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舞蹈圖書
音樂和舞蹈是聯係至為緊密的兩門姊妹藝術，它們的出版物也有這個特點，所以就把音樂舞蹈圖書的出版並為一節。不過從數量上來說，新中國成立以來，音樂出版物自然更多一些，因此本節對音樂出版物，除引言外按時序分為三個大的階段來敘述，舞蹈出版物則隻用一大段進行介紹。
中國古代的音樂典籍極為豐富，音樂專著和散見於各種古籍和文獻中的音樂論著，幾乎曆代都有。如“二十五史”的17部書裏，《樂書》或《音樂誌》等就共有71卷之多。正因為有了這樣一批古籍，豐富、優秀的中國古代音樂才得以流傳下來，並且使後人今天能夠作出判斷：中國古代音樂有值得大量吸取的精華，有值得發揚的優秀傳統；它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曾無愧地居於世界音樂的前列。
中華民國初年以後，一些師範學堂、文化協會、出版機構和音樂工作者，曾分別編輯出版過各類音樂圖書和資料3000餘種。這對保存中國古樂與傳播西洋音樂知識、對中國近代音樂文化都起過一定作用。設在中國音樂出版業發源地之一——上海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店等，在出版音樂書譜上，都作出過重要貢獻。例如，沈心工的《重編學校唱歌集》，李叔同的填詞歌曲集，蕭友梅的《普通樂學》和《風琴教科書》、《鋼琴教科書》、《小提琴教科書》，豐子愷的《音樂入門》、《近世十大音樂家》等，都是當時它們出版的有影響的圖書。中國民族音樂學先驅王光祈的多種學術著作也得到係列介紹。新中國成立前夕，繆天瑞譯著的《歌曲作法》等理論專著中，有的還一直沿用到今天。但是在那一段時期內，各書店隻是兼營音樂出版，出書難有係統規劃，因此一些出版物不免駁雜紛陳，瑕瑜互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出版總署支持下，中國音樂家協會於一九五四年秋在北京建立了音樂出版社（其前身為音協出版部與上海萬葉書店等三家合組的新音樂出版社，一九七四年改名人民音樂出版社）。三十多年來，該社出版音樂圖書近5000種。中國音樂界許多重要的有分量的學術論著，許多作曲家的有代表性的音樂作品，大多由該社出版。一九五六年底始建的上海音樂出版社，其機構幾經變易。至今共出版音樂圖書1500多種。南北兩社對促進音樂創作的繁榮，推動理論研究的開展，都作出了不小貢獻。其它一些出版社也出版過少量音樂書籍，而八十年代以來它們出版的通俗音樂圖書和歌曲集等則日漸增加。現將三十多年來中國音樂圖書的出版情況介紹如下。
一、新中國成立以後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況
（一）聲樂創作。
新中國誕生前後，廣大作曲家在他們的作品中以巨大的熱情謳歌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抒發了勞動人民歡慶翻身解放的喜悅心情，以及對新生活的向往。以群眾歌曲為主的曆史革命歌曲，五十年代末出版了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歌曲選。中國音協編輯的十年歌選《歌唱祖國》集中地反映了新中國初期歌曲創作的成就，其中收有《歌唱祖國》、《我的祖國》、《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我們走在大路上》等膾炙人口的作品。現代著名作曲家個人專集，如黃自、聶耳、賀綠汀、張曙等人的歌曲選和洗星海獨唱、合唱歌曲集的出版，則再次向群眾傳播了熾烈的愛國主義感情和催人奮發的鬥爭精神。
