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業步入新天地
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反革命集團覆滅，文化出版領域得到第二次解放。出版係統的廣大職工揭批了“四人幫”控製出版陣地大造反革命輿論的罪行和在出版係統造成的嚴重危害，並把他們顛倒了的是非糾正過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初，國家出版局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與會代表批判和推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強加在出版工作者頭上的兩個反革命“估計”，解除了人們沉重的精神枷鎖。這次會後，各出版單位（當時有89家出版社）都製訂了三年（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年）出書計劃和八年（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五年）出版規劃。為了緩解“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嚴重書荒，國家出版局在動員各出版單位力爭多出新書的同時，還組織十幾個省市的出版部門重印了一大批受到長期禁錮的好書，其中有新中國建立以後出版的哲學、曆史著作和文學作品，“五四”以來出版的革命文學作品，中外古典文學名著以及科技圖書、少兒讀物、中外語文工具書等近100種。這一大批圖書分別於一九七八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和國慶節前後陸續出版發行，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到處出現了書店門前排長隊踴躍購書的動人景象。
為了使出版工作早日恢複正常，國家出版局還在供應大、中、小學教材，開展節約紙張，試行出版稿酬及補貼辦法，重新明確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幾家大出版社的方針任務，以及籌備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等方麵，做了不少實際工作。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八日，國務院批轉了國家出版局《關於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的報告》，提出“加強出版事業，盡快改變目前書刊品種少，出版周期長，印刷技術落後的狀況”。在全體出版工作者的努力下，出版事業從十年浩劫的絕境中擺脫出來，有了初步的轉機。但由於“左”的錯誤和影響沒有得到徹底糾正，還有一些“禁區”未能衝破，人們的思想還受到一定的束縛，因此，粉碎“四人幫”後的頭兩年，出版工作的進展並不快。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以後，中國共產黨恢複和發展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糾正“左”和右的錯誤，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重新確立和執行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三中全會的一係列撥亂反正的政策深入人心，人們的思想得到進一步解放，廣大著譯者和出版工作者的積極性極大地調動起來，中國的出版事業重新恢複了生機，開始進入了複興、繁榮和改革的新時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出版部門認真貫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衝破長期以來“左”的思想束縛，按照新形勢的需要，積極進行恢複、整頓和建設工作。
出版部門過去建立的一套較為健全的規章製度，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當作“管、卡、壓”，破壞殆盡。一九七九年後，國家出版局重新製定和補充了一些規定，如《關於書籍稿酬的暫行規定》、《編輯幹部業務職稱暫行規定》、《關於出版社與印刷廠簽訂印製合同的原則意見》、《關於出版社與新華書店業務關係的若幹原則規定》等，從製度上保證了出版工作的正常開展。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九日，國家出版局在長沙召開了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提出新時期出版工作的基本任務是：動員和組織著譯力量從事創作、編著和翻譯，出版為國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圖書，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傳播、積累科學文化技術知識和成果，豐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為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作出貢獻。會上原則通過了《出版社工作條例》（一九八○年四月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以“暫行條例”轉發）。該條例指出：出版社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之後，國家出版局又陸續召開了有關編輯、出版、印刷、發行工作等各種專業座談會，以研討在新時期業務工作開展中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如一九八一年一月中旬在北京舉行政治理論讀物出版工作座談會，三月上旬在北京舉行農村讀物出版發行工作會議等。
為了把出版係統的廣大群眾更好地組織起來，齊心協力做好出版工作，一九七八年以後，全國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先後成立了群眾性的社會團體，如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長沙成立，中國印刷技術協會於一九八○年三月在北京成立；隨後，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及各省、自治區也紛紛成立了地方的“版協”和“印協”。
隨著出版圖書品種的增加，各種圖書展覽、書市展銷活動和各種優秀圖書的評獎活動等也紛紛開展起來。如一九七九年三、四月間舉辦的“全國書籍裝幀藝術展覽”，一九八二年第四季度舉辦的首次農村讀物評獎活動等，都對繁榮創作、促進出版事業的發展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九七九年以後，中國派遣出國訪問的出版、印刷代表團與外國同行來華訪問的人員絡繹不絕，加強了中外出版界的相互了解，並逐步開展了對外合作出版業務。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出版交流活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北京成立了國家出版委員會。它是文化部黨組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決定設置的谘詢機構，主要是調動社會力量和發揮專家的作用，幫助政府出版管理部門掌握出版方向，促進出版事業的發展。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文化部聯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出版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總結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出版工作的經驗，部署了實現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八二年九月召開）提出的總任務和各項奮鬥目標，以及開創社會主義出版工作新局麵的努力方向。
