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視野
作者：任舒翼
關於中西愛情詩歌的差異，有的研究者看出其想象中比喻等手法運用的不同，包括接近聯想的比喻，相似聯想的比喻，對比聯想、虛實聯想等【1】；也有的研究者注意到了詩歌的抒情手法之不同，提出了“歡愛”、“悲愛”之情調的不同【2】。但是對於其中一些細微層次的比較，如中西愛情詩歌文化思想內涵及淵源的差異或相似的比較尚不多見，故此本文在這方麵做些探討。
從古到今，愛情都是文學藝術中的主要話題。然而，在用什麼樣性別的人物來表現愛情，中西詩歌卻大有不同。西方的愛情詩很大部分是求愛詩，活動的主體多為男性，充滿了男性對女性的渴慕與追求，表達了與女性共結連理的心聲。這些詩歌寫出了甜蜜而痛苦的相思，如入睡，被美夢欺哄；醒來，／這苦刑怎生忍受！（拜倫《致MSG》）；有的還描寫了男子對負心女子的指責：你撕掉了床頭盟，又把新約毀掉，／既結下了新歡，又種下了新的憎惡（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總之，在西方愛情詩歌中，男性的身影隨處可見，他們品味著愛情的酸甜苦辣，成為愛情過程中的領受者、陳述者。
然而，在中國古典愛情詩歌中，絕大多數扮演主角的卻是女子。這些詩歌有的表現了女子對愛情的矢誌不渝，如《詩經·柏舟》中女子“之死矢靡他”的誓死不變的心跡；有的表現了女子對愛情甜蜜的品味：“願與同日生，日日與君好。”有的則表現了思婦之怨，如“坐愁紅顏老”的商賈之妻的愁苦，“悔叫夫婿覓封侯”的征人之婦的懊悔以及宦人之妻對久出不歸的丈夫的責備等等。
西方愛情詩歌的角色之所以作如此的選擇，與西方世界逐漸發展起來的對女性的崇拜是分不可的。古希臘人信奉樂生主義，他們追求的是現時生活，並不向往死後所謂的冥冥樂土。因而，西方人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及時行樂。於是新柏拉圖主義者“出入在人身上找到神的需要，便使基督教去創造了新的神一樣的中介物”【3】，這就產生了對聖母的崇拜。中世紀對聖母的崇拜可謂盛極一時。在法國奇跡故事裏，聖母成了奇跡故事的製造者，敘事詩《聖母像前的藝人》寫到了聖母為藝人降福；在《苔奧菲特的奇跡》裏，特意讚頌聖母使得魔鬼改變了對窮人的凶惡態度。其實，聖母之所以如此的美麗、聖潔、神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人世間活的美女作為標本的。崇拜聖母的這種心態，與其說是對一個神的崇拜，不如說是對人間的美麗善良、典雅莊重的女子的崇拜。
這種心態，在盛行的騎士詩歌中明顯地顯示出來。詩歌的主題之一是宣揚騎士的典雅愛情，也就是男子對於女子的獻身於屈從。男子為得到女子的青睞，就要經受考驗，要“履行愛情的服勞役”，這樣才能使“典雅的品德日臻完善”。因而，無論在騎士追求牧羊女的牧歌裏，還是在騎士和貴婦幽會的破曉歌以及表白愛情的詩歌中，表現的大都是男子對女子的愛慕與追求。其實，騎士文學並不僅僅隻是描寫騎士階級本身，它隻不過是當時普遍流行的愛情觀念的一種文學升華而已，正如別林斯基所說，騎士文學的實質是“把女子作為愛和美在塵世上的代表及作為和諧、和平與安慰的光輝之神而加以理想化地崇拜”【4】。
到了文藝複興時期的市民文學中，肯定愛情和現實生活、反對宗教的禁欲主義的因素，實質上也是繼承和發揚了對於女性的崇拜的傳統。此時的抒情詩摒棄了中世紀的聖母式的精神戀愛和騎士文學中典雅的愛情觀，把愛情的重心轉入世俗的層麵，對女性的歌頌也就較少地帶有神秘性、象征性。彼特拉克的《歌集》對女友勞拉的形體之美一再讚頌，龍沙的《愛情集》充滿了對愛情的大膽露骨的表白，喬叟的《貞潔女人的傳統》中女子不再是“罪孽的禍水”，淫蕩的化身，而是有著喜怒哀樂、行為高尚的實實在在的人。《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巴斯太太已經有五個丈夫，卻還在等待第六位。在她看來，女子是主宰，丈夫應受妻子的管束，這無疑是對女子的愛情、婚姻權利的肯定。莎士比亞不僅在其十四行詩中謳歌了他的黑皮膚女郎的美麗、聰穎、高尚、溫婉，也在其戲劇裏塑造了諸如鮑西婭、考狄利亞等人文主義婦女的嶄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