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的出版
馬克思列寧主義（簡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理論依據。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前後開始，就十分重視馬列主義著作的出版和傳播。一九二○年八月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就是由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組織出版的；譯者陳望道在譯完此書不久即參加了《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工作，並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員之一。到了三十、四十年代，雖然烽火連綿，內戰外患不斷，但在中共領導下的中央蘇區、抗日民主根據地，特別是解放區的首府延安，千方百計克服困難，出版了一批專家翻譯的馬列主義著作，除單行本外，還出版了《列寧選集》16卷。在進步人士策劃下，國民黨統治區內的部分書店於這一時期也相繼出版了不少的馬列著作，如幾種版本的《資本論》（陳啟修、潘冬舟譯的，侯外廬和王慎明合譯的，吳半農譯、千家駒校的，郭大力和王亞南合譯的）、《社會主義底發展》（朱鏡我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李膺揚譯）、《宗教·哲學·社會主義》（林超真譯）、《德國農民戰爭》（錢亦石譯）、《機械論的唯物論批判》（楊東蓴等譯）、《政治經濟學批判》（郭沫若譯）、《哲學之貧乏》（許德珩譯）、《自然辯證法》（杜畏之譯）、《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彭葦秋等譯）、《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傅子東譯）、《帝國主義論》（吳清友譯）、《費爾巴哈論》（張仲實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反杜林論》（均為吳黎平譯）、《價值·價格和利潤》（李季譯）、《雇傭勞動與資本》（沈誌遠譯）、《剩餘價值學說史》（郭大力譯）等。據粗略統計，在新中國成立前的三十年裏，馬列著作的翻譯出版約有二三百種之多。
從三十年代後期起，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的著作開始在各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陸續出版或翻印，有的還曾在國民黨統治區內發表過。通行的單行本有：《論新階段》，《毛澤東救國言論選集》、《論持久戰》，《論政策》、《農村調查》，《論聯合政府》、《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新民主主義論》，《整風文獻》，《將革命進行到底》等；有的地區（如晉察冀、蘇中、東北、晉冀魯豫等）還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八年期間先後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毛澤東選集》。為了把毛澤東著作送到國統區、敵占區的革命青年和進步人士手中，為了掩過敵人的耳目，有時候用偽裝封麵的辦法。
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在當時的出版和傳播，對武裝人們的思想，提高人們的覺悟，促使中國革命贏得勝利，產生過重大的影響，並為新中國成立後進一步有計劃、有步驟、大規模地翻譯出版馬列著作、整理出版毛澤東著作打下了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馬列主義成了全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共產黨的領導，出版和專業編譯機構的設立，學習和研究空氣的高漲，都為馬、恩、列、斯著作的翻譯出版創造了空前良好的條件。四十年來，馬列著作的出版從少到多，從零散到成套，從粗具規模到宏偉壯觀，經曆了一個上升、再上升、下降、又上升的曲折反複過程。現分四個階段敘述於後。
一、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二年年底，是出書濟急應求的階段
在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共中央為了提高全黨幹部的政治理論水平，決定重新審定出版“幹部必讀”12種書。這套書到一九五○年九月全部出齊，印行總數達300萬冊，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廣大幹部、群眾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必備書籍。從這之後，為了適應廣大幹部、群眾學習馬列主義的迫切需要，中央出版部門以“解放社”名義大量重印和再版了新中國建立前出版過的馬列著作中譯本，如《哲學底貧困》（何思敬譯）、《法蘭西階級鬥爭》（柯柏年譯）、《哥達綱領批判》（何思敬、徐冰譯）、《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曹葆華、於光遠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張仲實譯）、《青年團底任務》（曹葆華譯）、《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曹葆華譯）等；同時又翻印了一批由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的列寧斯大林著作中文版，如《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列寧文選》（兩卷集）、《列寧主義問題》等。一九五○年十二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其首要任務就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該社成立初期，除重印馬列著作的舊譯本外，又組織譯校出版了一些新的譯本，如《暴力在曆史中的作用》（曹汀譯、何思敬校）、《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何思敬譯）、《法德農民問題》（曹葆華、毛岸英譯）、《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曹葆華、毛岸青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等。據不完全統計，這個階段出版的馬、恩著作近50種，列寧著作50多種，斯大林著作60多種。雖然當時的譯本難免有不夠完善之處，但初步滿足了廣大讀者十分迫切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