一九八三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對新時期出版工作的性質、作用、方針和任務作了明確規定，對出版隊伍的思想建設和業務建設，改變印刷、發行的落後現狀，加強和改善出版工作領導等方麵提出了具體的要求。這是出版工作的一個指導性文件，對整個出版戰線明確方針、統一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國出版事業迅速發展，中央和地方出版社按照專業分工的原則得到了調整、充實，又新建和恢複了一大批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全國出版社有105家，到一九八九年底陸續增加至536家；其中中央級出版社211家，地方出版社325家。在新建的中央一級出版社中，有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民主黨派所屬的團結、學苑、開明、群言等出版社，有一大批專業出版社和高等院校出版社，還有對外進行文化交流的出版公司（社）和軍隊係統所屬的出版社。新建的地方出版社數量更大。上海曆來是全國性的重要出版基地。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上海出版係統恢複原來建製，撒銷大社，重建上海市出版局，下設10個專業出版社（到一九八九年底已增至33家）。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也由“文化大革命”前隻有一家或兩三家綜合性出版社，分設了數家或十數家專業性出版社，以四川省為最多，有20家。一些計劃單列城市，如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南京、青島、武漢、廣州、成都、重慶等地還新建了市級出版社。內蒙古、遼寧、吉林（延邊）、黑龍江、廣西、四川、貴州、雲南、西藏、甘肅、青海、新疆等省、自治區（州），都恢複和新建了民族出版社。上海市的學林出版社和北京市的文津出版社還承擔自費出版業務。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地方出版社的出版方針也得到了及時調整。一九七九年在長沙舉行的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地方出版社與會代表倡議改變五十年代製定的地方出版社出版圖書的“三化”（地方化、群眾化、通俗化）方針，提出了“立足本省（區），麵向全國”的新方針。地方出版社出書範圍不再限於通俗小冊子，而是各類圖書都可出版，工作範圍也不再局限於本省（區），可以麵向全國，開拓新的領域，填補缺門，承擔全國性的出書任務。這一方針極大地調動了地方出版社出書的積極性。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出版隊伍有很大發展，單就出版社的工作人員而言，截至一九八九年底，全國出版社共有職工3.5574萬人（包括中央級出版社1.6723萬人，地方出版社1.8851萬人），其中編輯、翻譯人員1.6萬多人。
在書刊印刷、圖書發行、出版教育、出版科研、出版物資供應和書刊對外貿易等方麵，也有較大的發展。如新建了北京印刷學院、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等機構，全國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新建、恢複或加強了印刷公司、印刷院校、印刷科研、出版物資供應、圖書進出口貿易等單位。這樣，經過十年的恢複、整頓和建設。從中央各有關部門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全國範圍內，一個包括編輯、印刷、發行、教育、科研、物資供應、對外貿易等門類較為齊全、布局較為合理的出版係統已基本形成。
為了加強對全國新聞出版事業的管理，國務院於一九八七年一月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在其領導下對新聞出版係統履行全國性行政管理職能。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也陸續成立了新聞出版局，作為全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出版事業統一的行政管理機構。
中國出版事業進入新時期以後，在圖書出版方麵比較突出的進步，主要表現在出書結構發生了變化。圖書的內容豐富多采，許多過去曾設想過而長期未能實現的大型骨幹工程（如大百科全書、大辭典等）陸續上馬，有的已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其次，圖書的品種、印數、印張數也穩步增長。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一年中，共出版圖書47.051萬種，總印數為623.91億冊（張），平均年出書4.2774萬種，年印數56.72億冊（張）。從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的三十年中，共出版圖書48.8569萬種，總印數為583.55億冊（張），平均年出書1.6285萬種，年印數19.45億冊（張）。這十一年與前三十年比較，年出書品種增加了1.63倍，印數增加了1.92倍。這十一年累計出版圖書的種數，占四十年出書種數的48.8%，總印數占四十年的51.7%。
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一般書籍、課本、圖片和“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一九六七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一九七八年比較，可以看出增長的數量十分顯著：
再從一般書籍的分類統計中，可以看出各類圖書十一年來的變化狀況：
從一般書籍、課本、圖片的印張數統計，可以看出十一年來圖書印刷量增長的情況：
新時期十一年來的圖書出版工作有以下一些特色：
一、一批大型重點圖書、成套圖書和叢書已經出版或正在編纂之中
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50卷本已全部出齊；中國自己編輯的新版《列寧全集》60卷本，也於一九九○年全部出齊，這表明了中國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的出版已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毛澤東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任弼時、張聞天等人的選集和文選已陸續問世，體現了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這些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和政治理論書籍的出版，對中國的四化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學術界長期盼望編輯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包括70多個學科和知識門類，計劃出版74卷），到一九九○年底，已出版50卷。此外，一批專業性百科全書，如醫學、農業、水利、電力、軍事、冶金等百科全書都在編纂之中，其中有的已開始出書。經過多年修訂的《辭海》、《辭源》（修訂本）已於一九七九年出版；《辭海》新的修訂本也已於一九八九年出書。規模空前的巨型漢語辭書《漢語大詞典》（13卷）到一九八九年已出版4卷；迄今為止世界上收漢字最多的《漢語大字典》（8卷），已於一九九○年出齊。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已於一九七七年全部出齊。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13卷）也已全部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約150卷，到一九九○年已出版70多卷）等一批大型叢書已陸續出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已出版5輯共230種。收集佛教經籍4200餘種、2.3萬餘卷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也陸續出版。新版《孫中山全集》、《魯迅全集》、《魯迅手稿全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等已分卷陸續出書。《中國新文學大係》（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國新文藝大係》也先後分卷出版。集曆代藝術珍品之大成的《中國美術全集》（60卷），已於一九八九年國慶四十周年時全部出齊。這些大型骨幹工程的出現，是新時期中國出版事業初步繁榮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