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世界各國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國際產業分工的深入，借助新技術革命，在國際範圍內利用。整合國際資源，加速產業調整，突出自己的比較利益優勢，以求得經濟的高速發展。
2、發揮比較優勢，將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盡管單就內向型發展戰略和外向型發展戰略本身而言，很難簡單說孰優孰劣，但從工業化國家發展曆史觀察，主要采用的是外向型發展戰略。
20世紀50年代開始，直到70年代初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中，德、日等發達國家所創造的經濟奇跡，實際上就是由出口製成品所導致的經濟增長。日本是突出的典型。日本是一個國土麵積相對狹小的島國，人口多，天然資源稀缺，要實現日本經濟的騰飛，需要充分利用本國質量較好的人力資源和技術與國外資源相融合。要實現這一目的，就需要參加國際分工，利用國外資源，積極擴大加工業產品的出口，以滿足國內日益增長的對進口物資和技術的需求，推動工業現代化，提高勞動生產率，帶動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其中的核心政策就是貿易立國。
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因此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例如韓國、新加坡等國。奉行“出口立國”卓有成效的國家是韓國。20世紀60年代初基本實現了主要工業品的進口替代，建立了一定的工業和基礎設施，為經濟起飛奠定了物質基礎。戰後東南亞地區出現的所謂“四小龍”、“四小虎”，正是依靠大力發展出口方獲得了經濟增長的奇跡。這種狀況在其他地區同樣存在。
3、善於利用外部資源，及時調整戰略發展重點
一般而言，相對落後的國家在促進本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特別是經濟起飛階段，都可能出現由於工業生產能力發展過快，導致出現投資缺口，突出了引入外國資本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戰後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曆史對此提供了經驗。
美國經濟學家錢納裏和斯特勞特用“兩缺口模型”，從理論上說明了利用外資彌補資金短缺的必要性，指出為了維持經濟的一定的增長速度，投資與儲蓄之間的差額（儲蓄缺口）同進口與出口之間的差額（外彙缺口）必須保持平衡。但由於投資、儲蓄、進口、出口四因素是獨立變動的，因此儲蓄缺口同外彙缺口就可能出現不平衡。為保持平衡，當儲蓄缺口大於外彙缺口時，或者壓縮投資或者增加儲蓄；當儲蓄缺口小於外彙缺口時，或者縮減進口或者增加出口。也就是說，對於一個正在經曆經濟高速發展而存在資金短缺的國家而言，除非增加儲蓄或者增加出口，否則就會減緩經濟發展速度。按照錢納裏和斯特勞特的觀點，如果能夠利用外資就可以同時彌補兩個缺口，從而保證經濟的增長。
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經濟開始走上高速發展軌道之時，就相當重視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製訂吸收性發展技術的戰略，以當時相當有限的外彙，優先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據統計，1950－1975年間（正是日本實現現代化的時期），日本引進了25777項外國技術，支付國外專利費、技術指導費等共約57．3億美元。如果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研發則需要1800億一2000億美元。技術引進還應該注意積極消化，吸收，推廣和擴散先進技術。日本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時，實施“引進、消化、吸收、提高”戰略，不是單純的使用國外先進技術，更注意著眼於對引進技術進行必要的消化和改進，使之更適合於本國的要求。
韓國在1959年後形成了“以借款為主，直接引進外資為輔”的戰略方針，大量舉借外債。同時又根據不同特點及各時期經濟建設的重點來確定外資的投資領域，著力於提高外資利用率，促進經濟結構的合理化及經濟的飛速發展。雖然大量引進外資也使得韓國債務負擔日益嚴重，但從整體來衡量，還是利大於弊。這些經驗對於我們這樣一個正努力在強國之路上迅跑的國家，是值得注意借鑒的。
4、確立“科技立國”，狠抓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
資金與技術是需要由人去掌握的，培養符合相關行業要求的人才，是經濟發展中不可缺少的基礎條件，由此伴隨著經濟飛速發展的是對人力資本的大量投資。德國的“職業教育”是注重人力資本投資的突出表現，被一些人士稱為經濟發展的“秘密武器”。據報道，法國前總統戴高樂訪問德國時曾感慨地說：“德國每年要向西歐出口很多產品，但看來還應該出口另一種產品，這就是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製度”。
韓國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大幅度增加教育投資，即使在財政較為困難的情況下，也堅持對教育進行大量投資。據統計，在1970年到1979年的10年間，韓國政府在文教預算方麵的支出占政府預算的比重，除1974和1975年分別為14．8％和14．4％以外，均超過15％；1980年到1986年的7年間，除1980和1981年不足20％以外，其餘均超過了20％。韓國高中畢業生升大學的比例僅低於美國。
