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加強對蜱傳回歸熱的監測和防治
蜱傳回歸熱在舊中國毫無記載，一九五四年在新疆發現有散在病例。該病傳播媒介為某些軟蜱，現在查明為乳突鈍緣蜱和特乳突鈍緣蜱。乳突鈍緣蜱分布於喀什、疏勒等7個縣、市，特突鈍緣蜱分布於霍城、克拉瑪依等6個縣、市。這是新中國在流行病學方麵的一項成果。一九五七年後，新疆地區該病發病率逐漸增高。這是由於在築路通車、興建工廠、興修水利、開發新疆的建設中，有大批人群進入疫區被蜱叮咬受感染而致。因此，今後需要進一步加強對這些地區的流行病學監測工作，查明疫源地、宿主和媒介蜱，以采取積極的防治措施，最終控製蜱傳回歸熱。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簡稱流腦）是由腦膜炎菌感染人體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以侵犯兒童為主，常在冬春季引起發病及流行。腦膜炎菌可經鼻咽部感染後侵入血循環成敗血症，再侵入腦膜引起化膿性腦膜炎。主要症狀為頭痛、發燒、咽痛、嘔吐，皮膚出現瘀點或瘀斑，引起休克及腦膜炎症狀。此病來勢凶猛，常在發病後12至24小時內引起死亡。流腦因其發病率及病死率均高，一直為人們所關注。本病的研究雖已超過一百年，但目前世界上依然出現發病及流行。
一、流行曆史及其危害性
流腦是一種世界性的流行病，國外在公元前一世紀即有流行記載。十六世紀在歐洲及美洲均有流行。最早作出本病診斷的是一八○五年日內瓦的一次流行；後於一八八七年在維也納，從6個急性患者的腦脊液中首次分離到病原菌。十九世紀末，在世界各大洲均有流行報告，尤其在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引起了廣泛流行。盡管本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用於流腦的治療藥物及預防菌苗都有所發展，但在七十年代中期，世界上仍有30多個國家出現流行。七十年代以來，國外的平均發病率為2.5/10萬，病死率為4—10%。
流腦在我國古代稱“痙病”或“疫痙”，宋、明代醫書中對本病臨床症狀均有詳細描述。李濤氏著《醫學史綱》認為，國內流腦首次確診報告是一八九六年在武昌發現的4例，以後一九一八年在香港、一九一九年在合肥、一九二○年在上海、一九二三年在台灣、一九三二年在廣州和澳門、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在湖南，均有流行報告，自百餘例至千餘例不等，病死率約30—65%。解放前尚有兩次（一九三八年及一九四九年）較大的全國性流行，但缺乏疫情確實數字。
建國以來，流腦一直是我國重點加以防治的傳染病。根據全國疫情資料分析，一九五九年出現了一次中等度的流行，發病率為55.62/10萬，主要分布在華中及華南一帶。一九六一年發病最低，以後發病逐年上升。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初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紅衛兵大串連，造成人群大量流動，流腦傳播機會增多，一九六七年春流行期達到了有記載以來的最高峰，發病達300萬人以上，發病率為403/10萬。以後發病下降，一九七三年降至11.8/10萬。一九七五年在河南、江蘇、山東、安徽、河北等省又出現流行。一九七七年達到高峰，發病率為60.1/10萬，波及全國2/3以上的省、市、自治區，東北3省、華北地區、西北及西南地區都達到中等度流行水平。一九八二年發病降至低水平，發病率為8.65/10萬。但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初，東北3省及河南、安徽兩省出現了局部地區的流行，其中有的縣發病超過了中等或大流行水平。
二、防治工作的主要成就及經驗
（一）防治史上的主要大事。
三十多年來，各級黨委和政府認真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在大抓群防群治的同時，組成了一支科研和防治相結合的隊伍。廣大科研和防治人員在對流腦流行病學、病原學、免疫診斷學的研究，以及菌苗預防和搶救病人等方麵，都獲得了一定的進展。建國以來，我國防治流腦的主要大事有：
