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社會經濟早期開發
湖南地處中國南部，位於長江中遊洞庭湖以南。境內湘、資、沅、澧四大水係交織縱橫、雨量充沛、森林茂密，野生動植物資源豐富，為遠古人類從事采集、漁獵和發展原始農耕提供了有利條件。湖南先民們正是在這種地理和生態環境下，以智慧、勤勞和勇敢，不斷開拓進取，與大自然進行搏鬥，求得生存和發展，創造了人類最初的原始文明。
長沙處於湘江下遊，洞庭湖濱，湖南的中部地帶。長沙之名雖然在周成王之時才出現，但在遠古時代，就已有人類在這裏繁衍生息。長沙的遠古原始文明也就從這時開始。
舊石器時代是人類曆史的最早階段，距今大約300萬至1萬年以前，延續的時間十分漫長。在這漫漫的曆史長河裏，湘水流域即已出現湖南最早的先民。據考古發現，長沙地區迄今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石器是1991年瀏陽縣永安鎮出土的舊石器時代石器，較典型的有大尖狀器和砍砸器。這批石器出土於海拔65米的小山丘上，距湘江支流撈刀河約1000米，多采用撞擊法初步加工，以單麵打擊為主，一次成型。其年代距今大約15-20萬年。這也是長沙地區發現的最早的人類生活遺存。
距今約9000年左右，湖南的原始先民從舊石器時代跨入了新石器時代。從最新考古發掘來看，迄今世界發現最早的稻作農業遺址是湖南道縣玉蟾洞舊石器晚期文化遺址，所發現的稻殼實物已逾萬年；洞庭湖畔澧縣彭頭山文化遺址所出土的稻殼，時代距今也有9000年，比一向認為是稻作農業起源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還要早1000年左右。長沙位於澧縣與道縣之間，相距都不遠，屬同一經濟流域，至少在9000年前當也進入了稻作農業時代。長沙縣南大塘1985年挖掘出的距今約7100年的原始稻作農業文化遺址與澧縣彭頭山遺址應屬同一源流，是長沙地區相近於大溪新石器文化的代表，出土的石器以石斧為主，多以燧石打磨而成。陶器有炊器、盛食器、盛水器等數種，分泥質和夾砂兩類，製作精細，造型美觀。特別令人驚歎的是一陶罐殘片上的裝飾，不僅有以戳印的點線組成的各種圖案，而且出現了彩繪，即在紅色或白色的陶衣上用黑彩或紅彩繪上幾何圖案或寫實圖案。這塊陶罐殘片上畫有兩對對稱的高冠長尾鳥，鳥嘴含一樹枝，鳥前方高掛放射光芒的太陽，表現出長沙先民豐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工藝水平。陶片上還有一圈“幹欄”式高閣建築圖紋，表明7100年前的長沙先民已能建築幹欄式高閣建築物。
稍晚的文化遺存在長沙地區則有更多的發現。長沙縣腰塘遺址是距今約5000年前屈家嶺文化的代表。長沙縣境內的團裏山遺址，月亮山遺址和瀏陽樟樹遺址等，則是距今4500年前長江中遊龍山文化的典型。
從這些目前所發現文化遺址看，長沙先民們為生存和發展，在這塊土地上辛勤耕耘勞作，逐步發展了原始農業和原始飼養業。大塘遺址已發現許多生產工具，如石鐮、石斧，這不僅表明了生產力的進步，而且顯示出原始農業和飼養業的發展。而炊具、盛食盛水器則定居生活的實證。
腰塘遺址集中體現這一時期長沙地區先民們的生產生活概況。腰塘遺址文化遺存分為3期：第一期，陶器以夾砂紅陶為主，紋飾簡單。石器有雙麵穿孔的扁平石鏟。第二期，陶器仍以夾砂陶為主，黑陶有較多增加。器形新生出現寬扁瓦狀足三足盤和雙層平台式柄座的陶豆等。石器有扁平體柳葉形石鏃，扁平石鏟。值得注意的是，遺址中還發現半地穴式房基一座，房坑深入地麵一米，呈口大底小的橢圓形狀。黃褐土覆蓋整個房坑，黃褐土上又有一層黑色灰土。據估計，黑色類土可能是當時茅草之類的屋頂焚燒倒塌所致。