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天津市公安局公布了該案件的一些初步情況，這是官方就此事的第一次表態。通告披露公安機關已抓獲了數名作案分子。案情是：1月12日下午2時許，犯罪嫌疑人孫某某手持注射器在某商廈伺機作案時被抓，從其隨身攜帶的包中搜出針頭。犯罪嫌疑人安某某，曾因猥褻幼女被勞動教養1年，於2002年1月7日6時許，手持針管在河東區紮傷一女中學生，公安機關接報後迅速將其抓獲。犯罪嫌疑人韓某、陶某某，1月16日上午10時許，手持裝有紅色鋼筆水的注射器闖入女青年劉某某家，並威脅實施搶劫，公安機關接報後將這兩人抓獲，並繳獲了作案工具及贓款。
公安部門表示，經對報案人身體檢驗，絕大部分未發現被針紮的痕跡，少部分人雖被針狀物紮中，但未發現任何附著物。經審訊作案人證實，其紮人時所用的針狀物未接觸過艾滋病病毒。公安部門說，此類案件所用的作案工具不會傳播艾滋病病毒，“犯罪嫌疑人以用針紮人來傳播艾滋病之說，純屬騙人嚇人。”“希望廣大市民不要聽信謠言，安心正常工作生活。”
當天晚上，天津電視台播放了公安機關抓獲4名犯罪嫌疑人的消息，並請兩位權威專家解釋：艾滋病病毒離開人體一分半鍾後因血液凝固就會死亡，除非病毒攜帶者現場抽血後立即大量注射給他人，否則，用紮針的方式很難傳播艾滋病病毒。電視台的播報公開了事情的過程真相，打消了市民的疑慮和擔憂，使城市生活工作秩序迅速恢複了正常。
從以上的這件突發事件被平息的處理方法看，非常簡單，就是由政府權威部門借助新聞媒介將事件的真相公布於眾，即解決了。可見，對已經明了的事件真相及時地公布於眾，以消除公眾的疑慮並得到理解和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4.巧借“尚方劍”：以威治亂
麵對突發事件，有時候會遭遇到難以應對的頑固勢力的打壓或趁機搗亂，這種時候巧借“尚方劍”不但可以大大提高領導者的威懾力，而且也可以使問題的解決方式或方法具有了一定的變通彈性和回旋空間。
1973年底，鄧小平第二次作為國家領導人出來工作。到他1976年再次退出領導位置，前後兩年多的時間裏，鄧小平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利益，多次同“四人幫”進行鬥爭，每次均占了上風。鄧小平的第一次改革試驗，雖然由於毛澤東的不信任而受挫，但他的理論在全國大範圍的“批鄧”浪潮中同人民群眾見麵時，人民群眾發現鄧小平所講的，正是自己心裏所想的。當然，這為鄧小平的第三次出來做領導工作，並成功地領導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應該說，在“四人幫”猖獗的1974—1975年間，對於鄧小平同誌來說，無疑是危機重重，但他在同“四人幫”進行鬥爭時，屢戰不敗，就是善於應變，並巧妙地借用毛澤東的“尚方寶劍”，而尋求鬥爭成功的。
鄧小平明白，麵對“四人幫”的淫威，每一件事，必須處處以毛澤東的名義行事，這並不是他的風格。但由於“四人幫”是這方麵的專家，他隻能以變應變，才能保證自己的合法性不會被剝奪。
在這裏，“合法性”在當時是一種重要的鬥爭資源。沒有“合法性”，一切都無能為力。
所以鄧小平在每一次有關整頓的講話中，都沒有忘記申明他是根據毛澤東的某一項指示或經過毛澤東同意了的。例如他說：“毛澤東同誌講軍隊要整頓，整個黨也有這個問題。”“我在政治局講了幾個方麵的整頓，向毛澤東同誌報告了，毛澤東同誌讚成。”
鄧小平對付“四人幫”、推行全麵整頓的主要武器就是毛澤東的三條指示。鄧小平巧妙地利用了其中的兩條：“以安定團結為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小平抓住這兩把“尚方寶劍”，從各個領域向“四人幫”及其社會基礎，以及各種“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展開了淩厲的攻勢，並取得了重大進展。
鄧小平認為，為了對付派性，有時“群眾運動”是必要的。因為鬧派性的人，往往是以“群眾組織”的形式出現，中央和省委都不怕，基層領導更不怕。但正如鄧小平所說：“可是他最怕群眾，怕群眾起來。所以治那種人的辦法，就是發動群眾同他鬥，寸步不讓，而且要有一個聲勢，不能冷冷清清。”這一策略使得派性失去了群眾基礎，失去了“革命群眾”的保護色，自然很有效果。
鬧派性的人之所以可以成氣候，原因之一是他們有“階級鬥爭”這個“法寶”。鄧小平用“安定團結”抵製派性活動，實際上也就是削弱了“階級鬥爭”的地位。“把經濟搞上去”，則是鄧小平用來直接抵製“階級鬥爭”的另一把利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