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百年回眸
卡爾·馬克思
在古典學派的基礎上發展了勞動價值論，並因此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矛盾，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模式的設想。
馬克思無疑是本世紀最有影響的思想家。馬克思主義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指導思想，並且是最有實踐意義的指導思想。
馬克思的經濟思想，主要集中體現在他的三卷本的《資本論》中，他在世的時候僅於1867年出版了第一卷，其餘兩卷在他逝世後由恩格斯整理出版。
在《共產黨宣言》裏，馬克思曾給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充分的肯定。
然而，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由於其內在矛盾，例如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生產基本製度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內是不可克服的，因而必將要走向滅亡。馬克思論證了既能使生產力發展得更快、又能克服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新型社會製度誕生的必然性。
勞動價值理論和剩餘價值理論在馬克思經濟思想中處於樞紐性地位。馬克思認為勞動產品所以成為商品，關鍵在於社會分工條件下的交換，由於社會分工的本質在於私有製，因此他認為商品的一係列內在矛盾，如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都是由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決定的。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換一種說法就是，生產者的產品很難全部被社會所接受。馬克思特別關注這一基本矛盾所造成的巨大社會浪費。在《資本論》第二卷裏，馬克思從高度抽象的層次上把社會生產部門分為兩大部類，認為隻有兩大部類保持合適的比例關係，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才能順利進行。但由於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發展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私人占有製的矛盾，這樣的比例關係總是不能順利實現的，於是產生了周期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並且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是不可能解決的。因此，馬克思從較為抽象的層麵設想了一個以公有製代替私有製、社會將有計劃地分配社會勞動於各個部門的、消除了經濟危機的、人能全麵自由地發展的社會。
馬克思的經濟學代表了無產階級的利益，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為科學，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武器和社會主義實踐的指導思想。
世紀之交，回顧一下百年來經濟學的發展、其中包括百年以前，但對百年來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實踐，都極具影響的事件、人物、理論、觀點，對於我們思考百年來的經濟發展，理解當前的經濟現實，展望未來的經濟走勢，應當說是很有意義的。
亞當·斯密
以利己心、比較優勢、自然秩序為樞紐，開創性地提出了市場經濟。
當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經過艱苦的體製比較和體製探索，最終幾乎都選擇了市場經濟的時候，我們不能不由衷地感謝1723年生於蘇格蘭的亞當?斯密，欽佩他經濟思想的偉大。他的最偉大思想貢獻，就是證明了市場經濟是富國、從而也富民的康莊大道。