第三期，大致相當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時間約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進入長江中遊龍山文化發展階段。此期雖然無重大發現，但從同期的長沙團裏山、瀏陽樟樹潭遺址看，這一時期，長沙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已進入新的階段。團裏山遺址和樟樹潭遺址，已出現大量磨製精致的石器，種類有石斧、石鏟、石 、石鏃、石矛、箭鏃、刮削器、石鑿等。陶器的紋飾呈多樣化，種類增多，主要有鼎、罐、釜、簋、盆等。位於長沙縣鹿芝嶺的月亮山遺址還出土了陶製漁獵工具----網墜。
從上述發展過程，我們不難看到，在新石器時代，長沙地區不僅已經有較多的人類生存，而且在舊石器文化的基礎上有了更多的原始開發。首先是石製生產工具有所改進，如石鏟雙麵穿孔，可加上木柄增加力度；出現了磨製精致，便於鑽孔，切割的小型 ，鑿等加工工具；適宜於砍伐森林，開辟荒地的磨帛石斧也大量出現；還出現了適用於漁獵的石鏃、網墜等生產工具。由於生產力的提高，原始農業有了新的發展，先民們已開始了較為安定的定居生活，地穴或房基以及大量生活陶器的發現證明了這一點。與此同時，漁獵仍在先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新石器時代，人類經曆了母係氏族公社，父氏族公社的發展階段。長沙地區的大溪文化遺址代表和屈家嶺文化遺址代表就屬於這兩個漫長的曆史時期。長沙地區豐富的遠古人類遺存為“長江流域也是中華文化的發源地”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炎帝教耕和舜帝南巡的傳說
炎帝，又叫神農氏，是我國遠古傳說時期的一位氏族部落首領，生活在原始社會母係氏族的新石器時代。據古文獻記載，炎帝與黃帝本是同胞兄弟，《國語.晉語》說：“昔少典娶於有 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薑水成，生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薑。”
炎帝與黃帝同為中華民族的祖先。炎帝以發明農耕而著稱。據傳說知薑水流域的炎帝氏族開始也是以漁獵為主要生活手段，但後來人口增多了，漁獵已不能提供足夠的食物，於是炎帝發明農耕。這樣，炎帝部落成為我國最早進入農耕的部落，炎帝也被尊奉為農業的創始者。《易.係辭下》，《管子》等古代文獻都作了記述。《管子.輕重篇》說：“神農作種五穀於淇山之陽，九州之人乃知穀食......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逸周書》則構造了“天雨粟”的神話，說當時天上降下粟米，炎帝便耕而種之，並用樹木製成了農具，教人耕田。從此，人民開始以穀物為食。當然，農業的發明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也不可能是炎帝一人的發明，而隻能是當時的人民在長期勞動實踐中逐步認識的。
炎帝部落強大後，沿黃河東下，從此開始了與其他部落的戰爭。炎帝曾與黃帝聯合，戰勝了南方的蚩尤九黎集團，但戰爭卻使黃帝部落迅速擴大，成為華夏部落聯盟的領袖。宋代羅泌《路史》中有黃帝“南至於江，登熊湘”，黃帝之子“少昊氏始於雲陽，胙土長沙”的傳說，意即黃帝把長沙封賜給自己兒子，“熊湘”亦即長沙。後來發生了炎帝與黃帝兩大部落的涿鹿大戰，結果炎帝敗北，炎帝部落一部分融合於華夏族，一部分則被迫遷，徙居於長江中遊和洞庭湖南北。
