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形式上的統一與美國海軍的策略
在這種發展明顯表露出來之前，布裏斯托海軍上將繼續依靠他那些在土耳其獲得成功的方法。在1927-1928年冬，這位海軍上將非正式地會見了一些中國官員和知名人士。同時他還繼續力圖把在華美國人聯合起來。1928年1月11日，布裏斯托把中國局勢稱為“一塌糊塗”，他指出在華美國人“四分五裂，傳教士不理睬商人，人與人之間也是互不理睬”，對此他感到遺憾。1月14日，這位海軍上將指出：“我從一開始就同中國人民進行接觸。”他在1月14日和20日寫給詹森的信中，以及在1月19日寫給他的前任威廉士海軍上將的信中，都再次指出他自己打算同中國領導人建立密切聯係。布裏斯托對此表示樂觀，他聲稱：“我已同伍朝樞、孔樣熙和宋子文……以及許多中國知名人士建立了相當密切的聯係。”其實布裏斯托隻是分別同這些中國人舉行過一次簡短的會談。
盡管布裏斯托多次聲言自己隻從事“海軍”工作，但是很明顯，他在土耳其的長期工作已使他成為一個城府頗深的外交家。同那些在華海軍軍官和外交官相比，他更能接受華盛頓政府的政策觀點。1月11日，這位海軍上將寫信給海軍總委員會一個委員說，雖然他在中國“必須同國務院官員進行合作”，但他認為這些人都是些“墨守成規的死板家夥”，顯得“過分一本正經”。他接著寫道，盡管如此，他還是會向馬幕瑞提供“我所搞到的”有關中國局勢的“每一份情報”，“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將同他們一起工作”。
布裏斯托在這些1928年年初寫的信中明顯表示自己反對在中國執行“炮艦外交”。他再次指出：“我們美國人，尤其是在上海的商人，都深受英國人的影響，對中國人都采取一種(消極的)態度。”盡管這樣，這位海軍上將還是發動了一場運動，爭取同中國人建立友好關係，一起把這場運動開展到底——“在我看來我們唯一的工作方法似乎隻能是同中國人民建立友好關係。”他最後說，“目前，武力對任何中國人都不起什麼作用，……我們不應卷入其他外國可能同中國發生的爭吵。”接著，布裏斯托又給那些“中國通”當頭一棒，因為他說他無法容忍“對那些說什麼‘丟臉’的美國人”。“隻有在中國人自己也承認使用武力是正義的時候，隻有在美國國內人民認為我們的行動是完全有理的時候”，他才會使用武力。
為了不單靠領事和標準的海軍報告來把握中國局勢的脈搏，布裏斯托在中國展開了一些輔助性情報收集工作，其中一個措施就是同《密勒氏評論報》的美國主編鮑威爾通信。鮑威爾決非一個親英派，他卻在寫給艦隊司令的信中指責在華美國商人患有“歇斯底裏”，並鼓勵布裏斯托執行他的“友好”政策。這位主編也在報紙上讚賞布裏斯托的政策。總司令在廣州非正式地拜訪了國民黨官員之後，《密勒氏評論報》報道說這次訪問“為消除中美之間過去存在的誤解作了大量工作”。
助理國務卿詹森支持布裏斯托海軍上將同中國官員建立進一步聯係的努力。但是他也暗示布裏斯托應該同公使館建立更加密切的聯係：“我希望你和馬慕瑞不久將有機會見麵”。最後布裏斯托於1928年4月底同公使見了麵。過去他們之間沒有聯係的部分原因是因為公使在1927年秋天回美國進行訪問，但是另外也可能是因為布裏斯托想對公使保持一定的獨立。他們初次見麵比較親熱，但是布裏斯托繼續同公使館鬧分歧。布裏斯托在答複擔任商務參讚的私人朋友安立德(朱利安·阿諾德)提出的抱怨時指出，他“必須直接向海軍部長報告，而不是湊在公使館館長耳朵旁邊說話。”但是布裏斯托接著又說：“出於禮貌，並且為了使(我)能同公使在各方麵密切合作，(我確實)向公使提供情報。”他抱怨說：“(北京)附近有些人認為亞洲艦隊總司令必須接受公使館的命令。”
1927年遺留下來的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是如何對付中國海盜。布裏斯托海軍上將仍然拒絕讓自己的艦隊在有組織抵製海盜的活動中發揮積極的作用。這是因為當時的政策是不同皇家海軍(以及任何其他外國部隊)進行密切合作，也是因為布裏斯托認為海盜並不是一個嚴重問題。在12月底和1月初，應布裏斯托的要求，艦隊情報軍官對一個調查委員會最近提出的關於海盜問題的報告進行了分析。他得出的結論是：“我沒有發現(自從1923年以來)任何一艘美國船隻被海盜劫持的記錄。”布裏斯托海軍上將在1928年6月提出的年度報告中重複了這一事實，他指出：“至今為止，美國船隻沒有被海盜劫持，總司令不同意去年秋天英國公使館提出的建立一支國際海軍巡邏隊的建議。”在這一事件中，布裏斯托明顯比美國公使館第二號人物費迪南德·梅厄更加接近國務院的政策。詹森堅決支持布裏斯托針對海盜問題的立場，他告訴馬慕瑞，“這裏非常明確地認為”就這一問題進行國際合作“不會有什麼成效”。
