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科研工作的開展
出版事業是中國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科學事業的一個方麵。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把出版事業推到了空前重要的地位。“四化”建設需要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保證，各條戰線的社會主義建設者需要出版部門提供優秀的精神食糧和各種信息、科技、管理等方麵所必需的資料，而出版事業也隨著四化建設的進展不斷地進步和發展。出版事業要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必須有正確的理論指導，以便提高自覺性，減少盲目性，這樣就需要對這項事業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作一番科學研究。八十年代，出版科研工作在中國興起，正是適應了這種需要。
新中國的出版科研工作起步雖然較晚，但它的先天條件卻比較好，提供了有利於學術發展的積極因素，大致可從以下三個方麵來說：首先，中國是世界上有文字記載曆史最悠久的國家，曆代著書立說的風氣都很濃厚，書籍編纂活動十分活躍，因而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編輯、出版經驗。曆代編輯家和書業家對此曾有不少記述，這是先人留下的一份寶貴遺產。例如漢代劉向所撰《別錄》和劉歆所撰《七略》、唐代陸德明的《經典釋文》、顏師古的《五經定本》、宋朝鄭樵的《校讎略》、彭叔夏的《文苑英華辨證》、嶽珂的《九經三傳沿革例》、明代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清代顧炎武的《九經誤字》、盧文弨的《抱經堂文集》、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章學誠的《校讎通義》、阮元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和顧廣圻的《思適齋集》等等著作，以及曆代編纂那些大部頭的類書、叢書、辭書的實踐，選學的發展，都留下了十分豐富的關於編纂、校勘、考證、辨偽、輯佚、注釋等圖書編輯、校訂工作的資料，也是今天研究中國古代圖書編校史、編校思想史的重要素材和依據。
其次，在新中國成立以前陸續創建的一批有相當影響並取得顯著成績的出版單位，出版界和文化界湧現的一批參加過重要編輯工作和進行過重大出版活動的近現代編輯家和出版家，他們也都積累了較為豐富的近現代編輯、出版、發行工作的有益經驗。這些，都為今天建立編輯學和出版學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知識和經驗。有些編輯出版家，如魯迅、鄒韜奮、張靜廬等的有關編輯出版方麵的文章、著作和輯集，更是今天開展出版科研工作的很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第三，中國共產黨從它成立的時候開始，就注意抓出版工作，把它作為革命事業的一部分，並對此作出過不少重要的決定。四十年代，延安和山東的新華書店曾刊行過《書籍版式概要》和《出版工作基本知識》（王益著），作為培訓出版人員的業務學習材料。新中國成立後，為使出版工作較快地提高水平和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國家出版機構一方麵翻譯出版了蘇聯關於書籍出版方麵的著作，以資學習和借鑒；另一方麵鼓勵出版人員進行業務進修和總結經驗。許多出版社都編有供推廣介紹或內部學習用的業務刊物，這些刊物刊載過不少研討出版業務和改進工作的很有意義的文章。五六十年代，文化部設立的文化學院，曾發動學員編寫過《圖書出版工作概論》；新華書店總店還組織編寫了供高等學校圖書發行專業用的教材《圖書發行學概論》等。六十年代初，出版界人士曾總結過書籍區別於報刊內容的不同特點——“三基四性”（即書籍要具有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觀點，書籍具有長期性、穩定性、係統性和科學性）。這一討論雖然後來沒有深入下去，未有定論，但可以說是出版科研活動的一次可貴的嚐試。總之，所有這些都有利於新中國出版事業的建設和發展，也有利於進一步開展出版理論的研究。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出版事業呈現逐步繁榮的局麵，出版科研工作也相應提上了日程。
實踐呼喚理論，理論指導實踐。新時期出版工作實踐的發展，提出了加強出版理論研究的任務。一九八○年，出版界有識之士倡議要研究“編輯的科學”，一九八二年，又有出版工作者提出“把編輯業務當作一門科學來研究”。一九八三年六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簡稱《決定》）中明確提出了“要建立出版發行研究所，充實印刷技術研究所，加強出版、印刷、發行的科研工作”。《決定》為出版科研事業的開展指明了方向，開辟了航道，它極大地鼓舞了熱心出版理論研究的廣大出版工作者、學者、專家和文化界的其他人士。出版科研工作從此正式納入國家的科研體係，成為中國整個科研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開始進入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的新階段。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積極發動出版工作者撰寫論文，率先於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在陽朔召開了第一屆出版研究年會，與會人士呼籲“需要建立社會主義出版學”，在會上還建立了裝幀藝術研究會、中國連環畫研究會等研究機構。這次年會促進了各地出版研究工作的開展。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七年又先後在四川和貴州召開了第二、三屆出版研究年會，把出版研究工作又向前推進一步。
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經國務院批準，中國專門從事出版科研的學術機構——中國出版發行科學研究所於一九八五年三月成立（一九八九年八月改名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該所在開展科研工作中，采取了專業研究和業餘研究相結合的原則，在研究所和有關單位的共同努力下，從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年，又接連召開了五次全國出版科學學術討論會，在積累資料、研究問題、尋求規律、探索理論等方麵，邁出了可喜的一步。與此同時，天津、湖北、浙江、黑龍江等省市也先後成立了出版研究所（室），上海、天津、湖南、安徽、河南、廣東等地還相繼建立了編輯學會、編輯研究會、出版研究會和圖書發行研究會等學術團體和科研組織。二十四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舉行過出版科學學術討論會、出版論文研討會、圖書裝幀設計研究會、圖書發行研討會，其中湖南、天津、河南、雲南、福建、山東等九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已經舉辦過三或五次這樣的活動。上海還和香港聯合召開出版研討會。各地的出版研究活動方興未艾，參加的人數也日漸增多，出版科研的風氣開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