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建立海外企業，形成銷售網絡。為進一步開拓市場，擴大對非洲的出口，中國有關外貿專業總公司和各省、市外貿公司每年除向非洲派出許多貿易小組加強推銷外，還向許多非洲國家派出常駐貿易小組，建立公司貿易代表處，在當地注冊成立貿易分公司或合資公司，初步形成了在非洲地區的銷售網絡，對擴大中國同非洲的貿易發揮了積極作用。
4.開展多種形式的貿易合作。根據非洲國家工業發展的情況，積極開展半成品和部件出口，就地組裝和加工業務，開辦獨資或合資企業，進行來樣和來料加工業務、補償貿易，開展企業間單項商品易貨、投標、寄售業務等多樣合作形式。
5.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繼續提供小額商品援助。自一九八○至一九八七年，中國對非洲國家共提供商品援助6204萬美元，其中無償贈款為3589萬美元。
在中國同非洲國家貿易關係迅速發展的過程中，進出口商品的品種不斷增加，結構也不斷變化。
中國在同非洲國家的貿易中，一貫根據雙方的需要與可能，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進行互通有無，積極擴大雙邊商品交換。對於對方需要進口的商品，隻要中方有供應可能，都盡量滿足其需求；對某些中方不能供應或不能完全滿足對方需求的商品，則如實說明情況，取得對方的諒解。對於對方出口的商品，隻要適合中國需要，在同樣競爭條件下，優先考慮從對方進口；對一些不適合中國需要的商品，從促進雙邊貿易關係的發展出發，努力創造進口條件或征得對方同意後進行轉口。中國的這些做法，受到了非洲國家的歡迎，促進了中國同非洲國家進出口貿易的不斷發展。
從中國進口情況來看，由於非洲各國出口商品品種較少，而且比較單一，特別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國從非洲國家進口的商品基本上是以初級產品為主。隨著非洲各國工農業生產的不斷發展，工業製成品和半製成品的出口逐步增長。中國從非洲國家進口的商品已從五十年代少數幾個品種增加到30多種，主要有棉花、磷酸鹽、玉米、羊毛條、阿拉伯膠、可可豆、咖啡豆、煙葉、原油、棕櫚仁、鑽石、沒藥、腰果、羊皮、西沙爾麻、軟木、芝麻、亞麻、廢船、木材、汽車及零件、輪胎、紙張、生鐵、精煉銅、金屬鈷、鋅錠、三料過磷酸鈣、磷酸二銨、鋼材、尿素、純堿、砂糖、船舶和船用設備等。工業製成品和半製成品的比重已占40%左右。
從中國的出口情況來看，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國對非洲國家出口的品種也較少，主要是茶葉；一九五六年以後，出口商品品種不斷增加。一九五九年出口的主要商品有茶葉（占29.6%）、糧油食品（占26.6%）、輕工產品（占16.2%）、鋼材（占11.7%）和機械產品（占3%）。到六十年代，紡織品和服裝的出口迅速增長，成為中國對非洲國家出口的主要商品，輕工產品和糧油食品的出口逐步增長，機械產品、五金礦產和化工品的出口也有所增加。在七十年代，糧油食品和紡織品的出口仍居重要地位，茶葉和土畜產品維持六十年代水平，輕工產品繼續穩步增長，機械產品則迅速增加。八十年代，根據非洲一些國家的需求，中國通過正常貿易向這些國家出口軍需產品，出口金額不斷增加。一九八八年軍需產品占中國對非洲出口總額的37.8%，茶葉及土畜產品占17.1%，輕工產品占14.3%，紡織品及服裝占13.4%，機械產品占5.4%，糧油食品占3.7%。除軍需品外，出口的主要商品有茶葉、大米、棉滌綸、服裝、坯布、仿蠟印花布、縫紉機、自行車、熱水瓶、搪瓷器皿、化工原料、文化用品、農業機械、手工工具和機械成套設備等。
三十多年來中國同非洲國家經濟貿易關係的迅速發展和進出口商品交換品種的不斷擴大，對促進雙方國民經濟的發展，改善國內市場供應和滿足人民的需要，都起有積極作用，有利於鞏固和發展中國同非洲各國人民的團結和友好合作，也有利於發展“南南合作”，促進第三世界的繁榮和穩定。
在中國同非洲國家經濟貿易關係中值得引起重視的問題是，中國對非洲國家的貿易額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出現逐漸下降的趨勢；一九六九年占4.5%，一九七九年降為2.7%，一九八八年隻占1.27%。這說明中國同非洲國家貿易的發展與中國整個對外貿易的發展還不相適應。對中國來說，非洲地區是個很有潛力的市場。大多數非洲國家的消費和工業技術水平同中國大體上相似，中國的輕紡產品等日用消費品比較適合他們的需求，中國的機電產品、農機具、化工產品等也比較適合非洲國家工農業發展的水平，有廣闊的銷售市場。同時，非洲擁有豐富的發展現代化工業所需原材料的自然資源，世界上最重要50多種礦產品，非洲幾乎都有蘊藏，非洲的棉花、咖啡、花生、可可、丁香、棕櫚油等經濟作物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進一步擴大中國同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和貿易關係仍有一定的潛力和良好的前景。