1.一九五○年後，逐步解決了磺胺及青黴素等藥源問題，使病死率由解放前的50%下降至30%以下。
2.一八六三年，開始發現腦膜炎菌對磺胺有耐藥性，約占10—20%。
3.一九六六年，開始使用滅活全菌菌苗。
4.一九六五年起，使用阿托品及山莨菪鹼搶救暴發型流腦，使暴發型的病死率由67%下降至14%；到八十年代初又下降至8.6%，流腦總的病死率降低至4%。
5.一九七五年，預測全國在一九七七年將出現流行高峰，大力開展了防治及科研工作。
6.一九八○年，研製成流腦多糖菌苗，預防效果達90%，在全國推廣使用。
7.一九八二年，預測在八十年代（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可能再次出現流腦流行。一九八三年召開了全國流腦防治會議及科研工作落實會，加強監測、預測及菌苗預防以控製流行。
（二）流行規律的了解及預防對策。
三十多年來，通過對大量發病及流行地區的現場調查、病原菌監測、全國及重點發病地區的疫情分析，已逐步了解到我國流腦的流行具有兩個特征：第一，每八至十年出現一次周期性的流行高峰；第二，每年春季三至四月份出現季節高峰。在人口稠密、居住擁擠、交通頻繁的地區發病高，而邊遠山區、偏僻農村、海島則發病低。發病強度差別極大，與其他呼吸道傳染病相類似。發病以侵犯兒童為主，15歲以下病人常占80%左右。年齡越小，血清中特異抗體水平越低，而發病越高。一次流行後，人群抗體水平上升，發病下降。由於新生兒的累積，人群抗體水平下降，又易引起再次流行。通過對病原菌的監測，科研人員發現曆年發病與流行均主要由A群菌所引起。而A群菌因其致病力強，常引起國內外周期性大流行。對於以上流行規律的了解，尤其是對感染與免疫關係的認識，是做好流行預測及菌苗預防的基礎。
（三）降低發病的經驗。
1.防治措施。感染腦膜炎菌以後，主要出現的是咽部帶菌者及鼻咽炎型病人，而發展成典型的腦膜炎病人僅占1%。如果能對病人實行早期診斷治療，則可以很快治愈病人，防止病情蔓延擴散。根據這個規律，一九七五年我國防治人員總結出“三早一就地”的防治措施：醫務人員及時到流行現場進行防治工作，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並就地搶救危重病人，處理疫區，防止擴散。這樣做可以大麵積有效地降低發病、減少死亡及迅速撲滅疫情。這些經驗在一九七七年防止大流行中收到了較好的效果。防治措施的落實主要突出一個“早”字，並且要做好流行前的充分準備工作，比如采取“三開”（開門、開窗、開大窗）、“三曬”（曬衣服、曬被褥、曬家具）措施。
2.監測及流行預測。監測工作是預測的基礎。監測主要包括：（1）收集、整理和分析本地區曆年來準確的疫情資料，了解發病動態及其分布狀況；（2）病原菌的調查；（3）人群抗體水平的測定；（4）影響流行的其他因素如氣象資料、出生率、居住條件、人群活動情況、預防措施等。通過對以上資料的綜合分析，可以對本地區的發病或流行進行預測。為了做好這項工作，一九七五年以來，我國多次召開流行預測專題會議，落實科研規劃。目前已有很多地區推廣應用綜合分析法，對本地區的疫情進行預測預報，包括預測下一年的流行趨勢；流行年度下一年的高發地區及擴散範圍；流行期內預測按月的發病數；以及預測引起流行的病原菌及發病類型等4個方麵。預測的準確率一般在80—90%。各地根據預測情況落實預防措施，並有針對性地對可能出現流行的地區落實菌苗預防。這既能有效地控製發病及流行，又可提高經濟效益。近年來，由於電子計算機的日益普及，解決了大量資料計算上的困難，可以研究應用各種統計學方法進行預測。預計不久的將來，各地可以更精確地進行預測預報。此項工作是在我國首先開展的，並已引起了國際上的重視。
3.菌苗預防。自六十年代初國內外發現腦膜炎菌耐磺胺藥以後，磺胺預防已大部分無效。很多學者均致力於菌苗預防的研究，提高人群特異抗體水平以預防流腦。