據傳說，炎帝部落的某些支係南徙到湖南境內各地，從洞庭湖之野直達九疑蒼梧。於是首先有了炎帝陵的遺跡。晉皇甫謐《帝王世紀》載：炎帝神農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長沙”。《後漢書.郡國誌》也有相同記載。有的傳說則說炎帝為民治病，遍嚐百草，在湖南日遇七十毒，終因嚐斷腸草而“崩葬於長沙”。《路史.後紀三》所載更詳：炎帝死後於長沙茶鄉之尾，叫茶陵，其後裔慶甲等徙居在此。茶陵，秦漢時期長沙郡或長沙國轄地，所以稱作“長沙茶鄉之尾”，或統稱“長沙”。南宋時從茶陵析置酃縣（今炎陵縣），炎帝陵在酃縣境內。炎帝陵顯然帶有傳說色彩，表明了人民對祖先炎帝的懷念，但同時也反映炎帝後裔南遷到湖南和長沙地區的史跡。
由於炎帝部落較早從原始采集，狩獵生活過渡到原始農業經濟，因此，其後裔南下湖南後，對於在湖南傳播家耕技術和促進當地農業的發展，無疑具有重大作用和曆史意義。長期以來，湖湘境內留下了不少炎帝的傳說，如嘉禾縣得名與炎帝教耕種禾有關，說是炎帝的時候，天上降下穀種，“神農拾之以教耕作，於其地為禾倉，後以置縣，徇其實曰喜禾縣”。赤鬆子為神農氏的雨師，湖南不少地方也就留下與赤鬆子有關的地名，如瀏陽有赤鬆山，華容有赤鬆子亭等。這不僅表明赤鬆子族人隨同炎帝部落南遷湖南，也表明當時人們已重視氣象與農業的關係。
炎帝教耕和其部落遷居湖南，把農業帶到了湖南，帶到了長沙。農業的傳播與發展，給先民們的生活資料提供新的來源，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正因為如此，湖湘人民對炎帝神農氏十分懷念。時至清代，“衡湘之間，其民至今猶念柱（即炎帝柱），凡一境數裏，共奉一柱，以春祈秋報焉，謂樹者柱也。雙所在有神農祠。”
炎帝、黃帝以後，我國又經曆了較長時間的堯、舜、禹傳說時代。當時正處於原始社會末期，社會組織已從血緣性的氏族部落過渡到地域性的部落聯盟，是氏族機構到國家的過渡形態。堯、舜、禹都曾擔任過這種部落聯盟的首領。
舜帝，名重華，姚性，號有虞氏。年輕時就“好學孝友”，聞名四海，在他成為有虞氏部落的首領後，更是以身作則，帶領百姓發展生產，成效卓著。舜在位時期，進行了一係列社會改革，流放了“四凶”，任用大禹治水，天下大治。到了舜帝晚年，曾被堯打敗的南方三苗集團再次崛起，舜對此不能容忍，於是雙方發生了新的戰爭，舜也因親自南征，葬身於南國。這就是傳說中的“帝舜南巡”。《史記.五帝本紀》說：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山海經.海內經》對舜帝南巡的目的則另有說法，認為是為視察水旱災害而南巡，溯湘江，過長沙，跋涉蒼梧，引水灌田，因積勞成疾而“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因此，舜帝南巡湖南，與長沙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在湖南民間有著深遠的影響。蒼梧即九嶷山，在今零陵寧遠縣地。零陵是因舜陵而得名，西漢武帝時始析長沙置零陵郡。由此可見，西漢以前，長沙的轄地十分廣闊，幾乎包括整個湖南地區，零陵自在其中。
舜帝南巡在湖南留下了許多美好傳說，一些地名也與這種傳說密切相關。舜曾途經南嶽衡山，據《衡山縣誌.古跡》記載：帝舜將高辛氏盛甘露的瑪瑙甕遷於衡山，故南嶽有寶露壇。舜在壇下建望月館以撩望月亮。安上峰有舜廟、舜溪、舜井、舜洞，傳說是舜帝巡狩曾駐蹕在此。傳說黨舜帝南巡還到過湘潭，並演奏了韶樂，韶山由此而得名。
舜帝南巡湖南，豐富了湖南遠古傳說文化。屈原《離騷》就有“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的詩句。唐代朱慶寫有《舜井旁舜洞詩》：
“碧磷磷不記年，青蘿鎖在小山巔。向來下視千山水，疑是蒼梧萬裏天。”
舜之後，禹繼承舜的遺誌，繼續開拓南疆，把中國分為九州，長沙在荊州境內。相傳禹也到過長沙。幾千年來一直流傳著禹用石碑將興風作浪的孽龍鎮於嶽麓山下的神話。嶽麓山至今有禹碑，禹跡蹊等勝跡。傳說雖難考究，但至少說明塊土地與中華民族的始祖一樣神奇古老。