二、中國同埃及的貿易關係
埃及是新中國成立後同非洲國家最早建立貿易關係的國家之一。一九五○年中國同埃及之間就已有民間貿易往來，當年雙邊貿易額為313萬美元，其中中國出口100萬美元，進口213萬美元。
中國政府一貫重視在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基礎上發展同埃及的貿易關係。五十年代，特別是在一九五五年亞非會議前後，兩國政府間的貿易往來一分頻繁。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國進出口公司駐柏林代表處在柏林同埃及工商部長哈森·馬列依就發展兩國間的貿易關係問題進行了商談，並為兩國領導人在亞非會議期間的會晤做好準備。同年四月，出席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見了埃及總統納賽爾，隨同出席亞非會議的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同埃及工商部長穆罕默德·努賽爾就發展兩國間貿易關係問題進行了會談，從而有力地推動了雙邊貿易關係的發展。同年八月，埃及工商部部長穆罕默德·努賽爾率領政府貿易代表團訪華，同中國外貿部長葉季壯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北京簽訂了兩國政府間貿易協定。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國在開羅設立了商務代表處，積極促進兩國貿易關係的發展。同年三月，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率領政府貿易代表團訪問了埃及。
一九五六年五月，中埃兩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同年十月，中國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江明率領政府貿易代表團訪問埃及，同埃及簽訂了兩國政府間第一個三年貿易協定和支付協定以及年度貿易議定書。支付協定規定雙方貿易以記帳支付，這對雙方克服貿易中外彙不足的困難，促進雙邊貿易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中國對外貿易部副部長盧緒章率領政府貿易代表團訪問埃及，兩國政府間簽訂了第二個政府間三年貿易協定和支付協定以及年度貿易議定書。
為了支持埃及人民收複蘇伊士運河主權和反對以色列侵略的鬥爭，中國政府通過貿易及時供應了埃及急需的一些商品。同時，為幫助埃及政府克服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後所麵臨的外彙困難，一九五六年中國政府同意以2000萬瑞士法郎存入埃及國家銀行，作為中國進口埃及商品的預付貸款。此外，中國政府還同意，除在記帳貿易項下進口埃及棉花外，用現彙向埃及購買一定數量的棉花。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代初。
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國在開羅舉辦了商品展覽會，向埃及人民廣泛地介紹中國產品。中國各外貿公司還派出許多貿易小組訪問埃及，洽談進出口貿易，簽訂了許多貿易合同，這些活動都促進了中埃雙邊貿易的迅速發展。
五十年代中埃貿易出現了持續迅速增長的局麵。一九五五年進出口貿易額為5783萬美元，比一九五○年增長了17.5倍；其中中國出口2128萬美元，進口3655萬美元，分別增長20倍和16倍。
六十年代中埃兩國友好關係進一步發展，兩國政府間的貿易往來更加頻繁。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和一九六五年六月，周恩來總理先後兩次應邀赴埃及進行友好訪問。埃及部長執行會議主席阿裏·薩布裏於一九六三年五月訪問中國。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埃及副總理西德基率領工業經濟代表團訪華，雙方簽訂了年度貿易議定書。中埃兩國領導人的互訪活動加深了相互了解，增進了兩國間的友好關係，使雙邊貿易關係得到進一步加強和鞏固。一九六二年三月，埃及經濟部國務秘書侯賽因·哈姆迪率領政府貿易代表團訪華，簽訂了兩國政府間第三個三年貿易協定和支付協定。這兩個協定先後通過4次換函，將有效期分別延長三年，到一九七七年止。為了商談簽訂年度貿易議定書，中國對外貿易部副部長盧緒章、楊浩廬和雷任民分別於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六年訪問埃及，埃及經濟外貿部商務代表司長和國務秘書哈利勒·加麥爾丁也分別於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九年訪華。