在周恩來總理倡導下，集眾多音樂家和舞蹈家創作大成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於一九六三年問世。它在首都舞台上的演出轟動一時，音樂出版社及時出版了它的譜本，讀者爭相購買。以革命和建設的重大事件為題材的大合唱作品，這一時期出版了《黃河》、《春天》、《長征》、《紅軍根據地》、《飛虎山》、《淮河》、《幸福河》、《祖國萬歲》、《幸福的農莊》等。歌曲彙編有《大家唱》、《得獎歌曲集》等。其中為適應城鄉群眾需要而於一九六四年出版的《革命歌曲大家唱》（一）（二）深受讀者歡迎，印行450萬冊。作為大型綜合體裁的歌劇，繼《白毛女》之後，作曲家和作家們又不斷作出新的嚐試，先後創作了《劉胡蘭》、《草原之歌》、《王貴與李香香》、《紅珊瑚》、《洪湖赤衛隊》、《江姐》和歌舞劇《啞姑泉》、《劉三姐》等，在各地相繼演出，並以曲選形式出版。廣受聽眾喜愛的《紅軍不怕遠征難——長征組歌》，其曲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就已問世。
（二）器樂創作。
由於新中國是在長期的革命戰爭暴風雨中誕生的，因此革命曆史題材對作曲家有很大的吸引力。同大合唱和歌劇一樣，京、滬許多作曲家以濃重的筆墨譜寫了如下的一批管弦樂作品，如《長征交響曲》、《陝北組曲》、《抗日戰爭交響曲》、《保衛延安》、《人民英雄紀念碑》交響詩等。從民俗民情和民間傳說中采擷題材而創作的樂曲，則有《春節組曲》、《瑤族舞曲》，交響詩《嘎達梅林》、《黃鶴的故事》、《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等。這些作品的總譜是出版物中的保留品種。有影響的已故音樂教育家、演奏家劉天華的二胡、琵琶創作曲集，也於這一時期問世。負有盛名而且多產的老作曲家、小提琴家馬思聰的交響曲、弦樂四重奏、小提琴協奏曲和一批獨奏曲象《思鄉曲》、《新疆狂想曲》、《西藏音詩》等，在五十年代即已由音樂出版社出版，為這些樂曲更廣泛的演奏和流傳提供了重要條件。
（三）民族民間音樂。
較重要的有《中國民歌》（音樂研究所編）、《十二木卡姆》。前者收入全國各民族各地區代表性的民歌400首；後者是傳統的大型套曲集，被稱為“維吾爾音樂之母”，包括組歌、樂曲340多首，是維吾爾族珍貴的古典音樂遺產。傳統的民族音樂還有按樂器分輯的《民族樂器傳統獨奏曲選》。清代蒙古族人榮齋等所編的《弦索十三套》（十八世紀前源自民間以弦樂器為主的古樂合奏曲），李芳園編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譜》，明代朱權編的《神奇秘譜》，音樂研究所編的《古琴曲彙編》、《蘇南十番鑼鼓》，以及劉天華與阿炳的二胡曲集等。以上這些圖書的出版，為保存和繼承中國的民族民間音樂優秀遺產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音樂理論。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中國音樂工作者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音樂，從理論上進行了積極探索。這一實踐的初步成果，是出版了論交響樂、歌劇與聲樂創作，論戲曲音樂工作與樂器改革，論音樂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等多種文集。特別是中國音樂工作者協會主編的三卷《音樂建設文集》，收文100餘篇，它留下了新中國頭十年中音樂界重要活動的軌跡，也反映了理論研究的成就與失誤，是有價值的曆史資料。