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時分，楊森將軍的部下鄭澤文[譯音]將軍投靠了國民黨，這一事態發展對長江沿岸的外國海軍軍官來說似乎是頗受歡迎。因為這樣一來，楊森不得不被迫離開萬縣往北撤退，這樣他就離開了長江。
與此同時，亞洲艦隊大部分軍艦在威廉士海軍上將的指揮下都已轉到菲律賓進行例行冬季維修和訓練。在12月最後一個星期，美國“匹茲堡號”巡洋艦接替美國“休倫號”軍艦擔任艦隊旗艦。
1926年間，海軍在中國的活動並沒有得到所有有關人士異口同聲的稱讚。舉例來說，設在四川成都的美國衛理公會傳教團向它在國內的委員會建議“撤回所有炮艦”。 9月16日，博拉參議員在紐約發言時對不得不派遣海軍去執行任務深表遺憾。他警告說：“現在你在中國再也不能象7月間[？]那樣開槍把人打倒，看著一個民族象挨了鞭子的奴隸一樣低頭哈腰，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接著，博拉參議員更有遠見地指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主宰或征服四億人民。”
羅赫德的看法比較貼切。他指出：“美國海軍提供了卓有價值的服務。”並指出，在這個危機四伏的危險時期，海軍軍官和領事官員就“有關美國社團的福利以及保護美國人生命財產的各個問題都竭力進行了合作”。
1926年一直在斷斷續續地開會，討論修改中國和1922年華盛頓會議其他與會國之間的關稅條約問題。出席1926年會議的美國代表是銀行家兼外交家賽拉斯·斯特朗。1926年9月，他向國務卿直陳己見，討論了外國幹涉中國是否有效這個問題。斯特朗並不認為外國幹涉長期下去會取得什麼勝利，相反，武裝幹涉將會破壞中美貿易，這種幹涉不會得到美國人民的支持。另外，外國的利益千差萬別，因此是否能夠就一項共同幹涉行動計劃達成一致意見是值得懷疑的。斯特朗非常實際地指出，大規模的幹涉將迅速把中國各派政治勢力聯合起來，即使這種幹涉起先會獲些小勝，但要取得成功勢必要花費“幾代人的努力”。他得出的結論是這項任務“將比菲律賓問題遠為困難”。
斯特朗確實也敦促美國應該保持一種“堅定而坦率的態度”。這些在本世紀二十年代與美中關係有關連的官員們所表示的各種不同的觀點，反映出美國很難在遠東執行一種既能保護美國公民又不影響中國政治局勢發展的現實和一貫不渝的政策。這種情況之所以會產生，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美國決策過程所受的影響多種多樣，千差萬別。在這一方麵，影響最大的是美國傳教士和商人。美國決策活動可能還受到另一個因素的影響，這就是英國已經不再支持北京政府，而是轉而支持廣州政府。這一點在1926年12月18日的“聖誕節備忘錄”中已有闡述。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在給華盛頓條約簽約國的一份聲明中，闡明英國的政策是在不“堅持先得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基礎上”，同中國“談判討論修改條約和其他所有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就意味著英國政府承認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並且承認外國列強在中國享有的治外法權地位勢將衰退這一事實。
最後一個因素，就是美國認為它對中國持有一種比較特殊、比較強調道義責任的立場，這也妨礙了決策工作的順利進行。美國所奉行的政策是力求避免在華美國僑民卷入中國的政治鬥爭，但這並不是一項現實可行的政策。由於這項政策遭到失敗，因此海軍就經常被迫在中國采取行動。