“貿易立國”也好，“出口導向”也好，歸根結底，要想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不斷擴大份額，必須擁有具有競爭力的產品，這才能使相關的政策立於堅實的基礎之上。日本為確保經濟的持續發展，在奉行貿易立國的同時，提出了“科技立國”政策，並且放到了“基本國策”的高度加以貫徹。所謂“科技立國”的政策，主要是指開發新技術，發展新興產業，強化研發能力，大力培養科技人才，開展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充實豐富技術資源，為經濟的飛速發展加大科技動力。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和火車頭，這是全人類的一種共識。在第三次產業革命的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生產力的三要素：勞動力、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哪一個也離不開科學技術的作用和影響。各國對於高科技優勢的激烈爭奪實際上是當前國際經濟競爭的焦點。
發達國家對待先進技術的“拿來主義”態度值得我們借鑒。
後起之秀日本更是技術“拿來主義”的集大成者。戰後，日本采取了“模仿式”的技術追趕政策，采取拿來主義把引進技術視為技術進步的捷徑。1950年，日本引進技術僅有70項，1960年增至55多項，1975年已達2400多項，截至1984年底，日本已引進國外技術3萬多項。在1950年至1984年間，日本年均引進技術900多項。1950年至1975年，日本為引進技術而支付的外彙總額達57．37億美元。
僅僅“拿來”肯定是不夠的，還需要根據本國的情況進行消化調整，使之適應本國的需要，那就需要進行改良。這在日本被稱為“吸收性”戰略。日本是世界上引進技術最多。最快的國家。並且，通過“吸收性”發展戰略在技術引進的消化吸收和發展創新方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引進和創新應該進行有機的結合，不能偏廢。無論是老牌的工業化國家還是新興工業化國家，都很強調解決好農業和農民問題，同時不失時機的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此外，積極實現工業化的同時，努力發展服務業，促進社會福利的發展，使國民經濟保持持續增長。
農業是工業發達的基礎
“農業勞動是其他一切勞動得以獨立存在的自然基礎和前提”，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戰後經濟獲得迅速發展的發達國家政府都強調以農業現代化為工業發達的基礎，通過大農場機械化、智能化的運作，推動農業階梯式前進發展，使農業產值的提高建立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之上。不論是幅員遼闊的美國、加拿大，還是地域狹小、人口密度高的歐洲和日本，都在此方麵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1、農業發展要為工業發展提供保障
農業不僅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也是許多產業發展的基礎。工業中的許多部門，如農藥製造業、化肥業、農產品加工業、農用運輸業、農用機械製造業等同農業的關係很密切。農業或為它們提供原料，或為它們提供市場。農業的發展不僅可以降低農產品的價格，也可以降低以農產品為原料的產業部門的生產成本，並可以為農用工業和廣大消費品工業提供廣闊市場，從而成為這些產業部門發展的基礎。
2、通過政策實施保證農業獲得長足發展
通過製定和實施相關政策改善農業發展基礎條件和環境，保證農業獲得長足發展，是一些國家農業政策的基本點。這方麵歐盟的做法具有特色。
歐盟於20世紀60年代初在共同體的框架下，開始實施共同農業政策，從市場管理機製、貨幣機製、結構政策機製和資金保障機製四個方麵著手，成功的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農產品自給率，保證了共同體內部農產品供應及有利於農業發展的合理價格，促進了農產品貿易發展，迅速而有效的基本解決了農業問題。現在，歐盟在農產品方麵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出口集團，對歐盟內部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持，被認為是歐洲一體化的一大支柱。
日本政府在1961年頒布了《農業基本法》，它的基本目標就是如何持續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如何實現農業與其他產業之間收入的平衡。其基本方向是，實現農產品生產合理化；通過有效利用和開發土地、水利資源及提高農業技術水平來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農地占有合理化，農業經營現代化；農產品流通合理化，改善產品加工，擴大市場需求；穩定農產品價格。
這些法律及相關配套措施使日本的農業結構不斷趨向合理，促進了日本農業現代化，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勞動力來源，為工業品提供了市場，並使日本整個產業重心迅速向工業化發展，為日本的現代化創造了積極的良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