一九六六年流腦大流行時，上海、北京等生物製品研究所首先研製了死菌苗，但反應大而效果差。一九七二年，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和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研究所合作研製多糖菌苗，一九七四年研製成粗製A群菌苗。以後逐年改進，預防效果不斷提高，人群保護力達86—92%，菌苗檢定的各項指標基本上達到世界衛生組織要求的規程標準。一九七五年，上海及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亦進行了多糖菌苗的研製。一九八○年，衛生部鑒定該菌苗作為正式產品供應全國。根據此菌苗接種30微克後的免疫反應及現場效果調查，已證明其有效期達二至三年。以河南南陽地區現場效果觀察為例，人群保護率在接種後第一年為97.6%，第二年為79%，第三年為67%。不同年齡組中以小年齡組（小於3歲）免疫效果較差，抗體水平持續時間較短，需要複種。尚有個別接種者出現異常反應,有待進一步改進。因該菌苗在接種一周後抗體水平即達高峰，因此可以在暴發流行點作應急接種使用，人群保護率一般達90%。
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一九八三年研製成C群多糖菌苗，可在出現C群菌流行時使用。
流行預測和多糖菌苗為預防流腦提供了有效手段。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我國在很多局部流行地區實行流行預測和接種多糖菌苗，都取得了明顯的控製流行的效果。例如遼寧省，一九八一年發病比一九八○年上升2倍（28.15/10萬），流行趨勢自遼西向遼東、遼南蔓延，在8個縣有明顯流行，預測到一九八二年發病將成倍上升。一九八二年一月，根據流行預測，在可能出現流行的地區進行了300萬人份的菌苗接種，立即控製了三月份的發病高峰，比一九八一年同期下降了35%，使一九八二年發病率下降至21.37/10萬。一九八三年繼續在預測有流行的地區進行菌苗接種1,000萬人份，使發病率下降到7.3/10萬。一九八四年再接種900萬人份，發病率降至5/10萬以下。如果在全國流行地區均能做好監測和預測工作，對可能出現流行的地區預先進行菌苗接種，則可以有效而經濟地達到控製八十年代流行高峰的目的。
（四）降低病死率的經驗。
國外在二十世紀初期，應用血清療法及磺胺藥治療，將病死率自80%下降至20%。近年來常因耐磺胺菌引起流行，導致病死率上升。目前病死率為4—10%。腦膜炎型為3—8%，菌血症型則高達20—30%以上。國內五十年代病死率為20—30%。建國以來推行磺胺藥治療，六十年代下降至10%，七十年代迄今下降至4%。這主要是由於采取措施，降低了暴發型流腦的病死率。
流腦病人病情發展快，常在24小時以內引起死亡。如遼寧省衛生防疫站在129例患者死亡調查中，有80%的病例死於住院後24小時以內，主要是暴發型。很多輕症病人在轉診過程中，因病情惡化轉成暴發型而死亡。針對這個情況，七十年代以來，各地醫療衛生部門都認真執行了“三早一就地”的防治方案，對必須轉診的病人注意做好運送前和運送途中的處理工作，從而使廣大農村及山區明顯地降低了病死率和並發症。
暴發型流腦的治療是最感困難的問題。一九六四年，我國暴發型的病死率為67%。以後采用了阿托品和唐古拉特山莨菪堿（Scopolamina），即“654”及人工合成的“654—2”為主的綜合療法，病死率到一九七三年下降至14%。
暴發型流腦的發病機理，主要是由於內毒素血症引起的超敏反應，表現為急性微循環功能障礙，影響了主要髒器如心、腦、肺的功能，凝血機製的異常而引起死亡。因此應用山莨菪堿為主的綜合療法，有利於糾正微循環的功能障礙。據北京友誼醫院一九八三年的報告，采用此療法使暴發型流腦的病死率下降至8.7%，遠比國外報告的病死率20—30%為低。
有些醫療單位還研究應用中醫中藥治療流腦。湖北省中醫研究院在普通型的治療上作出了貢獻；北京市兒童醫院應用川芎堿的活血化瘀作用，對治療流腦亦有一定效果。另外從六十年代以來，免疫診斷方法的研究也有了較大進展。北京生物製品檢定所發現了7個新的血清群，其中3個群國外尚未發現。流行病學研究所和檢定所等已研製了很多新的血清學診斷方法以及人群抗體水平的調查方法，促進了流腦的診斷及預測工作，如間接血凝試驗（Indirect hemagglutination test）、乳膠凝集試驗（Latexagglutination test）、協同凝集試驗（Co—agglutination test）、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殺菌抗體測定法（Bactericidal test）、固相放射免疫測定法（Solid—phase radio—immuno—assay）等。有的方法已在很多地區推廣應用。所有這些都有助於防治工作的進行。
