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教育使命
作為基督教世界的一項偉大發明，早期的大學與今天的大學相距甚遠。那時的大學並沒有屬於自身的各種設施，沒有校園、沒有自己的教學大樓、沒有操場、沒有實驗室、沒有圖書館。當教師們上課時，也許會在自己的家裏，也許會在租來的房子裏。甚至那時的大學，也不象今天這樣以教師和行政官僚為主體，而是以學生為主體，由學生組成的行業公會（universitas）每年與教師簽約，因為在學生眼中，這些教師往往容易變成教會或城市貴族的走卒，出賣“大學”的獨立與自主。
然而，這些沒有寄身之所的“流動”大學，卻把大學寄放在更為堅實的基礎上：那就是那時的大學探索和捍衛著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大學的“精神”，大學的使命。為了堅持這種精神，大學寧願犧牲它的“安定”，犧牲它的物質形式。這一點恐怕是今天的大學所不及的。何謂大學？大學就是致力於“追求最高形式的學識”。那麼什麼是最高形式的學識呢？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首先要明白，什麼是最高形式的人類活動。正是這種形式的人類活動，才使人得以成為人，甚至人得以觸及人的界限，邁向超越的方向。這種最高形式的人類活動，就是政治和哲學。
這樣，我們就會毫不奇怪地發現，在中世紀兩所最偉大的大學中，波隆那大學以其法學著稱一時，而巴黎大學則以其神學名垂後世。前者推動了羅馬法複興運動，並進而為整個歐陸國家的法律體製奠定了牢固的基礎，而後者則貢獻了中世紀最輝煌的“教堂”：聖托馬斯的神哲學。
波隆那大學法學係的興起，是為了解決當時教會法與民法在司法權限方麵日益廣泛的爭端。因此，從一開始，法學就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涉及了中世紀神權政治的焦點：精神權力與世俗權力的衝突，自由人與公民的衝突。從那時起直到今天，法學家始終是重要的政治家。政治之所以是最高形式的人類活動，正因為它麵對了人所麵對的這一終極的張力，上帝與凱撒，聖言與人義。法律則始終是在這種張力下權衡正義的可能性與現實性的技藝，法學則成了與政治這種最高形式的活動聯係在一起的最高形式的學識。
基督教的獨特性，在於啟示與理性、信仰與思辨、倫理與教義的深刻張力與微妙關聯。而聖托馬斯的“聖教義學”以至精至微的方式體現了這一點。當耶路撒冷與雅典在“羅馬”
遭遇，當奧古斯汀麵對亞裏士多德、保羅麵對柏拉圖，約伯麵對約翰，哲學這種希臘世界的“光”，融入了上帝之光中，化成了耶酥基督的肉身，更徹底地成為了踐行在世上的道，成為每個人的倫理，成為愛與自由。
正是在這裏，我們已經觸及到了中世紀大學的“精神”所在。無論是政治，還是哲學，大學乃在於培養具有德性而非甘於卑俗的人，追求真知而非聽命於意見擺布的人，踐行倫理而非恣意而為的人，能夠麵對世間那些根本的衝突，擔負自己的言論和行動的後果的人，而不是尋覓教條的避難所來推卸和逃避責任的人。一句話，大學乃在於培養亞裏士多德所謂的自由人。在《政治學》中，亞裏士多德花了大量的篇幅來探討教育問題。這一點，正象柏拉圖在《政意篇》（Politeia,Republic）的同樣做法一樣，是今天的許多政治學者或是教育人士難以理解的事情。然而，亞裏士多德清楚地告訴我們，城邦的終極目的與人的終極目的是一樣的。盡管政治並不能窮盡人的視界，在公民與人之間，政治與哲學之間，存在著不可解決的衝突。然而《政意篇》中的蘇格拉底反複教誨的是，作為現實政治安排的“政體”（politeia，regime），與體現在每個人身上的“政意”（politeia，regime）關係甚大。用言說的“邏格式”（logos）建立的城邦，在地上是找不到的，但能夠看見這種“天上的原型”的人，卻能憑借他的所見，將這種城邦建在自己的身上（550b）。政治與哲學的衝突，隻能憑借倫理或信仰來正視。所以，能否擔負公民與人的張力，能否擔負可能與現實、超越與審慎的張力，關鍵就在於你能否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