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內斂與外張
內斂
內斂是中華民族文化內傾性品格的體現，反映到經營理念中，它更注重從人自身的內在角度來發掘經營的優勢。
外張
外張是西方文化外傾性品格的體現，反映到經營理念上，它則更注重從人自身之外去尋求發展的路向。
內斂與外張的結合
曆史與實踐都證明，無論是西方經營文化中表現出來的外張性經營理念，還是中國經營文化中表現出來的內斂性經營理念，都有其不足之處。而二者卻正好有很強的互補性，能夠互相彌補各自文化或經營理念上的弱勢。在這一點上，華商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
1.內斂與外張：傳統美德與現代精神的結合
西方民族，人的一生對外求索；中華民族，人的一生對內練功。自強、自立、自尊、自愛、自省、自悟，都是向內用力；對上帝侍奉、對科學求證、自我的擴張、冒險的競爭，都是向外用力。內斂與外張，在華商身上得到了完美結合。
中國的地理環境，東臨大洋，西有黃土高原，北方寒冷，南方酷熱。黃河流域地勢平坦，四季分明，是一個理想的聚居地。這種地理環境影響到民族性格，形成極強的內傾性、向心力、凝聚力。
周易文化的基點，是圓道觀念。中心為太極，一切的變易都圍繞一個圓心，形成一個內聚力。
因中國文化的早熟性，人文精神過早地覺醒，而且基本內涵又在道德理性方麵，形成了內在超越。中國人生價值的判斷來自人的心性，來自人的善端。不像西方人那樣，把價值之源追溯於上帝，形成外在超越。
在中國文化中，人是一個自足的存在。天地之間，人是自足的，不需要外來的幫助。儒家以道德為自足，道家以自然為自足。
儒家認為，深藏於自己內心的價值之源，是無盡的寶藏，隻要深挖、隻要發揚，就可以充塞於天地之間。萬物皆備於我、萬善皆備於我，又何必向外界尋求什麼呢？
中國人遇到問題，首先考慮從自身找原因。漢語中這類詞語很多，如“反身自誠”，“反求諸己”，“三省吾身”，“自我觀照”，“明心見性”，“盡其在我”，“依自不依他”，“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慎汝內，閉汝外”，“治其內，而不治其外”，“不內變，不外從”，“為腹不為目”，“心誠則靈”。王陽明更有《詠良知》的詩四首，其中一首說：“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人生的定盤針，就在你心中，何必外尋呢？
內傾性的民族文化品格，反映到經營理念中就是更注重從自身的內在的角度來發掘潛力，強調向內用功，典型的表現就是，前麵所講的自立自強、自我節儉等，我們概括之為內斂。
而西方文化把人的價值之源寄托於上帝，其價值的標準是外在的，形成外在超越。
與中國文化把人看成自足的存在相反，西方文化把人看成是不自足的。自古希臘以來，西方人很少有像中國儒家那樣強調人性的本善。特別是基督教的興起，“原罪說”盛行，人們要虔誠地侍奉外在的上帝，世人不再是一個自足的存在，而是一個罪人。
由於人的不自足，人隻有不斷地向外探求，不斷地了解和認識外部世界，人才能由一個不自足的存在轉化為一個自足的存在。
西方民族形成外傾性的性格，是建立在人性本身不完善不自足的基礎之上。要達到完善和自足，惟一之途，就是向外找尋。其方法和手段，就是用知識、用邏輯、用科學、用規律去認識、證實、把握外部世界。
在為人處世上，外向性格突出表現為個性的張揚，自我中心、自以為是、好表現自己、突出自己，直率、坦誠、正直。
外傾性的文化品格，反映到經營理念上就必然會形成一種“外張型”的經營理念。從形式上來講，“外張”的理念可以表現為戰略聯盟、收購兼並、控股、整合經營等主要方式。
