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歲月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毛澤東主席錯誤發動，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給中國共產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十年的空前浩劫，使經過十七年艱苦創建起來的社會主義出版事業，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和破壞。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彙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隨後上海印成小冊子出版，向全國發行。文章的發表及隨之而來的在文藝學術領域裏的批判運動，成為“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導火線。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五月十六日，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席主持製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通知》下發後，標誌著“文化大革命”作為群眾性的政治運動的全麵發動，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反革命集團覆滅，這場“大革文化命”的十年動亂才告結束。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林彪、江青一夥為了篡黨奪權，利用《五一六通知》，大造反革命輿論，煽動“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嚴重搞亂了人們的思想。在出版戰線，他們不僅全盤否定新中國出版事業所取得的成就，誣蔑十七年來的出版工作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政”，還全盤否定解放區出版工作的革命傳統，全盤否定國民黨統治區的進步出版工作。他們臆造出版界從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貫穿著一條黑線”，誣蔑長期從事出版工作的大批領導幹部，說什麼老解放區來的是“走資派”，國民黨統治區來的是“敵、特、叛”；業務骨幹不是“黑線人物”，就是“修正主義苗子”。在林彪、江青一夥的煽動下，學術界、文藝界等各界的大批專家、學者和著名作家被任意扣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共老手”等帽子，列為“全麵專政”的對象，一時造成極大的恐怖和嚴重的混亂。他們對中國古代的優秀文化遺產和“五四”以來的進步出版物幾乎全部否定，除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毛澤東著作和部分科技書籍外，對以往出版的大量圖書都指斥為“封、資、修毒草”，加以封存，書店停止出售，圖書館停止借閱。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中央決定加速大量出版毛澤東著作，號召全國出版、印刷、發行部門把出版和發行毛澤東著作作為壓倒一切的任務。文化部為此召開全國毛主席著作印製發行工作會議，製定了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印製《毛澤東選集》3500萬部的計劃。一九六六年底，中共中央又決定一九六七年印製《毛澤東選集》8000萬部。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上海市“造反派”組織的名義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之後，文化部也於一月十九日被“造反派”奪了權，各級領導機構陷於癱瘓；主管出版行政的出版局，早已無法正常工作，僅有的毛澤東著作的出版業務這時也完全被迫停止。中央文革宣傳組成立後，組織首都出版、印刷、發行、物資部門並從國家計委等單位調集部分人員，於一九六七年五月初成立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負責管理有關毛澤東著作出版的各項業務。一九六八年八月，“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加強對辦公室的領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革命委員會也先後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或類似機構，管理有關毛澤東著作和其它圖書的出版業務。
一九六九年三月，“首都工人、解放軍駐文化部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指揮部”成立生產組，負責管理文化部在京直屬出版單位的出版業務工作。一九七○年五月，國務院批準成立“出版口三人領導小組”；同年十月，根據周恩來指示，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與“出版口”合並成立“出版口五人領導小組”，直屬國務院值班室領導，後來常簡稱為“出版口”。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以後，“工人宣傳隊”或“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紛紛開進許多中央一級出版社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出版係統，掌握了進駐單位的領導權。在當時，這對穩定局勢起了一定作用，但也帶來了嚴重的消極的後果。
一九六九年後，全國許多出版單位的編輯出版人員和幹部大部分被下放到“五七幹校”，進行所謂“鬥、批、改”；除了勞動，就是無休止地進行“革命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或以支援“戰高溫”（進工廠勞動），或以“四個麵向”（工廠、農村、基層、邊疆）為名，把他們認為“有問題”的人趕出出版係統。
“文化大革命”前，全國有出版社87家（不包括副牌），其中中央級出版社38家，地方出版社49家，職工1.0149萬人（其中編輯人員4570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經撤銷、歸並，到一九七一年初，全國出版社僅剩53家（中央級20家，地方33家），職工4694人（其中編輯人員1355人）。中央級出版社中，文化部所屬的人民、人民文學、人民美術、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5家出版社，“文化大革命”前原有職工1074人（其中編輯人員523人）；到一九七一年初，留在北京工作的僅有166人（其中編輯人員63人）。上海市“文化大革命”前有出版社10家，職工1540人（其中編輯人員783人），一九七○年十月被合並成一家“上海人民出版社”，繼續工作的僅有172人（其中編輯人員107人）。據一九七一年初統計，33家地方出版社的編輯人員數，從“文化大革命”前的2571人減至975人。
由於大批出版機構和人員被裁減，大量優秀圖書被打成“封、資、修毒草”，書店門市部中，除了毛澤東著作、“革命樣板戲”和“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的社論等彙編成的小冊子外，其它品種的圖書寥寥可數。“文化大革命”開始的第一年，圖書出版從上年的2.0143萬種，驟降到1.1055萬種，減少將近一半；到第二年，又猛降到2925種，隻有上年的26.4%；其後幾年，始終徘徊在三四千種左右。期刊的情況亦複如此。“文化大革命”開始，全國期刊種數一下子由一九六五年的790種下降到一九六六年的191種；到一九六九年，隻剩下《紅旗》雜誌等20種了，降到了中國期刊出版史上的最低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