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中的上升運動
從一九五七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九六五年，這九年的中國出版事業，在前一時期的基礎上繼續有所發展，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前進的道路上經曆了不少曲折和反複。
一九五六年冬到一九五七年春，中國共產黨發動整風運動，著作界和出版界的一些黨內外人士，對出版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缺點提出了很多善意的批評和積極建議。但在隨之而來的反右派鬥爭中，出現了嚴重擴大化，有一大批著譯者和出版係統幹部、編輯人員被錯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分別受到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撤職、降級、開除黨籍等不公正待遇，好多有才幹的編輯出版人員因此離開了出版工作崗位，使出版的圖書、期刊受到相當的影響，造成不幸的後果。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後，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進行複查，對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員才陸續作了改正。
一九五八年，全國進入“大躍進”時期。出版界的“大冒進”風，首先從上海刮起。上海市出版係統從二月開始，按照全市布置開始了反浪費、反保守的“雙反運動”。各出版社、新華書店共有3970人，幾天內寫了近46萬張大字報，大燒所謂“五氣”（官氣、暮氣、驕氣、嬌氣、闊氣）。三月間，各單位又動員製訂個人“紅專規劃”，提出了許多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文化部抓住這一典型，於三月十日至十五日在上海召開了“全國出版工作躍進會議”，號召全國出版社向上海學習。這次會上通過了三個“大躍進”的倡議書。於是，在全國出版係統立即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學先進、趕先進、比先進”的“大躍進”運動。甚至在一些縣和專區也辦起了出版社，競相出書，以致出現了“三天出一本書”，“一天出一本書”，甚至十幾個小時就出一本書的“超紀錄”。而所出版的書大都是配合宣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和介紹不成熟經驗的小冊子，多數是粗製濫造，靠“剪刀加漿糊”拚湊現成材料彙編而成的。因此，一九五八年雖然全國出版圖書達4.5495萬種，是新中國成立十年以來出書種數最多的一年，但這些書大多數質量很差，沒有什麼生命力，造成了大量積壓。
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的“反右傾”鬥爭中，又錯誤地批判了一批有價值的文藝作品和學術著作，並株連了許多作者和編輯人員。一九六一年起，在“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指引下，出版社進行了一次調整，出版工作逐步恢複正常秩序。但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後，又大講階級鬥爭，把一些文藝作品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根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所提出的問題，出版行政部門通知各出版社對曆年圖書進行清查，涉及的一批圖書被查禁，牽連的一批作者也受到批判。
一九五六年以後，由於政治運動連年不斷，“左”傾思想的嚴重幹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得不到貫徹，其結果是學術著作日漸減少，文藝作品中公式化概念化的現象愈趨嚴重，對外國當代學術思潮、文學流派的介紹幾乎絕跡，出版社和作家的關係也很不正常。這種影響在出書數量上也明顯地反映出來。一九六五年全國出版社有109家，比一九五六年多了8家，但全國出版圖書僅2.0143萬種，反而比一九五六年降低了30%。
在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五年期間，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的出版成績比較突出。《列寧全集》到一九五九年出版了38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這時期出版了19卷，一九六○年出版了新編《列寧選集》四卷本；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間又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幹部選讀本30種。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於一九六○年九月出版。毛澤東著作的單篇本出版了70種。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還出版了《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和乙種本。
《魯迅全集》新的注釋本十卷本於一九五八年全部出齊，還出版了《魯迅譯文集》十卷本。文學創作方麵，出版了《青春之歌》、《紅旗譜》、《紅岩》、《紅日》、《創業史》等一批膾炙人口的長篇小說。《星火燎原》等一批革命回憶錄的出版，對青年一代進行革命傳統教育起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