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句俗話：“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京劇《紅燈記》裏就唱過這句話。所謂“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意思是說，家庭經濟、地位都比較困難的孩子，不僅沒有條件嬌生慣養，而且要經受困苦的磨練，承當生活的擔子；如果家庭教育引導得法，這樣的孩子不僅意誌比較堅定，承受力、應變力比較強，而且比較有誌氣，能夠勤奮努力，艱苦奮鬥，最終獲得成功。古今中外，這樣的例子很多很多。德國科學家，1939年諾貝爾生理學及醫學獎金獲得者格哈德·多馬克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格哈德·多馬克是個了不起的人，他不僅貢獻巨大，而且品德高尚。多馬克可說是一位拯救生命的大師，他發明了磺胺藥物，為人類征服疾病立了大功。由於他的貢獻，拯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他於1939年榮獲諾貝爾生理學及醫學獎金。但由於當時希特勒法西斯統治著德國，希特勒禁止德國人接受諾貝爾獎金，並且將多馬克軟禁起來，還強迫他在一封拒絕接受諾貝爾獎金的信上簽名，然後把信寄給諾貝爾基金會。直到事隔8年以後，多馬克才得以去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他受到了十分熱烈的歡迎和極大的崇敬，瑞典國王親自向他頒發獎章和證書。但由於領獎時間遠遠超過了規定的允許年限，巨額資金不再補發。多馬克是一位以獻身科學為榮、不以名利為重的科學家，補發不補發獎金對他來說完全是無所謂的事情。
格哈德·多馬克1895年出生在德國東部的勃蘭登省的一個叫拉哥的小城鎮(這個小城鎮現在屬於波蘭)。
多馬克的父親是一位貧窮的小學教員，母親是一位貧窮的農婦，家裏窮得叮當響，生活非常困難。多馬克從小自然沒有上學的機會。這種狀況對多馬克的前途和發展可說非常不利。但是多馬克最有利的條件是有正直善良的父母。他們對多馬克講得最多的是：窮不可怕，困難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誌氣，沒有骨氣，悲觀失望，缺乏奮鬥精神。當時，多馬克的父母並沒有期望多馬克出人頭地，做大科學家。他們諄諄教誨多馬克的，是要他做一個正直、正派、善良的人，教育他一切要靠自己努力奮鬥，以勤奮立身於世，不要幻想天上掉肉餅，更不可有非分之想，家裏雖然窮困，但決不可以用任何不正當手段得到什麼東西。
父母是這樣教育多馬克的，父母自己也是這麼做的。這更可貴。他們雖然生活艱難，卻堂堂正正地做人，默默無聞地埋頭苦幹。
父母的這種良好的言傳身教，塑造了多馬克健康的靈魂。多馬克從小懂事、明理、頑強、刻苦。他總是不停地幹活，富於同情心，處處關心他人，對人有禮貌，遇到困難不低頭。總之，多馬克上學以前接受的良好家庭教育，影響和決定了他的一生。
多馬克14歲的時候，由於他的父親當上了一所小學的副校長，全家住進了學校，這時，多馬克才有機會上學。他自然倍加珍惜這難得的機會。多馬克從踏進學校的第一天起，就以學習十分刻苦、勤奮、認真為人矚目。加上多馬克天資相當聰明，當他得到了掌握知識的機會時，就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他那蘊藏的潛力的發揮。他不僅成績非常優異，而且不斷跳級，沒有多久就轉入中學學習。在中學，多馬克的學習成績更是名列前茅，並立下了獻身醫學事業的宏圖大願。中學畢業後，多馬克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基爾大學醫學院。
多馬克在醫學院沒念上幾個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多馬克隻得中斷學習，離開學校，應征入伍。不久，多馬克在前線負傷。傷愈以後，他又奉調到醫療隊工作。直到戰爭結束以後，多馬克才得以回到基爾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事在人為”這句話確實很有道理。戰爭耽誤了學習，這是一個客觀存在，但它卻激勵多馬克更加奮發地學習。為了奪回被戰爭耽誤的幾年時光，多馬克更加夜以繼日地刻苦學習。加上他在幾年的戰地救護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成績更加突出。1921年，多馬克通過了國家醫學考試，取得了醫學博士學位。從上小學到取得博士學位，多馬克僅僅用了12年時間，如果不計4年的戰爭時間，實際上隻用了8年的時間學習。由此可見多馬克學習鑽研刻苦之一斑。
1923年，多馬克到格賴夫斯瓦德，在格羅斯病理研究所工作。後來又先後到格賴夫斯瓦德大學和明斯特大學講授病理學和解剖學。1927年，多馬克應聘出任柏塔爾一家染料公司的實驗病理學和細菌學實驗室主任。這是他非常願意從事的工作。這一工作成為他科學研究道路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日本的“吃苦教育”
就在許多家長挖空心思地滿足子女的各種要求時，富甲天下的日本人卻千方百計地對他們的孩子進行“吃苦教育”。最近，為了不忘過去最困難的日子，日本一家學校給孩子們做了“憶苦飯”，結果，孩子們麵對當年大人吃過的糠菜嚎啕大哭，拒食3天。校方毫不動搖，第4天，孩子終於咽下了這頓憶苦飯。在日本的許多孤島或森林裏，人們常常可以看見日本小學生的身影。他們在沒有老師帶隊的情況下，麵對著既無水源又無淡水的可怕自然界，安營紮寨，尋覓野果，撿拾柴草，尋找水源，自己營救自己。一位孩子從荒島歸來後，感慨地對老師說：“我以前以為我們享受的一切現代化設施都是本來就有的，荒島的曆險才使我明白，人生來兩手空空，一切都是勞動創造的。過去老師講勞動光榮，我們感到很空洞，如今才真正理解了這個詞的含意。”
日本教育家指出，生存意誌的教育是品德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麵，日本雖然實現了“富裕社會夢想”，但社會節奏加快和升學競爭的壓力，使孩子們與大自然的接觸少了。同時，日趨富裕的物質生活條件也削弱了孩子們應具備的人生忍耐力、心理承受力和克服困難、堅韌不拔的意誌力。日本中小學生出現了動武、以強淩弱、違法亂紀等現象，這些問題的發生使日本各界產生了危機感。為此，日本的有識之士提出了“展開和促進與人接觸、感受自然的運動，恢複和充實孩子們的感性體驗”的建議，於1984年起在學校和社區開展了廣泛的“感觸性”教育運動。日本各地根據學校和社區的特點分別建立了一些教育基地——交流村。學校和社區組織孩子們到交流村集中生活、勞動、鍛煉，請交流村所在地的老人講過去的生活；或組織孩子們到敬老院和老人交談，為老人們服務；或組織家長和孩子一起到大自然中開展活動；或請農村老人向孩子及家長傳授打草鞋的方法；或者把不同年齡的孩子混編成組開展活動。孩子們通過各種各樣“感觸性”教育活動，對大自然、周圍的環境、生活有了切實的感性體驗，從中體會到做人的樂趣，感受到大自然的奧秘，激起了學習欲望，並且在集體活動中逐步培養起關心別人、攜手並肩、共同生存和發展的優良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