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製度，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間，全國各出版社每年都抽出一部分人員，輪流下放到農村人民公社參加為期一年的勞動鍛煉；還組織部分人員到工廠、水庫、綠化隊參加短期勞動。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間，全國許多出版單位又組織人員分批去農村基層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叫“四清運動”）。以上這些做法，讓出版人員有機會深入群眾，深入實際，在基層工作和生產勞動中經受鍛煉，對提高他們的思想政治素質起到了良好作用。
總之，五十年代前期，中國出版隊伍的建設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自五十年代後期開始，出版隊伍的建設雖然仍有發展，但由於“左”的思潮逐漸抬頭，政治運動較為頻繁，因此出版隊伍的建設受到嚴重影響。
一九五五年年中以後開始的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曾把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出版單位的文藝編輯錯打成“胡風分子”，還株連了一些出版幹部。這是編輯出版隊伍第一次受到衝擊。一九五七年夏開始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出現嚴重擴大化的偏差，有一大批包括中共黨員負責幹部在內的編輯、出版人員被錯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們除受到嚴厲批判之外，還分別受到開除公職、勞動改造、撤職、降級、開除黨籍、開除團籍等錯誤處分，許多專業人員被迫離開了出版工作崗位，使編輯出版隊伍受到一次更大的衝擊。一九五八年，由農業生產帶頭的“大躍進”，影響所及，出版界也出現了“浮誇風”。出版工作人員為了緊跟形勢，紛紛製訂個人的“大躍進”規劃，提出不切實際的編書、出書的高指標。其結果，不僅使很多出版物的質量大為下降，而且許多編輯、出版人員把必須具有的嚴謹的優良作風也拋棄了。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鬥爭，又有一些擔任中高級編輯出版幹部的共產黨員受到不應有的批判，有的還受到處分，使編輯出版隊伍再次受到衝擊。一九六二年起，“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風越刮越緊，“唯成分論”重新抬頭，把階級出身作為用人的標準。對一些出身不好而學有專長的編輯出版人員，實際上不信任，不重用，以致嚴重地挫傷了這些人的積極性。
在此期間，又連續發生了康生羅織罪名陷害知識分子的嚴重事件。一九六二年，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的康生，看了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劉誌丹傳》的有關章節後，誣蔑此書是“為高崗翻案”，並概括出一條結論說：“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株連所及，革命回憶錄叢刊《紅旗飄飄》第十七集中，由於刊載了回憶西安地下鬥爭的《古城鬥胡騎》一文，被康生誣為利用寫回憶錄進行反革命翻案活動，他還對出版單位傳出一句話：“中國青年出版社沒有資格出版革命回憶錄”。一九六三年九月，康生又誣蔑《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一書“美化叛徒”，是“借研究曆史的招牌進行反黨”。他在人民出版社黨委的書麵檢查報告（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上批示：“人民出版社問題十分嚴重，王子野用了些什麼人。近來有人利用曆史進行反革命活動，應該警惕。”在這位陰謀家製造的這場新文字獄中，上述三書的作者和有關編輯人員，或被捕入獄，有的被迫害致死，或全家被流放下鄉；最輕的也被調動工作。這一事件波及各地，許多出版社都進行了“查書”，凡認為有問題的書，連同其作者和編輯都受到了批判和處理。這樣一來，許多編輯人員變得謹小慎微，甚至提心吊膽，深恐犯下政治錯誤，導致在工作中趑趄不前，當然談不到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的出版事業遭到嚴重破壞，出版隊伍受到嚴重摧殘。在“文化大革命”的開始階段，出版係統一大批領導幹部和編輯出版人員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黑線人物”、“叛徒、特務、反動分子”、“漏網右派”、“摘帽右派”等帽子，受到殘酷批鬥。接著絕大多數出版機構撤銷，絕大部分工作人員到“五七”幹校進行“鬥、批、改”，出版隊伍瀕臨瓦解。
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關懷下，一九七一年三月至七月於北京召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會後開始從“五七”幹校調回部分編輯、出版人員。出版隊伍本來可以期望隨著出版工作的逐步恢複而恢複，但“四人幫”一夥卻提出“不要原來的人”，要“大換班”，要“重建出版隊伍”。因此在那年會後中共中央批發的《（1971）第43號文件》（即《關於出版工作座談會的報告》）中寫進了“要繼續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就世界觀來說，他們的大多數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這就是江青反革命集團對出版隊伍的反革命“估計”，無異給出版工作者，尤其是編輯人員身上套上沉重的精神枷鎖。
一九七三年一月，周恩來總理指出：“群眾有意見，說電影太少，這是對的。不僅電影，出版也是這樣。”在他親自過問下，同年七月，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成立，部分出版機構隨之逐步恢複工作，出版工作人員繼續從“五七”幹校陸續調回，籌劃恢複部分業務。雖然“四人幫”仍在進行幹擾、破壞，然而從這一年開始，特別是在鄧小平副總理於一九七五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恢複一支為人民服務的出版隊伍的工作，卻獲得了明顯的轉機。
一九七六年十月，人民打倒了“四人幫”，出版事業重見天日。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在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與會者批判了“四人幫”對“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出版工作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和出版隊伍中大多數人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兩個反革命“估計”。一九七八年七月，國務院在批轉國家出版局《關於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的報告》中，明確肯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中央的革命路線在出版戰線占主導地位，出版工作的成績是主要的，出版隊伍中絕大多數人員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同時指出：“四人幫”“使出版隊伍受到嚴重破壞和摧殘，編輯工作骨幹力量大大削弱，青黃不接、後繼乏人的現象比較普遍。狠抓出版隊伍的整頓和建設，刻不容緩”，並提出要“建設一支又紅又專的編輯出版隊伍”。