當中國人企圖對通過虎門炮台的外國船隻加以限製時，廣州總領事精琦士回答道：“美國海軍軍官迫切希望能夠竭盡全力維護並加強……友好關係。”這句話真實地概括了海軍1926年在中國所從事的活動。但是他接著又說，應該十分明確地理解如果出現“任何緊急情況……美國軍艦就必須前去執行任務”。在隨後的一年之中，美國海軍經常奉召“前去執行任務”。1927年是中國革命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轉折點。這一年爆發了大革命運動中威脅性最大的排外事件和反美事件。
上海危機和廣州危機觸發了一些重大排外事件，但在1925年，美國海軍隻是輕微地卷入了這些事件，而到1926年，在國民黨力圖統一中國的運動中，美國海軍卷入這種排外事件已成司空見慣，不足為奇。雖然中國仇洋排外運動的主要目標是英國利益，但是隨著1927年的開始，美國外交官和海軍軍官都預計著美國公民將日甚一日地卷入這一運動。尤其重要的是，國民黨似乎有意要把擁有大批美國僑民的上海公共租界作為攻擊的主要目標。
1926年12月初，上海舉行了領事官員和海軍軍官會議，在此之後，總領事高思、“艾什維爾號”艦長阿姆斯特朗少校和其他國家的同事們又舉行了一些會議。馬慕瑞在給國務卿的一封電報中談到高思提出的一些建議，他指出國民黨的目標是要在上海“把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運動推向最高潮”。但是他卻不同意高思和阿姆斯特朗的觀點，他們兩位都明顯支持國務院的政策，也就是隻保護美國僑民而不保護公共租界。馬慕瑞公使指出：“我堅決認為必須保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完整統。……即使這將導致同有組織的廣州(國民革命軍)部隊發生衝突。”他呼籲在任何部隊登陸之前，必須首先明確規定它的任務。馬慕瑞強調美國部隊應承擔“既保護租界完整又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的任務”。馬慕瑞公使要求國務院無論如何都應對這一問題“坦率表示國務院的觀點”。
國務院在給馬慕瑞的回電中重申過去的政策：如果美國部隊必須在上海登陸的話，“就必須明確不誤地認識到”他們的任務隻是保護美國僑民的生命財產。“本政府不準備為了保護租界的完整而在上海動用海軍部隊”。這就重申了1925年在上海和廣州製定的政策。這使馬慕瑞感到十分不安，他對這一政策是否可行總是持有異議，他也十分關注在中國的其他一些國家的反應，他認為應該同這些國家緊密合作，這一點十分重要。因此，馬慕瑞“誠懇地”建議國務卿把他自己(馬慕瑞)對美國在華推行的不合作政策的看法轉告英國、法國、意大利和日本四國政府。凱洛格對此表示拒絕，他轉而請駐京公使把美國觀點通知給他的“對此感興趣的同事們”。
但是上海受到的威脅也使華盛頓大吃一驚。威廉士海軍上將本來準備在1926-1927年冬天遍訪菲律賓和東南亞各地港口，但他於1月1日收到前往中國的命令。他於9日從馬尼拉啟航前往中國。威廉士在上海一直逗留到1927年6月，在此斯間他是駐華高級海軍軍官。他以此身份在“匹茲堡號”主持了“無數次外國高級海軍代表會議”。
威廉士一到中國，就檢查了他手下軍艦的戰備情況。雖然他每月一份的“戰備”報告表明他對此頗為滿意，但是1927年1月所發生的各種事件使得他立刻要求增派部隊。在1月份第一個星期，駐在關島的一小隊海軍陸戰隊(擁有十五名軍官和二百四十六名士兵)受命搭乘美國“派克斯號”軍艦前往上海。但是如果立刻開戰的話，那麼還得依靠已經駐在中國港口的軍艦上的官兵。內河炮艦很難提供大批登陸部隊；驅逐艦的能力較大，一艘驅逐艦能夠提供一支由一名軍官和四十四名士兵組成的登陸部隊。連亞洲艦隊所屬的潛水艇也受命每艘提供一支由十人組成的登陸部隊。