1928年上半年，海軍軍官和領事官員麵臨著何時宣布四川省對美國人來說已無危險這個問題。1月16日，長江巡邏隊司令巡視了重慶，這是他連續三次巡視重慶的第一次。斯特林海軍少將搭乘“伊莎貝爾號”。抵達漢口之後，改換“關島號”新炮艦繼續航行。他在抵達宜昌時發現楊森將軍再次遭到國民革命軍部隊的追趕，已經退回萬縣，“征用宜昌所有的商船搞運輸”。這些輪船包括美最時輪船公司的四艘輪船，其中“濟南號”離開宜昌往上行駛不遠就遇到急流擱淺了，“關島號”炮艦救出“濟南號”，並把它送回宜昌。最後，當“關島號”終於駛過這裏的急流時(當時水位極低)，楊森釋放了其他幾艘美國輪船，因此“關島號”炮艦就向重慶駛去。
“關島號”在四川省省會逗留了一個星期，然後返宜昌，馬慕瑞公使在宜昌搭上“關島號”親自對上遊地區進行視察。這次航行沒有什麼波折，但是馬慕瑞支持斯特林的意見，認為四川的局勢仍然動蕩不定，美國人不宜返回這一地區。斯特林寫道：“中上遊地區土匪活動已經大大增加。所以商船都遭到射擊，……美最時輪船公司的船隻都拒絕出港。”巡邏隊司令認為隻有向每艘輪船派遣海軍武裝衛隊才能保護江麵上的商人，因為他手下的軍艦不夠用來建立護航製度。公使認為，現在“重新開放設在重慶和長沙的領事館條件尚未成熟”，因為“政治軍事局勢動蕩不安，長江上遊和洞庭湖上的航標也被撤除了”。他指出，美國隻有美最時輪船公司和美孚煤油公司這兩家公司在上遊地區擁有較大的商業利益，不派遣領事對哪一家公司都不會造成嚴重影響。
海軍陸戰隊在華北地區駐兵問題也沒有解決。1928年1月底，布裏斯托再次向史沫特萊·巴特勒暗示他準備裁減這支部隊。巴特勒將軍指出，馬慕瑞同他都認為“不應裁減這支部隊”。巴特勒寫道：中國人“再也不會被嚇唬住了”，為了保護這一地區的美國人，“我們必須確定必要的人數”。馬慕瑞向國務院重申巴特勒的理由，他甚至直接寫信給海軍陸戰隊司令，敦促至少在夏天以前應該保持華北地區海軍陸戰隊的兵力。他預計隨著春天的到來，正在向北京挺進的國民黨部隊將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艦隊司令於2月底終於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向國務院建議駐在華北的海軍陸戰隊通過正常消耗來加以裁減。如果不提供增補人員，並執行定期調動政策的話，那麼到7月1日定期調動將使這支部隊的兵力減到一個團左右。布裏斯托還建議讓第三輕巡洋艦分隊脫離他的指揮。
這位海軍上將指出，駐華北地區的海軍陸戰部隊兵力同我們在那裏的利益並不相稱。再次擔任代辦的費迪南德·梅厄不同意布裏斯托的觀點。他談到國民革命軍部隊即將發動的春季戰役將帶來危險，並指出：“請國務院放心，一到方便的時候公使館就會建議裁減美國駐華部隊。”馬幕瑞對布裏斯托的建議牢騷滿腹。他抗議說海軍上將“就這個問題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使我認識到他不同意我(的觀點)有軍事理由或其他理由，……因此他提出這樣一個相反的建議確實使我大吃一驚。”公使尤其惱火的是布裏斯托提出這項建議的根據，“在我看來根本不是出於海軍或陸軍軍事上的原因，而是完全出於對當地中國政治局勢的考慮。……我認為很明顯對局勢進行評估屬於駐華外交代表的工作，而不屬於遠東水域海軍司令的工作。”
馬慕瑞最後指出，他“絕不同意總司令的建議”，並且指出應該維持部隊現有兵力。這種電報為數甚多，有時充滿怒氣。在這期間，詹森給他的老朋友馬慕瑞寫了一封信以示安慰，雖然這封信沒起多大作用。助理國務卿在信末寫道：“我希望你和(布裏斯托)能就局勢交換意見。”