商周時期的長沙經濟
大禹因治水有功，繼承了舜的部落聯盟首領的位子，公元前21世紀，禹傳位子啟，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世襲製王朝。從此，中國在世界人類文明史上，率先從原始氏族社會邁入階級社會，人類新的文明開始了。繼夏朝以後，我國經曆了商、周兩個王朝。商、周創造了輝煌的文明，有了相當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並有了文字，生產工具較廣泛使用青銅製作，考古學把這一時代稱為青銅時代。
青銅是銅和錫的合金，具有熔點低、硬度大、便於鑄造的特點，用它製造的生產工具與石器相比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商代的青銅製造業已相當發達，形成了采料、配料、冶煉、製模、製範、澆鑄、修整等一係列工藝程序，表現出青銅手工業嚴密的內部分工和高超的技藝。到周代，青銅手工業進一步發展，分布更廣，數量更多。
長沙出士的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其數量之多，器形之美，紋飾之精，均居我國南方之首。據統計，近幾十年來長沙地區出土的商周青銅器有300多件，約占湖南省出土總數的60%。長沙地區的青銅文化既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同時又體現出以印紋硬陶為標誌的本地特色。據考古學家推測，長沙地區最遲在商代中期已進入青銅器時代。寧鄉縣黃材炭河裏遺址堪稱長沙地區商代青銅文化的代表，出土的大量青銅器曾轟動世界考古界。其中“人麵紋方鼎”係有五質感的翠綠色青銅器，四方型、立耳、深腹、柱足、四麵皆以人麵孔為紋樣，在商周器物中尚屬孤例。“四羊方尊”，尊體造型獨特，漆黑光亮，以4隻立體山羊構成。方尊整體紋飾繁複細膩，巧妙精致，有強烈的立體感，采用分鑄法製造，為國內絕無僅有的珍品。此外，還有獸麵紋提漂卣，內置玉珠和玉管l172顆；巨型青銅大鐃，卣、戈卣、饕餮紋瓿等，均屬罕見的稀世珍寶。1983年在寧鄉發現了一件重220.75公斤的銅鐃，是我國目前所見的商代最大銅鐃。後來又出土銅鐃近20件，比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編鍾還要早1000餘年，這些銅鐃組合起來，至今還能奏出清脆的樂曲。寧鄉縣出土的銅鐃具有明顯的地方特點，如形體高大厚重，甬部有旋，紋飾繁複，有特殊的獸麵紋，多為虎、象、魚等動物圖紋，需置於座上仰擊。這與北方鐃形體很小，甬部無旋，紋飾簡單，可手執而擊等特征相比有明顯的差別，因而可推斷這些大鐃是長沙本地製造的。還有長沙縣東山出土的碧玉色的商代卣、長沙縣跳馬澗出土的現流失國外的兩羊尊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西周青銅文化繼承了商代的成果，並有所發展。湖南已發現的西周青銅器，多集中於湘江流域，特別是湘中、湘南印紋硬陶地區。據專家們研究分析，這些青銅器是移居湖南的古越人所造，是在新石器時代後期逐步形成起來的以“印紋硬陶”為特征的越文化的發展，體現著越人青銅文化的特色。另外，從湖南本土鑄造的青銅器（與中原青銅器的區別主要是有無銘文，有銘文的，一般為外來品）看，雖然往往也反映出北方中原商周文化的影響，但其中還往往體現出很濃厚的地方特色，如仿竹製簋形器，就帶有明顯的南方風味。
最能反映長沙地區西周時代文化麵貌的是長沙楊家山和接駕嶺遺址。該兩遺址屬西周中期，出土的陶器以夾砂陶為主，器形多為食用盛具。接駕嶺遺址還出土了一件青銅矛，發現一處半穴居式房屋遺跡。楊家山遺址則發現了雙孔石刀和玉珠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