西方民族，人的一生對外求索；中華民族，人的一生對內練功。自強、自立、自尊、自愛、自責、自省、自悟、自知、自勵、自欺，都是向內用力。西方人對上帝的侍奉、對科學的求證、自我的擴張、冒險的競爭，都是向外用力。向內用力者，重理性而不重理智、重悟性而不重求證、重心計而不重體力、重得道而不重得利。在行為傾向上，愛靜不愛動、求穩不求快、能忍讓就不相爭、能安定就不亂動、能封閉就不開放、能守舊就不革新、能在家就不外出、能和解就不打官司、能過得去就不冒險、能差不多就不要較真、能不出手就不出手。
而曆史發展到今天，無論西方文化所表現出來的外張性，還是中國文化所表現出來的內斂性，都有其不足之處。因此兩者的互補性很強，能夠互相彌補各自文化或者經營理念上的弱勢。
在中西經營文化理念上的互補性問題上，華商是做得最好的。因為隻有他們具備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使這兩者在他們身上達到了完美的結合。
2.勤勞節儉：華商的傳統美德
商人經商致富後往往有兩種心態：一種是奢侈揮霍，視錢如泥沙；一種是儉仆自守，一錢當做兩半花。成功的華商屬於後一種類型。節儉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勤儉可以積沙成塔，集腋成裘。
與勤勞相連，節儉也是華商精神中的重要一條。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勤儉是最古老的訓誡，“克勤於幫，克儉於家”，“曆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不勤不得，不儉不豐”，已成為商人的諺語。尤其晉商，“俗尚勤儉，有陶唐氏之遺風”，“善殖利於外”。“晉俗勤勞樸素，勤勞易於進取，樸素易於保守。故晉之人長於商，東轍馬跡遍天下”。(伏老人《唐熙南巡秘記》)勤儉兩者相互為用，於商尤宜。
勤以增收，儉以節支，勤而且儉才能裕財致贏，否則，用之無節，猶如漏後不堵，必致財源流失。由此可見儉字之至關緊要。勤儉兩者不可偏廢。
先秦時期，諸子大都肯定“儉”而否定“奢”。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墨子說；“節儉則昌，淫佚則亡。”管子說；“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崇儉是古代思想家的共識，尤其儒家的崇儉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更巨。
商人經商致富後往往有兩種心態：一種是奢侈揮霍，視錢如泥沙，一種是儉仆自守，一錢當做兩半花。成功的經商應屬於後一種類型。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頌揚白圭“與用事僮仆同苦樂”、“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又稱讚秦末漢初的宣曲任氏“折節為儉”，“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因此，節儉應作為商人的精神內容之一。
古有訓戒：成由儉，敗由奢。
勤儉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勤儉可以積沙成塔，集腋成裘。
其實，不少超級華商富豪由貧到富，自始至終都十分節儉。譬如李嘉誠，他從來不講究衣服和鞋子是什麼牌子，一套西服穿十幾年是平常事；10雙皮鞋有5雙是舊的，皮鞋壞了，補好了照樣穿；那隻永遠快10分鍾的手表是普普通通而且用了很多年的電子表；趕時間，幾塊錢一包的餅幹也可以當美餐。
節儉是華商一個極為突出的優點。我國明清時期的晉徽商人就是以儉樸而著稱的。
由於山西商人總的說來是注意節儉，所以他們的資本積累較快。正如《晉錄》所雲，晉商“百金之家，夏無布帽；千金之家，冬無長衣；萬金之家，食無廉味……故其居奇能饒。”能饒，就是能聚財，能積累資本。明代謝肇浙就說過“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清康熙也說；“晉風多儉，積累易饒。”顧公燮也為之概括：“山陝之人，富而若貧。”富而若貧就是家有內財，而外表儉約寒素。
