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人性的詩化敘述
中國詩集·2013
作者：冬嬰
姚彬自稱“俗人”，俗裏俗氣地寫詩，俗裏俗氣地做人。這於道貌岸然、一味崇高的詩壇是一個不小的反諷。這個反諷並非刻意而為，在姚彬那裏，它顯得自在而本然，不做作，不偽裝，盡管我們能從中嗅出某種戲謔的氣息，但其核心處卻是極為嚴肅的。即是說，反諷之於姚彬，僅僅是他的人與詩產生的客觀效果，他自己本身卻無意於這種反諷，他隻是在自己認定的人生屬性、社會形態和詩性元素中快樂前行而已。當然，這不是說姚彬缺乏足夠寬廣的詩歌視野，而是說他自己認定的價值比起傳統的、常規的價值對他更具吸引力，甚至癡迷、凝定到了不及其餘的程度。俗人的價值指向當然不會是優美、崇高，但真正的俗人也不會不負責任地對既有價值實施顛覆、解構，甚至摧毀。姚彬是真正的俗人，與通常意義上的詩人形象判然有別，與後現代詩人的做派也大異其趣。他要做的，就是將人生世相盡可能還原到本來的模樣，然後津津有味沉迷其間，最後以詩化的方式噴薄而出。因此，閱讀姚彬詩歌，濃鬱而本真的世俗人性會激發我們潛在的世俗欲望，並將苦苦執守的虛幻之美滌蕩得無影無蹤，讓人在無所掛礙的鬆弛中體會到本然而實在的生活之美。也因此，抬首之間，我們會望見一個在大光頭、長胡須和粗語氣輔助之下顯得遺世獨立的詩人形象閃耀在遼遠的地平線上。
世俗人性是姚彬詩歌的礦藏。在消費時代，或者說後道德時代，人們的人生態度、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由於傳統詩歌觀念的慣性作用，時代裏彌蕩著的道德意識和風氣，以及心中難以割舍的理想情懷，很多詩人依然以高雅的同時也是痛苦的姿態堅守著詩歌的傳統屬性和道德功能。這固然是詩歌的一種重要職責，卻也容易造成詩人對世俗人性的忽視和逃避，以致詩歌喪失現實基礎顯得偏執、浮泛和虛妄。姚彬不是這樣，他將筆力集中轉向世俗人性，全力表現世俗之人的生活形態和心理狀態，從傳統的對立麵揭開了一個粗俗、混亂卻又無比真實的人性世界，並由此表達對人與社會的體驗、認知和思考，率真而灑脫。世俗人性是一種客觀存在，而以詩的方式進行表現，是姚彬的發現和聰明之處，他因此而與其他詩人區別開來，自有“獨一無二”的況味和風采。他說過，“寫詩的人其實應該做一個地道的創造者，應該保持無窮的探索態勢，應該形成自己的特色，應該有自己的城堡和侍衛”。以此檢視其人其詩，不能不說姚彬做到了心手合一。他的特色在於不故作高雅，做俗人，寫俗詩。“我開始悶悶不樂，我的語言沒有顏色，我不能給你的生活抹上顏色，還以顏色/我開始不在乎你，因為我終會失去你，我要爭取生活的主動/即使是死的主動我也要爭取”（《對於花和語言我是沒有辦法的》）。這裏有對個人情緒狀態的直接抒寫，有對人生有限性的無奈認同，有對事件必然結局的最終默認，也有對個體生命尊嚴的主動守護，一切都顯得樸拙、率性，讓人體會到一個世俗之人複雜、微妙而又堅韌的生活情態和心理活動。“我不再深信該怎樣生活，寧願相信灰色就是模糊，模糊就是可生可死/承受紛亂的和平，不再深信天倫之樂，寧願跪拜無意義的虛設，清淨無為，鹵莽無畏/萬事萬物無所謂，去登高不望遠，去遠遊不思親，去領獎不僥幸，去死亡不裝大”（《悲傷不能說出來》）。其間透出詩人在曆經世事滄桑後的喟歎與懷疑，但不是絕望與否定，反倒是對世事真相的接近與接受，並且剝離了此前心靈的某些重負，顯出本然，顯得超脫，是一種世俗智慧的詩性表達。我們從姚彬的詩歌中，可以遇到很多美好風物與情景的反向書寫，一改傳統的形象和意味，別具風情。比如《明月》，詩人沒去表達經驗和臆想中的美好情愫，而是寫出了明月下的別樣風物、人生感懷以及聯想到的曆史情景，並且“漫不經心”地組接出一幅荒蕪、淪落、混亂不堪的圖景，營造出遼闊而滄桑、錯雜而零落的氛圍，讓人有些窒息，不知所從，卻又深深思量。最後一句“殺人者與自殺者都是我”更是與經驗中的“明月”格格不入，有驚駭之效。但也正是如此，姚彬實現了對“明月”亦即世俗形態的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