為了解中國音樂發展的脈絡，音樂學家們對古樂進行了介紹和研究。除楊蔭瀏的《中國音樂史綱》之外，音樂出版社出版了李純一的《我國原始時期音樂的試探》，朱謙之的《中國古代樂律對希臘之影響》，廖輔叔的《中國古代音樂簡史》。吉聯抗對孔丘、孟軻、旬卿、墨翟等人的樂論，分別進行了輯錄、今譯和注釋，編成《古代音樂論著譯注小叢書》。丘瓊蓀、陰法魯研究南宋詞人薑白石歌曲的兩種專書，都先後出版問世。音樂研究所編的《民族音樂研究論文集》（三集），郭乃安等編的《民族音樂概論》，以及論述《苗族蘆笙》與西藏歌舞的《堆謝》、《囊瑪》的出版，為民族民間音樂包括少數民族音樂的研究添加了奠基的磚石。
這一時期，戲曲音樂研究也有好的開端。傅惜華編的《古典戲曲聲樂論著叢編》，介紹了元明清三代有代表性的戲曲聲樂理論，是通過選輯、校錄探究民族聲樂傳統的一部學術專著。其它如《戲曲演員演唱及創腔經驗》（梅蘭芳、程硯秋等撰文）、《戲曲的唱念和形體鍛煉》、《略論常香玉的演唱藝術》等書，則是許多著名戲曲表演藝術家的體驗及研究者的心得。出版的高等音樂院校作曲教材中，較有影響的有吳祖強的《曲式與作品分析》（一九六二年出版），該書一九八七年獲優秀教材獎。先後在北京、上海出版的林俊卿闡述其歌唱發聲理論的3種書，總結了這位著名聲樂家的教學經驗。湯雪耕所著《怎樣練習歌唱》一書較有實用性，故長期印銷不衰。各種樂器演奏法、識譜法、基本樂理、音樂欣賞講座和其它通俗讀物也廣受群眾歡迎。
（五）外國音樂。
這一時期開初，介紹外國音樂的出版物，偏重於西方古典音樂和蘇聯、東歐國家一些當代作品方麵。前者如西洋古典抒情歌曲和歌劇選曲、俄羅斯的歌曲和合唱曲、《意大利歌曲選》、歌劇《茶花女》等，大都是十八、十九世紀古典樂派、浪漫樂派的傳世之作，但範圍很有限，也不係統；後者如大合唱《森林之歌》《阿曆山大·涅夫斯基》，以及巴托克、柯達伊改編的民歌合唱、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革命歌曲和民歌等，在品種上占有一定數量。
對歐美現代音樂在五十年代卻接觸甚少。六十年代初文化部音樂教材編選工作組曾組織國內專家編出了《高等音樂院校鋼琴教學曲選》，其中4冊廣收東西歐以至拉美古今的鋼琴音樂名作，出版後與中央音樂學院的聲樂、器樂教學曲選一同作為高等音樂院校教材使用多年。為配合世界文化名人紀念活動，音樂出版社編出了一套從文集、評傳、專刊到曲選的係列性出版物，蕭邦、舒曼、李斯特、德彪西的鋼琴曲選（中央、上海兩所音樂學院編），莫紮特、舒柏特、舒曼、李斯特以至德沃紮克、勃拉姆斯、穆索爾斯基的歌曲選均先後成書。這些書，一般質量較高，受到了研究與教學人員的普遍重視。外國歌曲的通俗本，京、滬等地都出版了不少，內容形式多樣，既有歐洲各國的創作歌曲和民間歌曲，也有亞洲各國和拉丁美洲、阿拉伯的歌曲；既有專集，也有合集。音樂出版社所編的《外國名歌200首》及其續編，集中地譯配介紹了東西方現代和當代一些優秀作品，加上精選的各國民歌與西方古典藝術歌曲、歌劇選曲，六十年代初在青年音樂愛好者中流布很廣，印數達70餘萬冊，並且遠銷海外。對外國音樂理論著作，從音樂史論、音樂美學、作曲家評傳到作品分析，從音樂基礎理論到作曲與表演理論、西洋樂器教程等眾多品種，都作了一定的介紹。作曲理論從和聲學、複調音樂、曲式學到樂器學、配器法也各有專書翻譯出版。如《西洋音樂通史》、《音樂美學問題概論》、《舒曼論音樂與音樂家》、《外國音樂名作》、《音樂作品分析》、《和聲學教程》以及論鋼琴與小提琴表演藝術的譯著等。這些書對培訓專業音樂人員曾起過積極作用。值得一提的，還有日本人士林謙三的《東亞樂器考》與《敦煌琵琶譜的解讀研究》二書也在中國首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