三、對今後防治工作的展望
由於流腦有較高的發病率及病死率，因此多年來，人們對於流腦的防治問題都極為重視。我國雖然在診斷、治療和菌苗預防上有了較大進展，但目前對控製流腦問題尚未解決。在法國召開的第五屆國際流腦會議，提出了今後的流腦防治對策，強調了在高發地區有針對性地進行菌苗預防及合理治療，改善基本衛生設施，事先做好計劃安排以及各級衛生部門之間的協調，通過有效的監測製訂合理對策，要求測定人群免疫水平及強調主動的疫情預測。
我國是流腦的高發地區，防治任務繁重。衛生部在一九八三年召開的流腦防治會議上，總結交流了三十年來防治流腦的經驗，成立了全國呼吸道病谘詢委員會，落實了今後三年的科研規劃，製訂了防治方案。總的目的是要通過監測及預測，抓好以菌苗預防為主的綜合性防治措施，全力預防在八十年代可能出現的流行。並要求加強培訓基層技術力量，提高監測及預測的質量，繼續搞好菌苗預防及降低暴發型流腦的病死率，將流腦防治工作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流行性乙型腦炎
流行性乙型腦炎（簡稱乙腦）是一種由蚊子傳播的嗜神經病毒所引起的嚴重傳染病。此病不僅病死率高，即使病人幸而存活，也會留下嚴重的後遺症。該病對我國人民的健康是一大威脅。
乙腦最早發現在日本，所以也稱日本腦炎。一八七一年，臨床上對這種疾病有了初步認識；一九二四年大流行時，進一步明確它是一種嚴重的傳染病；直至一九三五年從死者腦組織分離到病毒，並在病人血清中查到特異性中和抗體，才確定它是一種病毒性傳染病。我國在二十年代初，北京就在臨床上發現過類似的病例，以後另外幾個城市也發現過少數病例。至一九三八年，我國用血清學方法確診病人，並於一九四○年從死者腦組織分離到病毒後，這才證實我國確有乙腦存在。但當時的政府不重視傳染病的防治，醫務人員又缺乏對本病的認識，因此，解放前，我國對有關乙腦的流行情況很少了解。解放後不久，衛生部門經過調查，發現許多城市健康成人的隱性感染率都很高，病人主要是10歲以下的兒童。此點與日本一九三五年前後的情況相似，表明乙腦在我國的流行已有較長的曆史。
黨和政府對乙腦的防治和科研工作十分重視，把它列為我國第一個重點研究的病毒病。一九五○年，即使在我國經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政府還是增加了對乙腦的防治和科研經費，興建了我國第一座用於病毒學研究的實驗動物房。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先後兩次召開了全國乙腦防治會議，將本病列為法定傳染病之一，製定了綜合性防治計劃和統一的調查研究方案，並由中央衛生研究院舉辦了全國腦炎高級訓練班。隨後，又在全國11個城市建立了乙腦中心實驗室，負責各地乙腦的調查研究工作。乙腦的防治逐漸成為防疫和醫療部門的一項重要任務。三十多年來，我國乙腦的防治和科研工作已取得顯著成績。
一、卓有成效的乙腦防治工作
由於對乙腦防治工作的重視和醫務人員對本病認識的逐步提高，從五十年代起，有關乙腦發生地區和發病數字的報告迅速增多。一九五○年，報告乙腦的隻有12個省、市、自治區；至一九五九年，已有25個省、市、自治區報告乙腦發病情況。血清流行病學調查資料也表明，我國乙腦疫區在逐漸擴大。如塞北城市呼和浩特，一九五四年未從健康成人血清中查到乙腦抗體，在這以前也從未發現過乙腦病人；但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八年便發生了少數確診的病例，一九七四年暴發了第一次流行，發病率高達7.8/10萬。又如北部城市哈爾濱，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檢查健康成人血清，其中僅3.2%和4.3%有抗體，以前也沒有乙腦病例的報告；但到了一九七四年，也出現了第一次流行，發病率達3.4/10萬。進入八十年代，除新疆、西藏尚未發現確診的乙腦病例外，其他各省、市、自治區都有乙腦流行的報告。與亞洲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乙腦的疫區最廣，病人最多。因此，我國乙腦的防治任務就比其他國家尤為繁重。
