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魅力
作者：周紹萍 胡 潔
劉敞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經學家和史學家，與弟劉頒合稱“二劉”。字原父，世稱公是先生，臨江新喻（今江西新餘市）人。生有四個兒子，其中，二子劉奉世最為優秀（是當時較有名的政治家和學者，元佑黨人。他的文章文辭雅贍，在史學研究方麵造詣很高，尤其精通漢書學，與“二劉”共同寫有《三劉漢書標注》傳世，因而後人並稱三人為“三劉”）。慶曆六年（1046）敞與弟頒同登進士及第。其尤長於史學，曾幫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鑒》。步入仕途後，曆任右正言、知製誥、集賢院學士、揚州知府、鄆州知府、知永興軍、翰林院侍讀學士、集賢殿學士、判南京禦史台等職務，由此可見，他在仕途上頗多坎坷。但他為人耿直，為政廉潔奉公，正直無私，愛民如子，關心百姓疾苦，在地方任上真心為百姓幹了很多興利除弊的好事和實事，廣受百姓的頌揚、愛戴，也因此受到朝廷表彰。
盡管劉敞一生飽經坎坷，卻在政治上取得了頗高的成就，而且在學術上也堪稱一代大師。他學問博洽，見識深廣，佛、道、天文、地理等皆有涉獵研究。好友歐陽修在《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中評價為“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敏贍”。吳曾《能改齋漫錄》也記載，“國史雲：慶曆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父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荊公修經義，蓋本於原父雲。”
在廣泛吸取文化養料的同時，劉敞始終保持清醒的學術頭腦，不為前人所囿而能深析透辟，其文章文思敏捷，往往見解獨到，發人深省，從而展現了他獨立不群的懷疑批判品格。如在《題魏太祖記》中說漢高帝哭項羽，魏武帝祭袁紹都不是匿怨矯情，而是慷慨英雄之風；在《孟軻教齊梁之君》中評說孟軻譏別人“言利”，而自己卻講“好貨不害”，是“譏人甚詳而自任太略”。在《讀晏子春秋並序》中針對“世譏晏嬰之節卑下”的傳統觀念而提出“晏子固儉矣，於聖人之道何貶焉”的個性論點。此外，在《疑禮》一文中又指明“今之禮，非醇經也”，乃“聖人之徒合百說而雜編之”。這個觀點在當時乃至現在都猶如空穀足音，有振聾發聵的作用。在文風上，劉敞重視實用而反對虛浮且躬行之，其文章質樸流暢、自然，與韓愈、歐陽修的文風接近，佳作較多，有《公是集》54卷留存，其中大部分被收入於《全宋詩》。如《送楊鬱林序》中所指“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為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為人擇官”，顯得慷慨激昂，富有情致。再如《讀離騷》“遠懷靈均子，著書為平分。念爾剛直心，吐茲清麗文”。劉敞借助詩篇表達他對先賢的真摯的敬仰之情，也仰仗詩章來展示其愛好讀書的誌趣及對政治仕途的厭倦。如《臥北窗下讀書》“讀書取適心，名譽非所攀。堯蹠本不辨，況乃章句間”。當然，劉敞的文創非一朝一夕之功，也與他積極向阮籍、陶淵明、杜甫等先輩學習效法密切相關。
然而，總體來說，劉敞文學貢獻最主要表現在他對儒家經典《春秋》的研究及筆記體著作的創作方麵。對於《春秋》三傳劉敞並不盡從也不盡廢，所從者主要反映他對前人的繼承，固然無法體現他的創新與不俗；而對於三傳的具體批評才能真正顯示劉敞的發明之功。他不拘傳注，開宋儒批評漢儒的先聲，是當時中國研究《春秋》最具權威的學者。本文中，筆者希望通過對劉敞關於《左傳》的具體評判、筆記體著作的特色及影響的具體分析來總結他的文學地位、意義及其對於時人與後世的影響。
劉敞對《左傳》的評判主要集中於左丘明與孔子的關係、解經之弊及周公定例、五十凡三方麵。在左丘明與孔子的關係的認識上，劉敞明確指出左丘明不受經於孔子。雖然，他從不懷疑《左傳》為《春秋》之傳的地位，也不否認《左傳》的解經地位及其由左丘明所作的事實，但他認為左丘明並不是孔子的弟子。“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其遊，獨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真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豈有受經傳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觀之，仲尼未嚐授經於丘明，丘明未嚐受經於仲尼也。”既然如此，那左丘明到底是什麼人呢？劉敞認為他隻是魯之太史而已。如劉敞在批隱公三年“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傳文時指出：“左丘明，魯之太史也，鄭氏事若不赴告魯，左無由知之，苟赴告魯，則必書於策，苟書於策，則《春秋》必當有之。今《春秋》無此，是不書於策也，不書於策，則丘明何從見此耶？非傳聞道聽者乎？”此外，在《春秋權衡》和《七經小傳》中劉敞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