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整理出版
中國的古籍浩如煙海，其包羅萬象的內容，從各個方麵反映了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明史。中國古籍的整理、刊行，已有悠久的曆史。曆代一些重視文化建設的執政者，曾提倡和組織過古籍的校讎和著錄；尤其是無數文人學者進行了整理、編纂和刊行的切實而艱苦的工作，才使得大量珍貴的古籍得以一代一代地保存和流傳下來，積累成為巨大的文化財富。還應當提到的是，愈到後來的朝代（如宋、明、清），其成果愈大，同時私人刊行古籍所占的比重也愈大。
辛亥革命以後，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都曾編印過一些規模較大的古籍叢書，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四部備要》等。這對當時的文化教育事業起了積極作用，在學術界有較大影響。但是當時的古籍出版工作，意在存真，重在流通，因此珍本秘籍的影印占了很大比重，整理工作做得較少。對於帶有普及性的斷句、標點、注釋等工作，更注意得不夠。特別是有的出版社隻顧賺錢，不顧質量，粗製濫造，重印古籍的標點錯誤很多，因此魯迅曾發出過“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亡”的警告。至於專業性較強的古籍整理，隻是少數學者個人的研究課題，自發地分散進行，其成果往往得不到出版的機會。如唐圭璋編的《詞話叢編》就是自費印行的。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全麵侵略中國以後，古籍的出版工作基本上陷於停頓，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也受到很大限製。這種局麵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才有了根本改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隨著整個出版事業的改革和發展，古籍的出版工作也發生了新的變化。五十年代後期，政府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有關出版社製定了長期的古籍出版計劃；有關出版工作者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古籍是研究中國社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過程的必不可少的依據，整理出版古籍是繼承和清理民族文化遺產的一項基礎工程，也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條件之一。出版工作者與專業研究工作者密切協作，在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中進行了創造性勞動，取得了重大成績，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各方麵讀者的需要。自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八八年年底，全國共整理出版了文學、曆史、哲學和語言文字學古籍約4500種（重印的叢書如《叢書集成》、《四部叢刊續編》等都隻作一種計算，一部分古代農業、科技、醫藥、少數民族等方麵的古籍未計算在內，可參看本書有關章節），其中有許多屬於高水平的整理本和卷帙浩繁的帶有集成式的資料書。從絕對數字看，已經遠遠超過了清代《四庫全書》收書的總和。然而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二十多年中，古籍出版時常受到“左”的思潮的嚴重幹擾，工作一波三折，時作時輟，實際工作的時間要打很大的折扣，而且不少整理成果已受到無可彌補的損失，如有些已完成或將完成的書稿遭到了損毀。所以這時期所取得的成績，確是來之不易的。
近四十年的古籍出版工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古籍出版工作仍處於停頓狀態。到一九五二年，北京、上海的幾家出版社開始出版一些古籍，但由於缺乏明確的指導思想和全麵規劃，缺乏編輯人材，因此出書極少，更不成係統，所出的書文學類占較大比重，而且是從便於普及的古典小說和戲曲開始的。一九五二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水滸》校注本，是由國家出版社最早整理出版的古典文學作品。接著，《三國演義》、《紅樓夢》等一係列優秀的古代小說相繼出版。一九五三年，為紀念偉大愛國詩人屈原而出版了《楚辭集注》（南宋朱熹輯）及《屈原賦今譯》（郭沫若）等。這些書的整理出版，充分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傳統文化的重視，體現了批判繼承民族文化遺產的方針政策。一九五四年，上海幾家民營出版社合並成古典文學出版社，附屬於新文藝出版社，陸續出版了不少文學古籍，一九五六年正式成立了古典文學出版社。同年，在北京建立了由國家主辦的文學古籍刊行社，開始有計劃有係統地從事文學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一九五四年，鄭振鐸主編的《古本戲曲叢刊》初集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問世。這是新中國出版的第一部資料性大型叢書，它表明古籍出版已經由偏重普及進而兼顧提高了。其第二集、第三集也於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相繼出版，其收羅之廣和印刷之快，簡直令人驚訝。