乙腦是一種自然疫源性疾病。我國科學工作者在五十年代便證明三帶喙庫蚊是本病的主要媒介，豬是本病的主要擴散宿主。解放後，我國農副業得到很大發展，三帶喙庫蚊的孳生地因稻田麵積的擴大而逐漸增多，養豬數量的大幅度增加而擴大了宿主，這就加重了乙腦預防工作的任務。
針對乙腦傳播和流行的特點，我國長期以來采取了以免疫易感人群為主的綜合性預防措施。從一九五○年開始乙腦疫苗的研究工作，後經多次改進和不斷擴大使用，已收到明顯的預防效果。我國乙腦滅活疫苗的研製大體經曆了以下幾個階段：五十年代，我國主要生產鼠腦滅活疫苗，皮下注射3針，中和抗體陽轉率可達100%，在兒童中大量使用可降低發病率50—90%。但由於疫苗中的腦組織含有引起變態反應性腦脊髓炎的髓素成分，因此，一九五七年後停止使用。一九六○年以後利用雞胚生產滅活疫苗，但因免疫效果不理想而未繼續生產。一九六七年，我國首次研製成功了地鼠腎細胞滅活疫苗，一九六八年以後逐漸擴大使用。每年生產約一億毫升。實踐證明，它是一種安全性和免疫性都較好的疫苗。
在我國，乙腦疫苗和其他疫苗一樣，都由衛生防疫部門組織基層醫務人員進行免費接種。通過多年來對10歲以下兒童的普種，全國乙腦發病率明顯下降。與發病最多的一九七一年相比，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間，乙腦發病率下降了76—84%。其中原發病率較高的北京、上海、江蘇、湖北、山東、河南、福建、廣西等地，下降趨勢尤為顯著。
北京是我國最早發現乙腦的地區之一。解放後，市人民政府極其重視對本病的防治工作。為了控製乙腦的流行，多年來長期堅持疫苗接種，每年根據應種人數，於乙腦流行前兩個月有計劃地給兒童注射。由於接種率高，乙腦發病率穩定下降。與當地乙腦發病率最高的一九六五年相比，一九八三年下降了99.02%。
既然蚊子是乙腦的傳播媒介，滅蚊就成為預防本病的另一項重要措施。一九五二年以來，隨著愛國衛生運動在全國的開展，群眾性的滅蚊活動對於控製乙腦起到了一定作用。我國科學工作者還重點研究了控製三帶喙庫蚊的方法，積累了不少滅蚊經驗。
三帶喙庫蚊是一種野生蚊種，主要孳生在稻田和其他地麵積水中。我國是亞洲水稻主要產區之一，許多地區進行了稻田滅蚊的研究。四川、廣西等地在稻田放養食用魚（如非洲鯽魚、鯉魚、草魚等），既能增加農民收入，又能有效地控製三帶喙庫蚊和中華按蚊的孳生。在河南黃河灌溉區，當地群眾采用了濕潤灌溉法，既可節水，又能明顯地降低三帶喙庫蚊和中華按蚊的密度。另外有些地區則結合水稻病蟲害的防治，噴灑雙硫磷或蘇雲金杆菌，也取得了控製三帶喙庫蚊幼蟲的效果。在滅三帶喙庫蚊成蟲方麵，我國不少地區還采取了畜圈滯留噴灑殺蟲劑或野外懸掛滅蚊燈等方法，也收到一定的成效。
我國對乙腦病人的治療非常重視。解放以來，廣大醫務工作者通過長期的研究和臨床實踐，在綜合治療和中西醫結合治療乙腦患者方麵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乙腦病死率已由解放初期的30—60%下降到10%左右，患者後遺症也明顯減少。在治療過程中，針對患者病情變化，醫務人員通過認真把好“三關”（高熱、驚厥、呼吸衰竭），加強護理工作，控製病情的發展。自五十年代開始，我國中醫用白虎湯加減治療乙腦病人，對初期病人，采取清熱解毒，芳香化濁；對極期病人，則在清熱解毒的基礎上，清營涼血和熄風。有些醫療單位還利用呼吸器搶救了不少危重病人。對極期和恢複期病人的積極治療，是防止和減少後遺症發生的主要環節。不少醫務人員對恢複期病人采取了中草藥治療、針灸療法和功能鍛煉的綜合措施，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對後遺症的治療，經穴療法配合功能鍛煉，也起到了較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