1月份剛開始，中國就爆發了驚心動魄的事件，這些事件永久改變了外國在華存在的性質。這幾起事件並不是發生在上海，而是發生在中遊的九江和漢口。1月3日是中國的一個節日，這一天，大批中國人聚集在漢口英租界附近的河灘上。一些人發表了排外演說，聚集在一起的人們沒過多久就變得狂暴起來，他們開始向保衛租界的警察拋擲石塊。下午早些時候，英國水兵和海軍陸戰隊登陸上岸。在這之後不久，卡梅倫海軍上將就籲請其他外國提供援助，美國“教皇號”和“鴿子號”兩艘軍艦派遣一支由兩名軍官和五十名水兵組成的部隊在九江登陸。他們並沒有進入街壘擔任警衛，而是作為預備部隊留在一邊。漢口平民義勇隊(美國僑民也有參加)應召前來幫助保衛租界邊界。但在這一天晚上，英國海軍上將收到英國首相斯坦利·鮑德溫的不用武力保衛租界的指令。因此外國部隊和武裝平民就撤了回來，保衛租界的任務交給了國民黨部隊。中國部隊在租界周圍擔任警衛，但是根本不起什麼作用。到1月4日晚上，為數眾多的中國人就完全控製了漢口的英租界。5日上午，英租界所有外國僑民以及漢口城裏絕大部分英國僑民全都撤離該城前往上海；租界立刻就由中國人管轄。有些外國人仍然留在漢口城裏，英國“複仇號”、“卡列塞爾號”和“威斯哈特號”軍艦被派往該城以防萬一。
漢口事件之後，1月7日九江又爆發了類似的事件。這起事件使得九江的英租界轉交給國民黨部隊管理，九江城裏大部分外國僑民也都撤離該城前往上海。騷亂沿著長江迅速擴散。1月10日，英國僑民開始撤離重慶，隨後不久，宜昌和蕪湖城裏的外國僑民也開始撤離。長沙城裏的外國人於1月13日撤離該城。1月18日，國民革命軍部隊在福州搶劫了美國(教會)理事會房舍裏的財物。中國的英文報刊把這起排外事件稱為北伐戰爭中第一起排外事件。1月17日，“皮爾斯伯裏號驅逐艦從福州撤出六十三名美國僑民前往馬尼拉。
中國人在漢口和九江采取的行動，使得人們更加強烈地預料上海公共租界肯定會受到攻擊。因此在公共租界邊界設立了鐵絲網街障，並用沙袋堆起了掩體。不僅在同中國居民街區相接的邊界上築起了街障，在同法租界相連的邊界也築起了街障，因為法租界管理委員會拒絕同英國一起共同采取行動。法國人采取一種獨立的政策，對中國當局態度比較溫和。由於法國人拒不進行合作，霍夫海軍少將於1月11日命令從法國巡捕房搬走“一百多箱彈藥”，這些彈藥過去是為了供上海“萬國商團”美國連使用而藏在法租界的。
高思於8日打電報告訴馬慕瑞，上海局勢“貌似平靜，但是一觸即發”，他請求向上海“竭盡全力提供大量”增援。但是高思也警告不要過早讓外國部隊登陸，不然的話中國人就有借口對外國人采取行動。馬慕瑞於1月15日向國務院彙報說，“如果各國不能全心全意聯合采取行動”，那麼上海“肯定會爆發重大事件”。這位公使再次爭辯說“根本無法區分……保護公共租界和保護(美國)僑民的生命財產”，他堅持說這兩者是互為一體，缺一不可。馬慕瑞公使進一步指出，中國的“正規軍”和非正規軍往往很難加以區分，因此應該取消國務院發布的隻準對正規軍開槍這一規定。他最後指出：“任何防禦措施的大小範圍都應由軍事指揮官自己運用謹慎判斷來決定。
國務院堅持應對保護美國僑民和保護租界加以區分，但是馬慕瑞公使根本不同意這一意見，他建議自己回華盛頓進行磋商。凱洛格對此表示同意，但是由於1月間局勢變得更為嚴峻，因此不得不取消這次旅行。1月13日，馬慕瑞同意高思和駐廣州、福州、廈門、汕頭、南京、漢口、長沙和重慶的各位領事敦促他們各領區的美國僑民撤離這些地區，轉移到“他們可以受到保護的地方”。 1月21日，“企鵝號”把緊靠長江南岸的牯嶺名山勝地的所有美國人全都撤出。亞當斯於1月26日建議從四川省撤出所有美國僑民。當時正在漢口陪同霍夫海軍少將的豪威爾海軍少校指出：雖然中國人仇恨的目標主要是英國人，“但是很明顯美國人和英國人之間的區別隻是一堵薄牆，一觸即塌”。