據記載，徽商治家多節儉，而喜歡積蓄財富，家產不豐者，每日僅吃兩頓；富家吃三頓，但也隻是薄粥，客人來了不請吃飯；家中也不備車馬；婦女尤以節儉聞名，家雖富，但吃飯數月不見魚肉，每天晚上紡紗織布，織機之聲鄰裏相聞。富商之子弟赴京趕考，身穿粗布短衫，赤腳穿草鞋走路，以一傘自攜，節省車馬之費，初看以為農家貧寒之士，細細問來方知皆有千萬金家產。
也許，有人會說：“那樣一來，麵子往哪兒擱？”的確，中國商人有許多不僅自己要講麵子，也要給別人麵子。比如中國商人打交道，很注重接待規格，接待規格越高，那就算是對方商人給足了麵子，這筆生意就算是搞定了。
談生意的時候麵子是要要一些的，但是隻要能達到目的即可，千萬不要過於鋪張。就算是1999年香港風雲人物的李澤楷，也沒有把平時用來招呼生意夥伴的一架價值1000多萬港幣的滑翔機用於自己的享樂。如果說，談生意需要麵子上過得去的話，那麼生意場下的私生活麵子又有多大用處？關於這一點，李澤楷、李成楓、李光前三人的例子更能反映出華商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1999年終5月間，李澤楷的身家已經升到幾十億港幣，在接受《亞洲周刊》的記者來訪時，他手上戴一隻Swatch手表，腳上依然穿一雙俗稱“白飯魚”的鞋，這種鞋在香港遍布街巷的便民超市連鎖店中隨處可見，一般隻售15港幣。除非正式場合，為表示對主家的尊重，他才會穿禮服。李澤楷通常穿便服，斜紋褲，至多加一件西裝，參加《南華早報》與DHL舉辦的傑出商業人士成就獎頒獎會他也沒有打領帶。對日常飲食，他更是喂飽肚子便罷的快餐風格。
新加坡報王李成楓，1909年出生在福建南安，祖父是一名清朝末年的武舉人。他從小就被父母送給膝下無兒的舅舅當養子，沒有受過係統化的正規教育，隻是在鄉村的私塾中念過幾年書。
1927年，為了尋找更適合謀生創業的最佳地方，孤身一人下南洋，冒險來到新加坡闖世界。麵對人生地不熟的異國他鄉，年僅18歲的李成楓並未因舉目無親而打退堂鼓，反而憑借18歲的一身好力氣，不辭勞苦地開始了自己那“掙錢糊口——攢錢創業——撈錢耀祖”的辛苦拚搏。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愛國華僑陳嘉庚的鞋廠裏充當衛生巡察員，每月雖隻掙十幾元但卻能省吃儉用攢下8元錢，這種把自己的一切開銷降低到極限的做法，真可以稱得上是“抓個蚊子炒盤菜，捕個跳蚤煮碗湯”。後來，他又在民信彙兌行幹月薪20元彙兌活計，工作之餘他還想方設法尋找第二職業，他用自己拉電線的手藝每月有150元錢的額外收入，因此他曾無比自豪地說：“當時一名銀行經理的月薪，也隻不過50來塊錢而已。而我的份內和份外收入加起來，比銀行經理的月薪5倍還多。”
就這樣，經過兩年的奮鬥和拚搏，李成楓以“多掙少花勤積攢，細水長流終有錢”的聚錢絕招，從牙縫中一點一點摳出令“打工仔”羨慕不已的一些錢財；以“半杯咖啡兌水喝，既能享受又節省”的省錢絕招，從嗜好中一粒一粒剔出了令“打工仔”自歎弗如的一些錢財。他搖身一變成為不似老板、勝似老板的“打工皇帝”。
正如李成楓所說：“如果獲得10塊錢的利潤，我隻用5角，其它9元5角都用來再投資擴大生產。不然的話，把這些錢用光或吃光，我們的企業何時才能發展壯大呢？
於是乎，李成楓衣錦還鄉榮歸故裏，尊奉父命娶妻成家，似乎一條光明大道展現在他的眼前。可是，世事難料不由人，由於軍閥混戰難以立身，李成楓剛剛度完蜜月，就不得不和新婚妻子一道重返新加坡“淘金”。他以20歲的虎虎生氣在陳嘉庚女婿——李光前創辦的“南益總廠”任書記員，經過一番埋頭苦幹後因業績顯著而被派往“南益總廠六甲分廠”獨當一麵。這下子，李成楓真正有了用武之地。他也憑著自己磨煉出的堅強毅力和天生的超人聰明，直麵日本侵略者統治下的殖民厄運，頂住外國壟斷集團在新加坡橡膠行業瘋狂競爭的千鈞重壓，巧出奇兵一一化解了經濟蕭條所帶來的種種危機，發展成為東南亞地區首屈一指的最賺錢行業。他本人也由於對東西亞地區橡膠行業強盛的特殊貢獻，被東南亞地區企業巨子們交口稱讚為“橡膠大王”。