斯密從以下三點入手，展開了對市場經濟的必然性和高效性的論述。首先是利己心。在斯密看來，每一個人自然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斷者，因此應該讓他有按他自己的方式來行動的自由。人們雖然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卻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其次是比較優勢。斯密以一個極其簡單的例子，闡述了這一極為深刻的道理。他說，在狩獵社會，一個人如果發現自己更擅長於造弓箭，於是他專門造弓箭去換獵物，就比他既打獵又造弓箭效率更高；另外一個人若發現自己更擅長於打獵，那麼他專門打獵去換弓箭，則比二者都幹效率更高，這樣他們各自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然後進行交換，不僅對自己效率更高，對社會效率也更高。斯密（包括大衛?李嘉圖）進而把比較優勢原理擴大到世界範圍內，主張世界範圍內的自由貿易。最後，基於上述分析，從哲學層麵上斯密主張自然秩序。所謂自然秩序，即是說世界上存在著一種內在的秩序，這種秩序要比人類人為地創造出的秩序優越得多。當他把自然秩序的規則運用於經濟事務中，他發現，經濟事務中各種動機的自然平衡更為有效地發揮著作用。因此，斯密反對以各種形式對工商業一般事務進行幹預，他主張保護私人產權，主張政府扮演“守夜人”角色的自由市場經濟。
這就是斯密關於市場經濟簡潔而極富洞察力的論述。
邊際效用學派
如果離開了“邊際”，你將不知道企業的利潤從哪裏來現代經濟學教科書和論文中大量的“邊際”，使人不能不感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發生的邊際革命影響的深遠。
19世紀70年代，邊際革命的代表人物傑文斯、門格爾、瓦爾拉，在差不多相同的時間，在曼徹斯特、在維也納、在洛桑那樣幾種不同的文化氛圍中進行研究，竟會想到同樣的概念，可見這個概念不同尋常。
在這裏，我們不能不講到邊際革命的先驅者德國人戈森。戈森研究人類的功利、消費和享受。戈森定律有二：第一定律是提出了邊際效用遞減原則。通俗地講，當人們饑餓時吃饅頭，第一個饅頭效用最大，第二個饅頭效用次之，依次遞減，如果第三個饅頭剛好吃飽了，第四個饅頭就是負效用了。第二定律是享樂均等或享樂最大定律，即最大限度的滿足來自於對滿足需要的各種消費物的均等享受。作為這兩個定律的一個推論，即在原有欲望已經被滿足的情況下，要取得更大的享受，必須發現新的享樂和擴充舊的享樂。
使戈森思想得以光大，使邊際效用廣為人知的，是傑文斯、門格爾、瓦爾拉。
傑文斯，英國經濟學家，他在1871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提出了一個“最後效用程度”的概念，即增加一個最後消費量對人的滿足程度。
門格爾，奧地利經濟學家，他從人們對財物滿足欲望的強度的主觀評價中引申出價值，提出所謂欲望滿足遞減率。
瓦爾拉，法國經濟學家，他承襲了其父價值決定於稀少性的思想，並把稀少性解釋成人們消費一定量消費品時最後的欲望所感受到的滿足程度，實際上就是後來的邊際效用。
後來，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奧地利經濟學家龐巴維克、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都采用了邊際分析。
再後來，邊際分析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基本思想與基本概念，極為廣泛地被使用於經濟學教科書和經濟論文，以至如果離開“邊際”，現代經濟學教科書將不知如何撰寫。
約翰·凱恩斯
凱恩斯革命使自斯密以來的市場的自發作用與國家的宏觀調控相結合，擴張性財政政策成為經濟政策的主要取向。
在經濟學界由衷地欽佩亞當?斯密關於市場經濟可以致富的思想的深邃的時候，我們同樣不能忘記凱恩斯，因為正是“凱恩斯革命”，使他的經濟思想發生了西方經濟學中自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之後無人匹敵的影響。
1936年1月，凱恩斯出版了具有裏程碑意義的經濟學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首次區分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開創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先例，否定了自古典學派以來的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的基本假設，提出了有效需求的理論體係和通過國家宏觀調控以減少失業、治理蕭條的政策主張。如果說全部經濟學所作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都在於尋找供給和需求的均衡，而凱恩斯的獨到之處，就在於他一反傳統的司空見慣之觀點，著力於從需求入手去促成均衡，並且為需求管理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完備的理論體係，使經濟學發生了劃時代的革命。
有效需求是凱恩斯經濟學的樞紐性概念。他用這一概念去解釋蕭條，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因為貨幣購買能力不足，並由此導致了蕭條。
凱恩斯旨在通過消費解決生產問題。他的係統的見解是：
（1）在人們收入增加的時候，消費也隨之增加，但消費增加的比例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在收入減少的時候，消費也隨之減少，但也不如收入減少的那麼厲害。
