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兒童讀物的出版
在當代中國的出版事業中，少年兒童讀物一直受到廣泛的重視，占有重要的位置。而它的發展曆史也是源遠流長的。
中國是編輯出版少年兒童讀物較早的國家之一。散見於中國古籍中的《盤古開天地》、《女媧補天》、《大禹治水》、《精衛填海》、《幹將莫邪》、《畫中人》、《揠苗助長》、《守株待兔》、《畫蛇添足》、《狐假虎威》等等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寓言，都可視為古代的兒童文學篇章。而《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龍文鞭影》、《幼學瓊林》等圖書，可歸屬於少年兒童知識讀物和文學讀物。至於《千家詩》、《神童詩》、《小兒語》、《小學弦歌》等，則是當時人專為兒童寫作的啟蒙讀物。以上這些，對中國近現代少年兒童讀物的創作和出版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世界進步思潮猛烈衝擊著古老的中國。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雜誌征求關於婦女、兒童的文章，陳獨秀明確提出“兒童文學應是‘兒童教育問題’之一”，同年五月，魯迅在《新青年》發表小說《狂人日記》，在小說結尾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五四”運動喚起了一代人的覺醒，許多報刊雜誌開展了兒童教育新途徑的探討，提倡將孩子教育成為“組成社會的重要分子”。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的一段時間裏，少年兒童讀物的出版雖然有些發展，但在內容與數量上均有一定限度。“五四”運動以後，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夕，情況才有很大改觀。並且呈現日益發展的趨勢。
先說兒童文學讀物。許多著名作家和一些致力於兒童讀物寫作的新作者，為小讀者創作和翻譯了不少優秀文學作品。同時，一些大的綜合性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店、北新書局等，先後出版了不少兒童文學作品和其它知識讀物。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商務印書館和新潮社先後出版了魯迅翻譯的《愛羅先珂童話集》、《桃色的雲》，商務印書館和開明書店先後分別出版了葉紹鈞的著名童話集《稻草人》。此外，鄭振鐸的童話《長鼻子的矮子》也是這一時期出版的。
一九二三年，中國共產黨製訂了《兒童共產主義運動決議案》，其中指出，“兒童讀物必須過細編輯，務使其成為有普遍性的共產主義勞動兒童的讀物”，用以“在兒童純潔稚嫩的腦子裏栽下共產主義的種子”。這些規定，對以後革命根據地的少年兒童讀物的出版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夏丐尊譯的《愛的教育》，冰心的《寄小讀者》，是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譯著和創作。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時期裏，左翼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兒童文學與其它讀物受到了有識之士的關懷。魯迅、鄭振鐸、茅盾、羅蓀等人都著文分析了“五四”前出版的一部分兒童讀物，倡導應為孩子們寫知識性作品。這一時期出版了郭沫若的兒童短篇小說《一隻手》，茅盾的兒童小說《大鼻子的故事》，張天翼的童話《大林和小林》、《禿禿大王》，陳伯吹的中篇童話《阿麗思小姐》等一些優秀作品。此時中華書局編印的“小小說”，多半是從《三國演義》、《水滸》等古典小說以及先秦寓言中節選出來的。他們還根據《左傳》、《戰國策》、《史記》、《世說新語》等，專門編寫、出版了《兒童古今通》。
到了四十年代。除了再版冰心的《寄小讀者》，出版了嚴文井的童話《四季的風》等一些優秀作品以外，在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也出版了一些優秀兒童文學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華山的《雞毛信》，管樺的《雨來沒有死》。這些出版物深受孩子們的喜愛，一直流傳至今。
其次，少年兒童係列叢書，開始實現有計劃的成套的出版。
那時許多有影響的出版社，有計劃有步驟地出版了一些文學藝術、自然科學方麵的少年兒童係列叢書。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學生文庫》、《幼童文庫》、《兒童史地叢書》，中華書局出版的《小朋友文庫》、《兒童百科叢書》、《小小說》等。這些叢書的出版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探索。
相比之下，這一時期出版的少兒科普讀物，多以翻譯外國作品為主，中國科普作家自己創作的作品不多，出版則更少。