誠然，海外經商發達的巨富，一擲千金的人也有，但不少人卻過著普通人的生活，有的甚至節儉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新加坡的著名企業家、教育家和慈善家李光前便是其中一位。李光前，1893年出生在福建省南安縣梅山鎮芙蓉鄉的一個貧苦人家。10歲時隨父移居新加坡，早年曾回國求學，先後在南京的暨南學堂、北京的清華學堂預科以及唐山的路礦專門學堂深造。回新加坡後，起初在陳嘉庚的謙益公司做事，主要工作是處理中、英文函件及商務聯絡，由於精明能幹並且為人厚道，後被陳嘉庚招為乘龍快婿。1928年，30歲出頭的李光前獨立門戶，創辦南益橡膠公司。至60年代初，擁有近2萬畝種植園，15個工廠，20個辦事處，業務擴展到橡膠、黃梨(即菠蘿)種植及加工，被譽為南洋的“橡膠與黃梨大王”。此外，還辦有油廠、彩色印刷廠、火鋸廠、木材廠等，其總資產估計有3億。
那麼就讓我們來看一下這位富豪的日常生活吧。
1920年李光前與陳嘉庚的長女陳愛禮結為伉儷，夫婦在新加坡津斯裏巷的住宅是嘉庚先生贈給其愛女的。早年的新加坡，除了人力車之外，有軌電廠便是時髦的公共交通工具了。當時坐車是分等的，按每英裏計算。已擔任公司要職的李光前上下班或外出公幹，常常與普通職員一樣坐三等車。後來自己有了汽車，但也不追求什麼豪華。有一次李光前獨自駕駛老牌舊車到下屬的橡膠廠檢查工作，由於車舊又無人隨從，竟被門衛擋在門外。李光前非但沒有批評這位門衛，反而表揚他忠於職守。
至於一日三餐，更是普普通通。李光前煙酒不沾，平時最愛吃的是番薯粥，這是福建農家飯菜。隔夜的飯菜，有的人棄之不用，認為有損健康，但李光前照吃不誤，因為他認為好端端的東西倒掉了十分可惜。平日家中用的餅幹是本地產的，因為本地的每盒才二三元，而進口的需七八元。到日本辦理商務，李光前還在留學生的食堂用過餐。1965年春，李光前到上海治病順道回鄉，他曾在泉州華僑大夏邀請故友敘舊並共進午餐，吃的竟是番薯粥和四道家鄉小菜。說到紅薯粥，怡和軒俱樂部既是一個社團，又是新加坡知名商家聚會的地方，陳嘉庚先生曾擔任該俱樂部負責人20餘年，並在那裏組織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於是受到影響，怡和軒的午餐常常是番薯粥。曾擔任過新加坡南洋大學秘書長的潘受先生回憶到：“60年代初時，有一次到怡和軒，在那裏我看到李光前也和大家在一起吃番薯粥。後來一問才知道，這一天是李光前70歲大壽，他是為了躲避親戚的應酬，並要為社會做點善事，所以先到中央醫院獻血，然後到怡和軒聚會的。”這件事至今仍傳為美談。李光前手上的手表，一直都是隻很老的舊表，即使至晚年才換成的新表，也不是什麼價值連城的珍品。
生日做壽，在許多商家看來，是顯示氣派的良機。李光前夫婦從不做壽，因為他們認為，這除了浪費時間、浪費金錢之外，並無多少意義。
3.節儉與成本的聚變效應
法國作家巴爾紮克說：“對於節儉的人，金錢是扁平的，是可以一塊塊堆積起來的。”美國億萬富豪保羅蓋蒂說：“全心全意地注意即使是最細微末節的地方，不失去替他自己或工作的公司減低費用的機會，這是致富的訣竅。”
眾所周知，節儉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在海外諸多華商們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節儉的品格反映到生產經營管理中，就是對成本的節約，成本的節約就意味著產品利潤空間的拓廣，產品市場的競爭力增強。所以，我們說節儉與成本會產生聚變效應，即節儉會導致成本的最大限度的控製。這一點也隻有華商才能做到。