（2）邊際消費傾向取決於收入的性質。消費者很大程度上都是著眼於長期收入前景來選擇他們的消費水平的。
（3）人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對邊際消費傾向影響甚大。
對於如何走出蕭條，凱恩斯提出了大致如下的政策性建議：
（1）由於蕭條時期，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更多不確定性，信心不足，因而利率政策通常效果甚微。因此，主要經濟政策是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維持足夠的總支出水平，其中特別是投資的增長，推動經濟增長，提升經濟信心。
（2）擴張性財政政策，通常可以發揮乘數效應，即已有的就業可以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決定乘數大小的兩個因素是，投資項目的產業關聯度與邊際消費傾向。邊際消費傾向越大，乘數就越大，反之則越小。鑒於收入低的人邊際消費傾向較大，凱恩斯主張通過收入的重新分配，增加消費傾向，使得一個較小的投資量就可維持其特定的就業效率。具體可采取稅收和轉移支付製度等。
（3）政府應製定強有力的鼓舞人心的措施，與公眾保持密切聯係，以得到公眾的擁護。
在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支持下，需求管理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普遍看好的宏觀政策選擇，並且帶來了戰後相當長的經濟持續發展，因而被譽為“通向繁榮的經濟學”。
弗裏德曼
鑒於凱恩斯經濟政策的負麵效應，弗裏德曼重新倡導自由主義，恢複了貨幣和貨幣政策在經濟結構中的地位。
美國經濟學家弗裏德曼名聲大躁的背景是長期的凱恩斯主義旨在解決失業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負麵效應：通貨膨脹和失業並存或交替上升。弗裏德曼的貢獻就在於對這一現象給予了全新說明，恢複了貨幣和貨幣政策在經濟結構中的重要地位。
講到失業和通貨膨脹的相互關係，不能不講到著名的“菲利蒲斯曲線”。菲利蒲斯曲線是英國人菲利蒲斯以英國近一個世紀（1861—1957年）的經濟數據為依據得出的一個純粹統計方麵的看法，即失業率和工資變化速度（也可以理解為通貨膨脹）可以互相替代。具體地講，就是工資增長速度加快時，失業率就會下降。凱恩斯的經濟政策設計，雖然在菲利蒲斯曲線產生以前，但卻以通貨膨脹與失業二者之間可以互換為暗含條件。
然而，本世紀60年代末出現的“生產停滯”加“通貨膨脹”，卻使人們對這種簡單的替代關係發生了懷疑。於是，弗裏德曼提出了“自然失業率”的概念。所謂自然失業率，是指在沒有貨幣幹擾的情況下，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的自發供求力量發揮作用時應有的、處於均衡狀態下的失業率。“自然失業率”和任何一種通貨膨脹速度都可以並存。在諾貝爾獎的頒獎大會上，弗裏德曼重申了以下的思想：
（1）通貨膨脹速度的快慢對就業問題毫無影響；
（2）影響就業的不是通貨膨脹的絕對水平，而是通貨膨脹的不穩定性和易變性。
因此，弗裏德曼主張“單一規則”，即為了保持物價穩定，國家盡量解除對經濟生活的幹預；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把貨幣供應量的年增長率長期固定在同預期的經濟增長率基本一致的水平。於是，古老的貨幣數量論，即商品的價格決定於流通的貨幣數量的理論在新的形勢下被賦予了新的內容，被稱作貨幣主義。
供給學派
減稅，刺激供給，解決滯脹，是供給學派繼續解決凱恩斯經濟政策負麵效應的基本點。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國經濟，給供給學派創造了一種機遇，使得這樣一個尚在發展中的“異端”學派，異乎尋常地受到了當時美國政府的垂青，其代表人物拉弗等也成為“自三十年代凱恩斯以來最迅速地施展了政治影響的經濟學家。”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美國把供給學派的理論變成政府的政策，是在裏根當政的年代；其實早在1962年，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芒德爾就針對美國政府出現的國際逆差，提出了減稅的政策主張。當時美國政府也認為芒德爾的理論是有道理的，但未將其變為政府的政策。
阿瑟?拉弗先生的傑作“拉弗曲線”，使供給學派的觀點和政策主張，以簡潔而明快的方式迅速傳播。這條曲線描述了一個無可辯駁的真理，即超過一點以後，提高稅率將會強烈地抑製納稅者的經濟活動，以致稅收會減少，但當稅率降低到某一點，人們認為值得生產，稅收反倒更多。據此，供給學派試圖通過減稅給人們以更大的稅後刺激，促使人們更努力地工作，更多地投資，更好地發明創造。他們認為，人們的這些行為，會提高生產率，增強經濟實力，降低通貨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