為了促進中埃雙邊貿易的發展，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七年中埃兩國政府間就中國向埃及提供10萬噸玉米和5萬噸小麥商品貸款分別進行了換函。
六十年代中埃兩國間的貿易額出現較大波動，經曆了從下降到回升和再下降的曲折過程。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四年每年貿易額從一九六○年的5951萬美元下降到2000—3000萬美元的水平；一九六五年猛增至7752萬美元，達到六十年代的最高水平；後來又逐年下降，一九六九年降為2646萬美元，比一九五九年下降了54%，其中中國出口1547萬美元，進口1099萬美元，分別下降了27%和69.9%。
七十年代，隨著中埃兩國友好關係的發展，兩國間的貿易往來活動進一步加強。一九七○至一九七九年期間，埃及經濟外貿部部長馬紮班、貿易部長陶菲克、貿易供應部第一國務秘書薩利赫·圖蘭、經濟外貿和經濟合作部國務秘書薩利哈丁·阿巴迪等先後率領政府貿易代表團訪華，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副部長周化民、陳潔等也先後率領政府貿易代表團訪問了埃及。在他們訪問期間分別簽訂了各有關年度的貿易議定書。
一九七五年六月中埃兩國政府經友好協商，同意在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期間在議定書記帳貿易外，以1800萬英鎊的埃及棉花交換等值的中國紡織品。此後雙方又於一九七九年四月和十一月簽訂了2個易貨貿易換函，規定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年度議定書記帳貿易外，分別以1500萬美元埃及棉紗交換等值的中國紡織品。在這個時期中國還多次參加了開羅國際博覽會的展出。
七十年代中埃兩國間的貿易持續發展。一九七九年雙邊貿易額達1.26億美元，比一九六九年增長3.76倍；其中中國出口6940萬美元，進口5652萬美元，分別增長3.5倍和4倍。
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國向埃及提供商品貸款共計1173萬美元，在經援貸款項下，通過貿易供應了2481萬美元的一般商品。
八十年代，中埃兩國領導人頻繁的互訪活動，進一步鞏固和加強兩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推動了雙邊貿易關係進一步發展。一九八○年一月和一九八三年四月，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先以副總統後以總統身份兩次訪華。一九八三年一月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訪問埃及後，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又於一九八六年三月訪問了埃及。一九八一年六月，負責經濟事務的埃及副總理阿卜杜勒·馬吉德率領政府經濟貿易代表團訪華，雙方簽訂了年度貿易議定書。一九八五年八月，埃及經濟貿易部長蘇丹·艾布·阿裏博士率領政府貿易代表團訪華，簽訂了兩國政府間第五個五年貿易協定和附加議定書。此外，為了簽訂年度貿易議定書，一九八二年三月和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中國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鄭拓彬兩次訪問埃及，埃及經濟外貿部第一國務秘書侯賽因也於一九八三年三月訪華。