與此同時，國務院向中國駐華盛頓公使強調指出，美國的政策是要保護美國僑民而不是公共租界。1月20日，凱洛格和詹森同中國公使施肇基舉行了會晤，他們告訴施肇基在華美國海軍部隊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護美國僑民的生命財產”。華盛頓的官員無疑受到了國會的影響，眾議員斯蒂芬·波特於1月4日提出一份波特提案，“謹要求”總統起草新的條約，取代中美之間當時正在實行的條約。波特還敦促美國在中國不應再象其他外國一樣，不應試圖用軍事力量來保護象公共租界這樣的地理區域。詹森和凱洛格都否認自己先前知道這個提案，但他們承認這一提案同他們自己的立場十分相似。
接著詹森就試圖調解國務院與駐京公使之間的關係，但他的努力沒有成功。他認為中國的局勢使美國可以采取兩種行動。第一種行動就是立刻從上海撤出所有美國僑民，但他認為這種行動完全無法接受，因為這將意味著“瓦解美國在華利益”。詹森承認另一種行動就是“同其他外國聯合起來保衛這座海港”。但他向馬慕瑞詢問，如果“外國隻是聯合起來宣布將用武力保衛公共租界，這是否就有可能遏製中國人采取行動呢？”詹森在此所表示的正好也是美國的願望，他們試圖找到一種能使中國和其他外國都感到高興的政策，同時又保護美國僑民及其利益。他準確地指出了在上海可行的兩種政策，但卻沒有從中作出選擇。
1月28日，國務院向北京提出一個較有意義的建議。國務院建議中國各派同意把上海視為中立區。但是其他各國對這一建議置之不理，馬慕瑞對此也進行了最嚴厲的批評。他於1月30日指出，這一建議隻能促使中國人變得更為咄咄逼人，這就將“大大加重上海我國僑民生命財產所受到的威脅”。後來美國並沒有堅持這項中立建議，但國務卿卻向駐京公使通報了美國國內政治氣氛的實際情況。他告訴馬慕瑞：“你必須理解美國在感情上堅決反對在中國采取軍事行動……除非為了保護美國僑民的生命財產。國內沒有人支持……為維護公共租界現今的地位和完整……而采取任何軍事行動。”
柯立芝總統支持這一政策，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以十四票對三票的多數表示支持波特提案，同一天柯立芝總統也說：“我國政府有責任保護在華我國公民。”但是他接著指出，雖然美國要保護美國僑民的生命財產，但是美國的政策是“在可能的情況下避免同英國和其他國家一起準備保護他們的租界”。總統是在步自己國務卿的後塵，而國務卿則是深受遠東司司長詹森的影響。詹森於1月26日再次給顧臨(羅傑·格林)寫信。他向顧臨博士保證美國“根本無意同中國人發生任何衝突”。但他接著又寫道：“我們必須盡力而為……保護我國僑民免受攻擊。”
同一天，國務卿發表聲明，他希望這份聲明能夠明確表明美國的對華政策。凱洛格指出，美國對“門戶開放”政策和修改“不平等”條約均表示支持。他指出於1925年舉行首次會議的修改條約國際會議已經取得進展，然後他說美國現在願意“單獨……繼續進行談判”。他最後再次申明，美國準備保護本國僑民的生命財產，但是美國“在中國沒有租界，對該國也從未持有任何帝國主義的態度”。
在隨後兩年中，美國外交官經常引證這份聲明。凱洛格國務卿在這份聲明中再次提出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兩大要點。首先，駐華美國部隊隻是為了保護美國僑民的生命財產，而不是為了保護任何地盤。其次，凱洛格闡明了美國沒有義務在中國同其他外國合作一起處理修改條約或推而廣之處理其他任何問題。
柯立芝總統和凱洛格國務卿甚至連中國問題專家詹森都不願或者無法認清上海局勢的真相：隻“保護美國僑民生命財產”而不保護他們寓居其間的公共租界是不合實際的。馬慕瑞再三向他的上司反映這一局勢的真實情況，但是每次都是徒勞無益。
就在國務院試圖向美國駐京公使館澄清政策的時候，美國同其他國家一起向遠東地區增派了部隊。這一軍事行動進展十分迅速。英國從地中海向中國調遣了五艘巡洋艦、九艘驅逐艦和一艘航空母艦。西班牙也從馬德裏調來一艘巡洋艦，荷蘭向它的遠東屬地調遣了一艘巡洋艦和一些海軍陸戰隊。法國從印度支那把首批數百名安南警察調來上海。接著，英國於1月27日宣布將立刻向中國派遣八千四百名官兵。日本從佐世保向上海派遣了四艘驅逐艦。2月6日，意大利把它最新的巡洋艦調往遠東。同一天，又有八艘驅逐艦離開英國前往中國。