再次，少年兒童雜誌的出版是一個重要方麵。總的看來，種類雖不很多，但不乏辦得較好的雜誌。它們以健康有益的內容和生動活潑的形式，有力地吸引著小讀者。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一一年創刊的《少年雜誌》，是較早的期刊之一。而一九二二年四月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小朋友》，迄今已走過六十多年的曆程，擁有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早期的讀者現已進入古稀之年了，回憶起來仍覺興味無窮。這一時期產生過較大影響的雜誌還有：商務印書館的《兒童世界》周刊，北新書局的《小學生》半月刊，現代書局的《現代兒童》月刊，兒童書局的《兒童雜誌》月刊，以及開明書店的《新少年》、《中學生》等。
總之，新中國成立前的三十多年中，少年兒童讀物的出版取得了一定成績，為當代中國少兒讀物出版工作提供了一些可資借鑒的經驗。但在整個出版事業中，少年兒童讀物還是一個薄弱環節，不但出版的書刊品種不多，印數很少，部分圖書的內容格調也不高，有些甚至質量低劣，因而遠遠不能滿足廣大少年兒童讀者的需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十分關心和重視少年兒童讀物的出版工作。一九五二年底，以上海的新兒童書店為基礎，吸收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和大同書局的兒童讀物編輯出版部門，合並成立少年兒童出版社。它是新中國第一家大型綜合性少年兒童讀物專業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舉辦了第一次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評獎，評選出優秀作品46種。這次評獎活動激發了廣大作者為少年兒童創作的熱情，對促進少年兒童讀物的出版起了良好作用。一九五五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呈送了《關於當前少年兒童讀物奇缺問題的報告》。報告中指出，一九五四年全國有7000萬有閱讀能力的少年兒童，而為他們編輯出版的讀物僅有420種，1387萬冊，平均每5個小讀者才有1本書。國務院迅速批轉了這份報告，並指示組建中央級的少年兒童讀物專業出版機構。同年九月，《人民日報》發表了《大量創作、出版、發行少年兒童讀物》的社論，號召作家和社會有關部門重視兒童讀物的創作，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改變兒童讀物奇缺的狀況。這一號召得到熱烈響應，許多老作家又熱情地為新一代少年兒童寫作，不少新作者也積極參加到這個行列中來。經過半年多的籌備，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於一九五六年在北京正式建立。根據中共中央和青年團（一九五七年改名共青團）對少年兒童進行德、智、體、美教育的要求，該社建立不久，即及時出版各類書刊，以後穩步發展，逐年有所增加。設在上海的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書刊，品種和數量更多一些。加上少數其他的出版社也出版少量少年兒童讀物，因此這一時期內，可以說適當地滿足了廣大少年兒童課外閱讀的需求。以一九五七年為例，全國出版少兒圖書2015種，比一九五四年增加4倍多，印數3800萬冊，比一九五五年的1387萬冊增加了1.7倍多。在這些讀物中，像冰心的《陶奇的暑期日記》、張天翼的《羅文應的故事》、《寶葫蘆的秘密》、賀宜的《小公雞曆險記》，洪汛濤的《神筆馬良》、馮雪峰的《魯迅和他少年時候的朋友》、阮章競的《金色的海螺》、葛翠琳的《野葡萄》、高士其的《我們的土壤媽媽》，以及任德耀的兒童劇《馬蘭花》等，都是小讀者所喜愛的優秀兒童文學作品和科普作品。
這一時期全國性的少年兒童雜誌，除原有的《小朋友》、《中學生》外，還創辦了《少年文藝》、《兒童時代》、《紅領巾》、《我們愛科學》等。此外，許多地方的文藝刊物也開始經常地發表一些兒童文學作品。可以說，從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少年兒童讀物的出版工作發展較快，也很健康，開創了一個令人鼓舞的可喜局麵。
可是好景不長，在“左”的思想指導下，政治運動接踵而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的擴大化，也挫傷和削弱了少兒讀物的創作和編輯出版隊伍。一九五八年開展的“業務思想批判”中，有人將兒童特點與“童心”混同起來，把兒童特點批判為“兒童本位論”，指責少兒讀物中“古人動物滿天飛，可憐寂寞工農兵”。從而進一步否定了兒童特點與文學創作規律，要求少兒讀物也要跟著中心任務跑，隨著政治運動轉。這次“批判”引起編創思想的極大混亂。在這種“左”的思想指導下出版的少兒讀物，嚴重脫離少年兒童的教育實際和少年兒童的生活實際，以至“政治掛了帥，藝術脫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幹巴巴”（茅盾語）。一個相當不短的時期內，一批沒有兒童特點、缺乏文藝性和知識性、充滿政治口號和成人語氣的小冊子不斷印行，實在算不得是少年兒童的精神食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