國務院的這些批文，一方麵使廣大出版工作者深受鼓舞，擺脫了思想上的精神枷鎖，他們意氣風發地努力工作，製訂了近期（三年）和長期（八年）的出版規劃，重印了一大批久被封凍的好書，緩解了“文化大革命”時出現的嚴重書荒；另一方麵，他們也深切地意識到整頓和建設隊伍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同年十二月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正確的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使出版界在整頓和建設隊伍工作中的思想得到進一步的解放。一九八三年六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中又提出“加強出版隊伍特別是編輯隊伍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業務建設，培養一支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隊伍”的要求，並指出“目前編輯隊伍專業骨幹缺少，老化現象嚴重，知識水平跟不上科學文化的新發展”，“充實調整和培訓提高編輯隊伍是當務之急”。為了適應開創出版工作新局麵的迫切需要，根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先後提出的要求，出版係統在自己的隊伍，特別是編輯隊伍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業務建設中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並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從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工作。
一、學習馬克思主義
“坦率地說，中國不但要堅持馬克思主義，而且，如果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的充分信仰，中國革命也搞不成功。這種信仰是一種動力”（鄧小平語）。出版隊伍的建設必須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來不斷提高他們對馬克思主義信仰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本領。這是出版隊伍特別是編輯隊伍革命化的頭等大事。
一九七八年，廣大出版工作者經曆或者參與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這一討論，促進了全國性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準備了思想條件，也使出版工作者懂得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明白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完整、準確地掌握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進入八十年代以後，出版工作者先後參加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改革政治體製”，“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國兩製的構想”，“增強法製觀念”等一係列學習活動。這些學習都程度不同地提高了他們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思想政治覺悟，並轉化為開拓出版事業的動力。
二、落實政策，糾正冤假錯案
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作出糾正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的曆次政治運動中的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的重大決定後；一大批出版工作者（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幹部）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昭雪和改正。其中包括為數不少的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出版工作者，他們也全部得到改正，原來的處分或處理決定都予撤銷，黨派組織關係和工資級別都予恢複，工作和生活逐步得到合理的安排。被調離出版係統或編輯崗位的人也重新歸隊。一九八○年，中共中央在政治上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平反，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又下發了為胡風進一步平反的通知，在出版界遭此案株連的受害者，全部平反昭雪。
落實政策，糾正冤假錯案，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糾正自身所造成的重大失誤的勇氣和胸懷，並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一重大組織措施不僅極大地調動了遭受冤屈者及其親屬的積極性，而且也使廣大出版工作者衷心擁護共產黨，更加熱愛共產黨，激發了他們對出版事業的新的熱情。人們在政治上、業務上奮發有為，開拓前進。不少老幹部在落實政策以後老當益壯，為人民站好最後一班崗，培植好出版事業的接班人；有不少知識分子和其他職工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也有不少人成為業務骨幹，有的授徒傳藝，有的還成為領導成員。他們分別在各自的崗位上作出了出色的成績。由此可見，實事求是地改正“左”傾錯誤，和清除“四人幫”之流造成的惡果，堅決落實政策，糾正冤假錯案是一件十分有益於出版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大事。
三、增補力量，擴充隊伍
遭受“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破壞後，出版隊伍中，一方麵是編輯工作的骨幹力量大大削弱，編輯出版人員的年齡老化，青黃不接，後繼乏人的現象比較普遍；另一方麵，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出版界迎來了生機勃勃的春天，原有的出版社絕大部分得到恢複，新的出版社如雨後春筍不斷湧現，印刷、發行部門也持續發展。出版界迫切需要增補力量，擴充隊伍。
他們在補充人員的來源比較困難的情況下，采取了一些適當的措施，下麵列舉幾項他們在擴充編輯、出版隊伍中所作的努力：（一）把下放基層或外調改行的原編輯出版人員商調歸隊；（二）把在糾正冤假錯案受害者中有才識的知識分子吸收到編輯隊伍中來；（三）從文化教育單位或其它部門商調一些有一定政治水平、文化水平和業務能力、願為出版事業獻身的人擔任編輯工作；（四）提升一批有較好的政治文化素質、有作為的中青年編輯，讓他們挑擔子，在實踐中鍛煉成為各級業務骨幹；（五）委托大專院校代培，或吸收專業對口的大專院校畢業生，把他們培養成編輯人才；（六）商同勞動人事部門，按照吸收錄用幹部的有關規定，擇優錄用社會上確有水平和能力、適合從事編輯工作的人員；同時也擇優吸收社會上的知識青年，把他們培養成稱職的出版工作者；（七）在增補力量、擴充隊伍的同時，也把一些確實不適合做編輯、出版工作的人員調離原來的崗位，另作安排；等等。出版係統的印刷、發行、科研、教育等部門，也都對職工的增補工作作了相當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