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獻與人性
在這個物欲橫流，人人為己的社會裏講奉獻精神，似乎有點不合時宜。然而，奉獻絕非一個冠冕堂皇的時新口號。一個有奉獻精神的生命，散發出的迷人的魅力，是在人際關係網中通暢的法寶。它提供的是成功的土壤，它培育的是祥和進取的境界，它昭示的是人性的光輝，它透射的是生命的價值之光。
1.奉獻的歡歌
中國著名的會計學家楊時展教授曾有過這麼一段人生的獨白：“我和所有知識分子一樣，關心自己的人格、道德和價值。人生到底應怎樣度過才算有價值?會計上，資不抵債要破產，我想人的一生中，如果奉獻不抵享受，恐怕也隻能算是一個破了產的沒有價值的人，一個道德上有問題的人，一個人格不高尚的人。這個想法經常會使我想起我國古代知識分子在出、外、辭、受四個字上那種十分嚴肅、守身如玉的功夫，並在這些問題上保持一點我並不總能做到的比較不苛的態度。”
正是擁有了這麼一種分明的人生準則，人生尺度，楊時展教授在學術上，更在做人上成為一個閃光的典範，不僅德高望重，更是享譽海內外。
奉獻是楊教授一生不懈的追求，在這一點上，他深為謙虛。對他而言，奉獻絕非一個堂皇的不合時宜的口號，因為他的生命是這樣一個生命：追求價值的實現、道德的完美、人格的高尚。而這些，正是現如今浮華世事所缺乏的。
這裏還有另外一則故事，講述的是第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一生。
19世紀的歐洲戰場是極其殘酷無人道的。戰火燃燒的地上，屍陳遍野，血流成河；未死者的傷口上汩汩的流著殘餘的鮮血，從痛苦的嚎啕，及至無助的呻吟，終於生命與聲音一同歸入寂靜。就在那時，一個瑞士人立在戰場中，心如刀絞；之後，他四處動員組織了一些人，開始了戰場的清理及傷員的搶救；再以後，他又四處奔波，聯係，終於同一位將軍、一位律師、兩個醫生一同成立了一個救助委員會，負責起戰爭時的人道救援。人們無法想象，這一切都是在他家庭破產的情況下完成的，更為可貴的是，他的奔波分文不取。1892年，他住進了一家鄉村小診所，從此一病18年，於1910默默地去世。他就是紅十字會的創始人享利·費南。他的付出，贏得了全世界的敬意。為了紀念他，紅十字會的紀念日被定為5月8日，這一天正是他的誕辰日。
在經濟日趨重要的今天，我們時常對人生的價值產生誤解。我們在大談捍衛人格的同時，卻偏偏笑稱“奉獻”已成為可貴的曆史，懷念則可，行之去未必。在做人成功與名利成功兩者之間，我們不願去作過多的辯解。
因而便有一些人在追求名利之時，卻反而覺察出了自身心底的可怕的汙垢。而此時的“清楚”，帶來的卻正是一切名利所無法填補的空虛。所以當《離開雷鋒的日子》一幕幕地展現在我們眼前時，我們的眼睛卻已被心靈震顫激起的淚水所模糊。而當我們發覺媒介對影片票房的報導時，便不禁驚奇：道德與價值標準的此種重標，竟能與商業運作結合得如此成功。這便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古人所謂“修身養性”、“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是至理名言。“修身養性”並非“清心寡欲”；“一屋之掃”也非“無大誌者之為”。它們強調的都是首先要學會“做人”。成功的做人是其他一切“成功”的根本。舍此，便是一個虛浮的成功，一個經不起時空運轉的“沙堆”。當我們拷問靈魂時，他不得不回答這麼一個問題：你是願意風光一世，還是願意風流百世?或許風流百世過於堂皇，但欲求後人記住曆史中曾有你這麼一個存在卻似乎並不為過。
楊教授的成就，享利·費南的功績無疑為我們的迷茫撥開了重霧。在那迷茫中，我們找不到“做人”與“成功”的統一，“無商不奸”的暗鬼在作怪，我們心想：“事業”成功之後，再求人格方麵的升華。清朝“一品商人”胡雪岩的“要想做善事，手中先有錢”肺腑之言，在此成為難得的依憑。
正所謂“高處不勝寒”，“孤獨求敗”的悲劇不僅在於其“孤獨”，更深層次的在於其“關注的是自身的存在”，他忘了思考一個問題：付出。這種人或許能獲得他人感性的暫時的仰望，卻絕不會經得起理性的推敲，和感性的長時間的凝視。因為惟有“付出”，才能有所“取得”。經濟中，最為永恒的，便是“投入”與“產生”的對應性。而“入”無疑是先於“產”了的。
一個奉獻的生命，散發出的迷人的魅力，是在人際關係的牆中通行無阻的法寶。它提供的是培養成功的土壤；它營造的是一種進取而又祥和的境界。因為有了它，我們便擁有了坦蕩、真誠、進取與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