吳天恩，祖籍中國，1928年在菲律賓出生。他在70年代已有兩家大銀行的控股權了，即華豐銀行(FamilyBank)和亞美島嶼銀行(InsularBankofAsia&America)。後來他認為在菲律賓當時的環境不宜再經營銀行，於是將兩銀行的股權出售，移居到美國加州。
但是，吳天恩在菲律賓擁有大量地皮，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他采用儉成術把這些地皮發展房產業，獲得了豐厚的利潤。
吳天恩的儉成術，即千方百計降低其房產的成本、以最快的速度把投入資本回收的策略。
儉，在實際應用中有諸多含義。法國作家巴爾紮克說：“對於節儉的人，金錢是扁平的，是可以一塊塊堆積起來的。”《左傳·莊公二十四年》有說：“儉，德之共也。”也視最高的美德。隋朝王通在其《文中子·關朗》一文有說：“不勤不儉，無以為人上也。”可列為人才成功之道。美國億萬富豪保羅蓋蒂說：“全心全意地注意即使是最細微末節的地方，不失去替他自己或工作的公司減低費用的機會，這是致富的訣竅。”此話講明在經營管理上，應力主節儉，減少開支，從中可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綜觀古今中外曆史，“儉”是一個閃光的字眼，頻頻展示出曆代哲人學者修身立業的高見，體現出黎民商賈持家致富的經曆。
現代企業的經營活動中，確實錯綜複雜，情況變化萬千，但萬變不離其宗，無非是“投入”與“產出”問題，並以兩者之比論成敗。“投入”大於“產出”的經營，必然是失敗；而“投入”少，“產出”多，則為勝利。當然，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的發展，這個結論又增添了新的內容；隨著生產費用的提高，產出也相應會減少；隨著營銷方式的變遷，也會導致成本的上漲……。如果經營者以節儉的方式消化導致成本上漲的因素，使產品大體保持原有的價格水平，則會具有競爭力。所以說，儉是企業磨礪韌性，以應環境之變的重要措施，亦是企業必須具備的素質之一。
吳天恩在從事房地產經營中，能充分運用“儉”的作用。他在80年代菲律賓經濟危機之時，地價跌落最底穀的狀況，大量購入地皮，待馬科斯總統倒台後，地產狂飆之時，他將這些地皮發展住宅區。他先後將500公頃土地建成中、低檔住宅，並千方百計在用料和施工中精打細算，使每單位成本降至比同行業低了三五成。最後，他以低於競爭者一成左右的價格出售這些住宅，銷售十分搶手。這樣，資本迅速回收又使成本降低，利潤增長，並為企業樹立了聲譽。
取得了第一個回合成功後，吳天恩接著又將其低價買入的另1000公頃地皮開發為房產。為了籌集資金，他將其持股80%的菲人投資置地上市，一下籌到27億比索。該公司表示，將繼續采用儉成術推進房產業，決心獲取更大的成功。現在，吳氏的財富約有10億美元。
對於企業家來說，降低成本已是一致的共識，事實上，他們也或多或少都在做著這方麵的工作。問題在於誰做得更徹底、更堅決。
建廠成本與生產成本是兩個硬指標。大部分的企業，即使沒有能力像王永慶那樣自己製造機器、自己安裝、自己建廠，也會在降低生產成本方麵下功夫。
但是還有一種成本，則不是每個企業都能意識到，或者就算意識到也不大情願去做的，那就是營銷成本。
營銷成本簡單地說就是“接待費”。台灣企業奢靡之風盛行，效益好的固然“豪氣”十足，有客到訪必“盛情”款待，酒樓食肆歌舞廳，少則花上一萬幾千，多則數以萬計，付賬時麵不改容手不顫抖，一副傲視同儕的“款”態；效益不好的也不甘後人，打腫了臉也要充胖子。公營企業出手豪爽，不吃白不吃，皆因錢都是“阿公”的。私人企業因羊毛出在羊身上，相對收斂一些，但為了麵子，為了行事的方便，自然也要有所表現。
如果你以為台塑作為世界上最大的PVC生產廠商，其接待費用一定很可觀，那麼你就大錯特錯了。事實恰恰相反，台塑企業用於接待方麵的開支，其比重之小令外界大感意外。
