個為期三年的貿易協定和第一個貿易議定書。根據協議，中國從埃及進口長纖維棉花1.5萬多噸和棉紗，向埃及提供6萬噸鋼材；協定還規定雙方互設具有外交特權的商務代表處。一九五六年五月中埃兩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國同蘇丹、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國外交關係的建立也經曆了相類似的過程。
3.采取記帳貿易方式。由於中國同非洲國家都麵臨資金短缺、外彙不足、缺少支付手段的困難，為了在互通有無的基礎上擴大雙方商品交換，促進雙邊貿易的發展，中國先後同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爾及利亞、索馬裏、馬裏、幾內亞、加納和剛果等9國簽訂了政府間支付協定，采取記帳貿易支付方式。
4.提供商品援助。根據非洲國家的要求和中國的供應可能，對於經濟困難的國家提供一些商品援助。中國提供商品援助的方式主要是：貿易貸款；在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經援貸款項下，按照與受援國協商同意的金額提供一般商品；在財政援助貸款項下，部分或全部提供一般商品；無償贈款用於提供商品。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國主要以上述方式向非洲國家提供了1.02億美元商品貸款。
5.積極進口非洲國家的產品。在進出口商品上，根據雙方的需要與可能，給予非洲國家以必要的照顧和安排。這一時期中國積極安排進口摩洛哥的磷酸鹽，埃及、蘇丹、烏幹達和坦桑尼亞的棉花，蘇丹的阿拉伯膠，加納的可可豆，以及幾內亞的咖啡和棕櫚仁。對於摩洛哥的沙丁魚罐頭、突尼斯的橄欖油和埃及的棉紗，中國也盡量爭取安排一定數量的進口。同時，對於非洲國家急需中國供應的綠茶、紅茶、食品、凍牛羊肉和輕紡產品等，也盡量予以滿足。
上述政策措施的執行，對於擴大中國同非洲各國間的商品交換，促進雙邊貿易關係的發展，增進相互了解和友誼，特別是增進非洲國家對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了解，加強相互友好合作，推動中國同非洲國家外交關係的建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貿易逐步擴大時期（七十年代）。
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加快了中國同非洲國家友好關係的建立，推動了中國同非洲國家貿易關係的進一步發展。一九七○至一九七八年，中國對外貿易部代部長林海雲、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等先後訪問幾內亞、阿爾及利亞、蘇丹和埃及，增進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誼，促進了中國同非洲貿易關係的發展。
七十年代有25個非洲國家相繼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政府間的貿易往來有了迅速發展。到一九七九年，同中國建立貿易關係的非洲國家和地區從38個增加到47個。在這一時期，中國先後同埃塞俄比亞、赤道幾內亞、盧旺達、塞拉利昂、喀麥隆、尼日利亞、貝寧、布隆迪、紮伊爾、乍得、塞內加爾、馬達加斯加、加蓬、岡比亞、聖多美普林西比、中非、利比亞和利比裏亞等18個國家簽訂了政府間貿易協定。至此，同中國簽訂了政府間貿易協定的非洲國家從10多個增加到32個。這一時期是中國同非洲國家政府間貿易關係迅速發展的重要時期。
中國同非洲國家的貿易額在七十年代的十年間逐年上升，一九七九年貿易額為8.17億美元，比一九六九年增長了3.48倍，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2.78%。其中中國出口4.93億美元，增長3.46倍；進口3.24億美元，增長3.51倍，分別占中國出口和進口總值的3.6%和2.07%。
七十年代中國除同北非各國的貿易繼續增長外，中國對坦桑尼亞、讚比亞、毛裏求斯、馬達加斯加、肯尼亞、盧旺達、尼日利亞、利比裏亞、塞拉利昂、加納、毛裏塔尼亞、幾內亞和喀麥隆的出口，以及從讚比亞、紮伊爾、加納、馬裏、肯尼亞和塞拉利昂的進口，都有較大的增長；特別是中國對坦桑尼亞、讚比亞和尼日利亞的出口在對非洲貿易中曾一度占有較重要的地位。
一九七九年中國對非洲出口的主要國別是埃及，占中國對非洲出口總額的14%，其次是蘇丹（占8.9%）、阿爾及利亞（占7.3%）、摩洛哥（占6.8%）、尼日利亞和利比亞等。進口的主要國別是蘇丹，占中國從非洲進口總額的27.5%，其次是讚比亞（占18.3%）、埃及（占17.4%）、紮伊爾和摩洛哥等。
在中國同非洲國家貿易關係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一些問題，主要是：中國進出口商品的結構特別是進口商品結構不斷變化，而廣大非洲國家的出口商品比較單一，並且基本相似。由於中國市場的需求有限，對這些國家的出口商品難以大量接受。另一方麵，廣大非洲國家對中國的輕紡產品、土特產品和糧油食品等生活日用必需品的需求十分迫切，進口逐年迅速增長。在條件不斷變化的情況下，再保持和發展記帳貿易形式，難以做到進出口貿易平衡，影響雙邊貿易的繼續發展。
根據發展同非洲國家貿易的需要，中國政府在繼續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則下，對有關具體政策和措施作了適當調整。