中埃兩國貿易支付方式隨著雙方交換商品的變化而改變。中國對埃及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糧油食品、輕工業品、土畜產品、化工品和機械設備等，其中大量是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茶葉和煙葉等需求不斷增加。自埃及的進口商品比較單一，主要是棉花，占進口總額的90%以上，最高年份進口量達4.4萬噸。此外，還進口過棉紗、磷酸鹽、大米和原油。埃及長纖維和特長纖維優質棉花是生產輪胎簾子布的重要原料。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埃及向中國供應棉花，對中國輪胎工業是個有力的支持。當時中埃采用記帳支付方式保證了雙邊貿易的發展。但是，中國對棉花的需求從七十年代中期逐漸發生變化。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棉花豐收，由棉花進口國變為出口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保持記帳貿易，雙方進出口額就難以保持平衡，製約著雙邊貿易的進一步發展。為此，自七十年代中期，中國政府同埃及政府積極探討將記帳支付改為現彙貿易的問題。一九七五年，兩國政府間通過換函同意，除繼續進行記帳貿易外，可做一些現彙貿易。但這一協議未能付諸實施。實際上，自一九八五年起，中埃兩國間的貿易才從記帳支付全部改為現彙貿易。
由於雙方有關外貿公司對實行現彙貿易一時不能適應；同時中國從埃及進口棉花劇減；加上國際市場石油價格下跌對埃及經濟的影響，致使改為現彙貿易後雙邊貿易額一度下降較大。為使中埃兩國雙邊貿易保持一定的水平和持續發展，中國有關外貿公司進一步加強了對埃及的進出口業務，如派出貿易推銷小組，積極參加開羅博覽會的展銷活動，有的外貿公司還在埃及派駐了公司代表。在中埃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國對埃及的出口有了迅速增長，從而使中埃兩國雙邊貿易在八十年代繼續有所發展。一九八八年雙邊貿易額為1.65億美元，比一九七九年增長31%；其中中國出口1.57億美元，進口752萬美元。
三、中國同摩洛哥的貿易關係
新中國成立後，一九五○年同摩洛哥就有民間貿易往來，當年中國出口789萬美元。
一九五六年三月摩洛哥宣布獨立。同年十一月，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代表團應摩洛哥工商大臣的邀請訪問摩洛哥。一九五七年九月，由阿培斯·培拿尼率領的摩洛哥政府貿易代表團應邀訪華，雙方就發展兩國間貿易關係問題進行了商談，並簽署了貿易換函。一九五八年十月，中國對外貿易部副部長雷任民率領政府貿易代表團訪問摩洛哥，同摩洛哥政府代表瑪麥德·布賽達簽訂了兩國政府間第一個貿易協定。協定規定兩國貿易通過記帳支付。
中摩雙邊貿易關係的發展推動了兩國關係的發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中摩兩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中摩兩國建交後，兩國間的貿易往來活動日益頻繁，雙邊貿易有了迅速的發展。
自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中國每年參加卡薩布蘭卡國際博覽會，向摩洛哥人民介紹中國的產品。一九五八年，中國開始從摩洛哥進口適合需要的商品，雙邊貿易在有進有出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一九五八年五月，由摩洛哥商業部商業局長率領的政府貿易代表團訪華，雙方簽訂了第二個政府間貿易協定。
一九五九年中摩雙邊貿易額為1537萬美元，比一九五○年增長96.8%；其中中國出口503萬美元，進口1034萬美元。
六十年代中摩兩國貿易進一步發展。一九六○年十一月，中國駐摩洛哥大使白認代表中國政府，同摩洛哥簽訂了第三個政府間貿易協定。一九六一年十月和一九六三年三月，中摩雙方分別在拉巴特和北京簽訂了政府間第一個支付協定和第四個貿易協定，這兩個協定一直延長到一九七五年三月。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周恩來總理訪問摩洛哥，有力地推動了雙邊貿易關係的發展。一九六○至一九六四年，中國連續參加了每年舉辦的卡薩布蘭卡國際博覽會的展出。中國對外貿易部副部長盧緒章和賈石分別於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四年應邀參觀了卡薩布蘭卡國際博覽會，並進行友好訪問。
為了促進中摩雙邊貿易持續穩定地發展，中摩兩國政府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在拉巴特召開了貿易混合委員會會議，就有關貿易發展問題進行商談，簽訂了貿易協定補充議定書。為使兩國記帳貿易在進出口基本平衡的基礎上順利進行，中國方麵努力開拓進口，向摩洛哥采購了許多適合需要的商品，如卡車及零件、棉花、銅礦砂、鑽礦砂和沙丁魚罐頭等，摩方也積極配合，向中國供應鑽礦砂等重要物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