一九五五年，又在北京建立了古籍出版社，並於一九五六年出版了點校本《資治通鑒》。這是第一部經過認真整理的大部頭史學名著。參加標點、校勘的12位整理者，有顧頡剛、齊思和、張政烺、鄭天挺、鄧廣銘、周一良等；覆校者除顧頡剛外，還有聶崇岐、容肇祖、王崇武：他們都是著名曆史學家。古籍出版社在編輯加工階段也做了大量工作。這是一部高質量的古籍整理本，出版後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和歡迎。隨之，《續資治通鑒》也於一九五七年出版。這兩部書出書周期之短也是罕見的。在此期間，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在實行公私合營以後，也分別重印了一些古籍，如《二十五史補編》、《宋會要輯稿》、《諸子集成》等。近代著名出版家、編輯家張元濟主編的《續古逸叢書》在中斷了近二十年之後，一九五七年終於印出了第四十七種——《杜工部集》。還有由中國科學院及科學出版社所出版的《遼文彙》、《淮南子證聞》、《論語疏證》、《方言校箋及通檢》、《管子集校》、《水經注疏》、《鹽鐵論讀本》、《鹽鐵論要釋》、《四庫提要辨證》等書，都是專家學者對古籍研究整理的重要成果，其中大部分是一九四九年以前成稿，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才得以問世的。自一九五三年以後，古籍出版工作發展很快，數量逐年上升，一九五七年出書種數近190種，這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年出書數的最高紀錄。
為了有計劃、有選擇、有係統地整理出版中國古籍，一九五八年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由齊燕銘主持小組的工作，製定了整理出版文史哲古籍的十年規劃，並指定中華書局為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辦事機構。從此古籍出版工作有了全麵的安排和統一的步驟，改變了過去各自為政的局麵。然而在當時“左”的思想指導下，在浮誇風的影響下，“十年規劃”顯然規模太大，難以按照它全麵開展工作。因此在“調整”時期，於一九六○年草擬了三到八年的文史哲古籍整理出版的重點規劃，主要任務是整理出版各類古代名著的精確可靠的、便於閱讀的新版本，提供專業工作者和廣大讀者使用。接著就對《二十四史》的整理作了具體安排。從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五年，中華書局相繼出版了前四史。《史記》由顧頡剛標點，《前漢書》、《後漢書》、《三國誌》分別由西北大學曆史係和宋雲彬、陳乃乾等點校。從一九六三年起，中共中央宣傳部還調集了一批專家在中華書局集中力量進行點校，工作很有成效。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對其餘各史的點校、整理、編輯加工、發排付印等工作，不管進度如何，被迫一律停止。
除前四史外，這段時間還陸續出版了不少文史哲的古代名著，注意編印了一係列篇幅宏偉的資料書，先後出版了詩文總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唐詩》、《全宋詞》、《全元散曲》、《文苑英華》、《明經世文編》等（其中一部分為影印），並影印了重要類書《藝文類聚》、《太平禦覽》、《冊府元龜》、《永樂大典》等。有些書是過去極少流傳的，如《永樂大典》彙集了當時所能收集到的國內外所藏殘卷零本共730卷，使這一孤本公之於世。這些書的出版，在保存古代文獻並擴大其流傳方麵起了重要作用。
從一九五八年起，出版分工作了重大調整，確定了古籍的出版主要由中華書局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承擔。撤銷了古籍出版社、文學古籍刊行社和古典文學出版社的建製，這3個社的部分編輯人員轉入中華書局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繼續出版文學古籍的整理本。這一係列措施加強了出版工作的專業化，本來可以使古籍的出版工作更有成效地進行。然而，就在這個時期，反右派鬥爭的餘波尚未平靜，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和反“右傾”運動的風浪又相繼掀起，“左”的思潮不斷衝擊著文化領域，狹隘理解了古和今的關係，不適當地強調了對文化遺產的批判。因此古籍的整理和出版遇到了重重障礙，困難很大，動輒得咎。結果在這種政治氣候下，許多古籍及其研究著作都無法出版。由於點校和編輯人員的努力，這一時期出版的古籍，總的說整理質量有所提高，但數量卻逐年下降了。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八年就開始下降，一九六○年僅出書50種。一九六二年雖然回升至97種，也僅僅是一九五七年出書種數的一半稍多。而一九六六年上半年隻出書5種，其中的《文苑英華》印好了沒有裝訂，過了好多年才公開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