80年代初，台塑企業流傳出這麼一件事：有四位主管因為公事的緣故，請三位客人吃飯，一頓西餐下來，吃掉了2萬元。王永慶知道此事之後，立即把那四個主管叫到辦公室，狠狠地訓斥了一番，並扣罰了當月的部分工資。
此事在台塑上下起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作為一個有著三家上市公司、十幾家關係企業的董事長，王永慶迎來送往、接待應酬是少不了的。但是，他很少在外麵招待客人，他舉行“豪門宴”的地方，多數是在台塑自辦的招待所內。
台塑大樓後棟第13層，是台塑北區招待所。招待所不但設置了客房供貴賓和客人下榻歇息，而且配備了廚師和女侍應，設施與酒店無異。
招待所的任務有兩個，一是接待貴賓和客人，二是負責王永慶的午餐。
王永慶的午餐都是和台塑企業各單位的主管們吃的，他習慣於利用這段時間聽取下屬的彙報，即著名的午餐彙報。不論王永慶還是主管，午餐標準一視同仁——一盒價值60元的便當。通常，廚師們準備的菜式不外乎一魚、一肉、一蔬菜，再加上一葷半素，或是再配些小魚幹、炒花生之類的小菜。
那麼，王永慶為何把這裏作為應酬的主要地點呢？
原因很簡單：在自己的招待所裏宴客，既衛生可口，又節省開支。當然，後者是最主要的。
雖說是企業自辦的招待所，但員工個個訓練有素，每到王永慶宴客之時，更是毫不含糊，廚師必須準備二十道豐盛的佳肴應席，而對菜式的要求，王永慶定了一個四字標準：精致可口。
當第一道菜上台時，客人往往會覺得很新鮮——既不是拚盤也不是湯羹，而是“自助式”的壽司!客人得自己動手，把那些魚鬆呀、小黃瓜呀、海苔呀之類的材料用米飯卷成壽司，吃個不亦樂乎。
王永慶這樣設計有兩種用意：壽司飽肚，可以先作“墊底”之用，此其一；采用“自助”的方式，客人可依據自己的食量進食，避免了食物無法控製而造成浪費，此其二。
說到“自助”式，不禁令人想起台塑關係企業的員工食堂。台塑所有的員工食堂都是采用自助餐的形式供應員工夥食，飯和菜皆自取。令人奇怪的是，食堂內沒有設置專供倒剩飯剩菜用的潲水桶，也難得看到剩飯剩菜。原來，王永慶訂了一條規矩——你吃多少都可以，但是盛到餐盤中的飯菜必須吃完，不可剩下或者倒掉，否則就要受處罰。
王永慶的宴席固然不可以同員工食堂相提並論，卻同樣“自助”，由此足見主人用心良苦。
而接著上來的那幾道菜，基於王永慶所定的“精致”的標準，分量都不多——當然也不會少——是恰到好處的那種。菜上桌之後，王永慶喜歡采用“中菜西吃”的方式，大家圍在圓桌旁，每人端一個盤子，由侍者個別分菜，每人一份，吃完再加，那種由於分量過多以至於吃掉小部分倒掉大部分的情形是絕對不會在招待所裏出現的。
與“豪氣十足”的企業家們相比，王永慶的接待模式可以說有著天淵之別。然而，營銷成本又不完全等同於“接待費”，它還包括其他的諸如員工的交通、差旅方麵的費用以及企業日常的一些必要開支等等。
台塑企業內的各級主管，因生產、銷售和管理上的需要，經常要到各地出差。如果都住酒店那將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為了壓縮旅差費用，王永慶一方麵定下規矩，出差報銷7000元以上的須當麵查詢清楚，嚴格審核；另一方麵，參照台塑總部的做法，在台塑主要關係企業內設立招待所。於是，除了台北原有的招待所之外，林口、宜蘭、彰化、高雄甚至美國等地，相繼建起了台塑員工招待所。
在台灣的招待所通常蓋在廠區內，客房數量少的十間八間，多的二三十間，全部為小型旅館式建築設計，內部裝修並不豪華，卻整潔雅致，讓入住者感覺十分舒適方便。台塑的主管們出差時住在這些招待所中，住宿交通二費俱可節省。
在美國，台塑除了在德克薩斯州設置了員工招待所之外，在新澤西州，還建有一棟高級住宅。宅內生活設施一應俱全，還設備有網球場、桌球台、乒乓球室和遊泳池等供運動和健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