1928年4月1日，海軍部命令第三輕巡洋艦分隊的三艘輕巡洋艦駛往火奴魯魯。公使館對此表示反對，並且指出，“如果撤退命令已無法重新考慮”，這些軍艦至少“應該隨叫隨到，一旦出現緊急情況就能立即返回中國。”駐天津總領事高思也對撤回這批巡洋艦表示反對。高思估計中國各派在春季將積極發動戰役，這對那些從內地撤到海邊北戴河的美國人將造成威脅，因此高思“強烈建議”這些巡洋艦應象前一年那樣停泊在附近沿海。但是國務院卻讚成布裏斯托的行動方針，1928年7月13日國務院通知馬慕瑞把美國駐華部隊的兵力“裁減一千人左右是一大良策”。後來巴特勒也同意這樣做，這樣，馬慕瑞就別無其他選擇，隻好默許了。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樣，同馬慕瑞和公使館其他官員相比，布裏斯托顯然更加接近華盛頓政府的思想。在布裏斯托海軍上將看來，甚至連駐北京海軍武官哈爾西·鮑威爾似乎也“跟他不一致”。這位海軍武官在寫給布裏斯托的信中支持公使館的預測，估計1928年春天華北地區將有激烈的戰鬥，布裏斯托在回信中給他“一個好心的忠告”，告誡他“預言未來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另外，海軍上將還指出：“我仍然堅信……我們在中國的海軍陸戰隊人數過多。”
3月底，亞洲艦隊司令接到海軍部的兩個暗示，表明海軍部支持他的政策。一位前不久擔任過海軍總委員會委員的人士寫信告訴他：“請你放心，我所接觸的[海軍部]每一個人都支持你，大家都會給你撐腰，盡管你同公使在多餘的軍人和軍艦是否應該留在那裏的問題上意見不同。”海上交通局局長R·H·利海軍少將也向布裏斯托保證，他也支持減少駐在中國的海軍陸戰隊。他寫道：“你的政策符合海軍部的意見。”他認為史沫特萊·巴特勒向馬慕瑞提的建議都很糟糕。他說因為巴特勒“緊靠王座”，所以他的權力超過了自己官職本身的權力。布裏斯托同意這一意見，並指出：“我發現他確實難以對付。”
布裏斯托和海軍都沒有直接參加1928年年初的重大外交事件：解決南京事件的工作。1928年3月30日，經過近一年時斷時續的談判，終於簽訂了協議。協議簽訂之後，主要締約國緊接著就聯合起來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但是，中國政府拒絕同抱成一團的外國列強打交道，美國也拒絕以製裁進行威脅，因此這次試圖采取聯合行動的努力失敗了。這些早期試圖解決問題的努力同時也因為中國政治四分五裂而受到破壞。法律上得到承認的北京政府受到國民黨政府的挑戰，而國民黨政府又分裂成兩部分，右翼政府設在南京，左翼政府設在漢口。但是國民黨政府確實進行了談判，因為它認識到隻有解決了南京事件，它才能贏得國際上的承認。
外交部長陳友仁把各國於1927年4月11日提交給他的內容一致的照會視為單獨的照會。陳友仁也否定了中國人應對南京事件承擔主要責任這種說法。他試圖把談判的焦點轉移到抗議海軍炮轟一事上，並試圖開始討論關稅和治外法權條約。陳友仁在1927年4月14日的答複中指出：“有效保護美國和其他外國在華僑民的生命財產的最好保障就是修改‘不平等條約’。”
在這次換文之後，詹森指出，此時此刻進一步處理這個問題不會有什麼收效。他指出：“所謂漢口國民黨政府對軍事當局無法施加任何控製。另外，蔣介石仍然在繼續同左翼分子進行鬥爭，南京排外事件的煽動者很有可能就是這些左翼分子，他們的目的是要給蔣介石找麻煩。”詹森認識到隻有在國民黨解決了黨內紛爭之後，才有可能進行有意義的談判。
麵對著國內外的批評，助理國務卿總是不懈地為美國進行辯護。1927年7月，一位傳教士在報上發表文章，暗示海軍沒有必要炮轟南京，並且暗示美國“放棄了”那座城市，對此，助理國務卿表示堅決反對。他指出：盡管國民黨軍隊搶劫並占領了領事館，領事也被迫逃到美國驅逐艦上避難，但是“美國政府仍然[繼續]支付領事館的租金”。接著，在同中國政府非正式代表悉德尼·K·韋博士會談中，詹森對使用“炮轟”一詞來形容炮擊南京表示抗議。他斷然指出：“沒有什麼炮轟。我們兩艘驅逐艦當時正在南京，它們向一座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避難的房子周圍發射炮彈，築起一圈火網……美國驅逐艦完全是迫不得已，它們向那座房子周圍發射炮彈，築起一圈火網，這樣就有效地製止了當時正向那些美國人發動的進攻。”
這個問題對詹森來說仍然十分敏感。3月28日，他對日本大使說：“沒有進行什麼炮轟……我們被迫向美國僑民逃進去避難的那所房子周圍發射炮彈，保護他們。”他又指出美國“拒絕為這一事件進行任何道歉”，可是實際上他還是試圖同國民黨政府達成妥協。舉例來說，詹森在1927年10月底寫給馬慕瑞的信中承認：“如果蔣介石對此隻是深表遺憾，而不是進行道歉的話，他也準備接受。”在同一封信中，他再次指出：“當然，我們對國民政府當局所謂的炮擊根本不表示什麼遺憾，事實上這隻是保護性炮火。”詹森告訴駐北京公使，他完全可以這樣說出：“美國政府對出現這種迫使我們采取這種行動的事件表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