1.改變記帳貿易支付方式。這一時期，中國同非洲國家政府間簽訂的18個貿易協定中，隻有1個是采用記帳支付方式，其餘17個均實行現彙貿易。同時，中國先後商得摩洛哥、突尼斯、馬裏、阿爾及利亞和剛果5國同意，取消了已簽訂的貿易支付協定，重新簽訂新的貿易協定，將記帳貿易改為現彙貿易。對有些暫時不願改變記帳貿易的國家，中國根據對方意願，在繼續維持記帳貿易方式的同時，發展現彙貿易，實行記帳和現彙貿易雙軌製方式。這一改革為中國同非洲各國雙邊貿易的順利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2.發展轉口貿易。在同非洲國家積極發展雙邊直接貿易的同時，中國也積極利用非洲國家與歐洲國家之間的密切聯係，通過歐洲各國的銷售渠道向非洲國家轉口供應中國商品。
3.為經援項目所需地方費用提供必要的商品援助。這一時期，中國同30多個非洲國家簽訂了政府間經濟技術合作協定，提供數額較大的經濟援助。援建許多項目，需要大量的地方費用，經商得受援國同意，每年由雙方商定援建項目所需地方費用金額後，由中國向受援國出口一般商品，以其貨款來提供援建項目的地方費用。這樣，一方麵照顧了受援國市場對中國商品的要求，同時也擴大了中國出口商品在這些國家的影響。在七十年代，通過出口商品貿易向非洲受援國提供的地方費用達4.74億美元，占這一時期中國對非洲出口總額的13.4%。
此外，中國還繼續向非洲國家提供其他商品援助，包括貿易貸款4042萬美元、經援和財政援助項下提供一般商品7315萬美元、無償贈送3541萬美元。
（三）貿易全麵發展時期（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中國國家領導人多次出訪非洲國家。一九八二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三年一月，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訪問了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幾內亞、加蓬、紮伊爾、剛果、讚比亞、津巴布韋、坦桑尼亞和肯尼亞11國，並在訪問期間，提出了中國同非洲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應遵循“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的四項原則。一九八五年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訪問了埃及。一九八六年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訪問了突尼斯。一九八一年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率領政府貿易代表團先後訪問了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一九八三年以國務委員張勁夫為團長的中國政府經貿代表團訪問了阿爾及利亞。中國國家領導人和政府高級官員對非洲國家的訪問，鞏固和發展了同非洲國家的友好、團結和合作關係，促進了中國同非洲國家貿易的全麵發展。
這一時期，中國又同8個非洲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係，同多哥、津巴布韋、布基納法索、莫桑比克、尼日爾、安哥拉、科特迪瓦、博茨瓦納和吉布提等9個國家簽訂了政府間貿易協定。到一九八八年，同中國建立貿易關係的非洲國家和地區已增加到55個，同中國簽訂政府間貿易協定的非洲國家增為40個（同加納簽訂的貿易協定於一九八一年失效，未包括在內）。
在八十年代，中國對非洲的出口繼續增長，進口則有所下降。一九八八年進出口貿易額為10.22億美元，比一九七九年增長了25.1%，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27%，其中中國出口8億美元，增長62.39%；進口2.21億美元，下降31.88%，分別占中國出口和進口總額的1.97%和0.55%。
一九八八年中國對非洲出口的主要國別是紮伊爾（占20.76%），其次是埃及（19.65%）、摩洛哥（8.2%）、利比亞、利比裏亞和蘇丹等；進口的主要國別是利比裏亞（占23.85%）、津巴布韋（17.07%）、摩洛哥（14.1%）、蘇丹、突尼斯和利比亞等。
在改革開放方針的指導下，八十年代中國在對非洲國家的貿易中采取了新的合作方式和具體措施。
1.在繼續改變記帳貿易支付方式的同時，根據各自的需要與可能，積極開展同非洲國家的易貨貿易，作為發展現彙貿易的補充。
這一時期，中國政府繼續同仍然保持記帳貿易的國家政府積極探討改變記帳貿易方式的問題，並先後同索馬裏、貝寧、加納、埃及和幾內亞達成了協議，取消記帳貿易，改為現彙支付。一九八八年，中國同非洲國家基本上都實行了現彙貿易。
與此同時，中國對非洲國家積極開展易貨貿易。自一九八三年以來，中國同聖多美普林西比、加納、突尼斯、坦桑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簽訂了政府間的易貨貿易協定，同津巴布韋簽訂了對銷貿易協議。大多數易貨協議都執行得較好，有助於促進雙邊貿易的發展。
2.成立經濟、貿易和科技合作混合委員會，協調發展雙邊貿易。這一時期，中國政府同阿爾及利亞、利比亞、摩洛哥、突尼斯、盧旺達、布隆迪、毛裏求斯、坦桑尼亞、津巴布韋、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加蓬、毛裏塔尼亞、喀麥隆、剛果、貝寧、尼日利亞、紮伊爾、蘇丹、安哥拉、讚比亞和利比裏亞等22個國家政府先後簽訂了關於成立經濟、貿易和科技合作混合委員會的協議。實踐證明，成立經貿混合委員會，並堅持定期和不定期地舉行會議，簽訂和執行雙方達成的會議紀要，對加強雙邊貿易關係，增進相互了解和友誼，擴大政府間的經濟貿易合作，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