美國隻向亞洲艦隊增派了三艘輕型巡洋艦。1月底，組成第三輕型巡洋艦分艦隊的美國三艘巡洋艦“馬布爾黑德號”、“雷利號”和“辛辛那提號”受命離開巴拿馬前往火奴魯魯。2月底，它們接到命令繼續航行駛向中國。除此之外，美國增派的部隊就是海軍陸戰隊。
在派遣地麵部隊之前，海軍部長威爾伯向在現場擔任指揮的司令官提出了詢問：美國在軍事上同其他外國一起保衛公共租界是否可行？假如可行，那麼需要多少美國部隊？威廉士海軍上將回答說：“如果諸國要確保租界不受侵犯，並保護僑民的生命財產，就必須……把約兩萬人的部隊調來此地。”艦隊司令還向海軍作戰部長彙報說，英國駐華高級軍官、海軍中將雷金納德·蒂裏特曾告訴他，英國準備“不顧一切代價”守住上海租界，為此目的正向此地調遣一萬二千名官兵。
如果要調遣威廉士提出的那麼龐大的部隊，那就不僅得派遣海軍陸戰隊，還得調派步兵部隊。美國政府缺乏可供調動的部隊，同時又因為隻有英國一國向中國派遣了大批軍隊，因此它沒有進行如此大規模的增援。1月28日，總統在一份內閣致國務卿的備忘錄中談到這些問題，並指出，大規模增援“將在國會內外受到公眾的嚴厲譴責”。柯立芝最後指出：“擬命令威廉士海軍上將用自己的海軍部隊保護美國僑民。”]
報刊所反映的公眾輿論支持柯立芝的這一立場。在1月底進行的一次報紙抽樣檢查表明，幾乎人人都“十分同情政府的意願”，公眾“毫不動搖地反對任何幹涉政策”。《北華捷報》談到了中國占據的“特殊地位”，這份報紙還指出：“美國各地的赫斯特報係正勇猛地捍衛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的事業，同時這些報紙又大力主張美國在尼加拉瓜采取‘強有力的兩隻拳頭政策’。”
1月27日，波拉參議員表明了國會的重要情緒。他在一份新聞簡訊中爭辯說，中國人正在“竭盡全力保護外國人的生命財產”。他認為“如果向中國派遣艦隊和軍隊，用武力摧毀這種精神”，就會阻撓中國人所進行的保護工作。他呼籲應用“使我國僑民脫離危險的辦法來保護他們”。
波拉參議員的擔心恐懼毫無根據，因為美國既無艦隊也無部隊可以派往中國。雖然駐在菲律賓的(陸軍)第十五團的一營官兵可供調動，但是在散居遠東各地的海軍陸戰隊都被派往上海之後，剩下來可供調動的部隊就剩下海軍陸戰隊第四和第六團了。海軍陸戰隊第四團總部設在聖迭戈，但在1927年1月，該團官兵都分散在美國西部各地擔任護郵任務。而海軍陸戰隊第六團根本就沒有團的編製，而是分批分隊分駐在東部各城市的海軍基地。
1月28日，海軍陸戰隊第四團受命啟航“執行海外特殊臨時任務”。該團於2月3日搭乘“肖蒙特號”軍艦離開聖迭戈，24日駛抵上海。該團由六十六名軍官和一千一百六十二名士兵組成，由C·S·希爾上校擔任指揮官。抵達上海之後，這批海軍陸戰隊官兵仍然留在“肖蒙特號”上，直到3月6日才上岸進行短期操練。
就在海軍陸戰隊第四團駛往中國的時候，海軍部長應凱洛格的請求對亞洲艦隊登陸部隊的兵力情況進行了評估。他於1927年2月17日指出，登陸部隊共有海軍陸戰隊二千四百三十名官兵(包括“肖蒙特號”上的一千二百名)，以及三千三百八十名水兵(包括當時駐在火奴魯魯的第三輕型巡洋艦分隊的官兵)。駐滬美國軍艦有“匹茲堡號”，兩艘驅逐艦“埃德索爾號”和“麥考密克號”，還有“艾什維爾號”和“薩克拉門托號”炮艦。“派克斯號”油輪也在上海，船上載有由關島警衛隊組成的海軍陸戰隊“暫編營”。海軍部隊借此機會再次請國務院放心國務院的意見已是眾所周知。威爾伯援引埃伯利海軍上將的話說，亞洲艦隊司令“正根據由他管轄的部隊應‘保護美國僑民’而不是‘保衛上海’的命令……采取行動”。當英國駐北京武官向他的美國同事詢問美國可以投入多少部隊“保衛上海”時，美國武官受命回答“沒有”，駐在上海的部隊“是要用來保護美國的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