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運動時期的變革
18世紀以兩場大規模的政治革命而著稱。這兩場革命確立了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革命”一詞的含義——導致產生一個全新的並且與過去根本不同的社會製度或政治組織形式的激烈的社會或政治劇變——這就是1776年的美國革命（北美獨立戰爭）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然而，作為激進變革——作為一個突變點或同過去的決裂，而不是向已逝去的更美好歲月的循環式的回歸——的革命這個概念的出現不僅可以追溯到啟蒙運動時期社會和政治思想及行動的領域，而且還可以在這一時期文化和知識問題的討論中找到它的來源。
我們已經看到，豐特奈爾早在18世紀初就把“革命”一詞的這個新的含義運用到數學之中。1728年，帕拉切爾蘇斯（1493-1541，生於瑞士的醫師、煉金術士）對醫學的重新概括被人們稱作醫學中的一場革命，而在1747年，牛頓的力學體係也被歸結為一場“物理學中的革命”。但是，在18世紀，正如在中世紀末或文藝複興時期一樣，“革命”一詞原有的含義往往是同其新的內涵同時存在的，甚至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幾十年的作品中，人們是否在現在的意義上明確使用“革命”一詞這一點也並不總是十分清楚的。為了確認我們所討論的革命真正是一個單一的事件，一場具有重大意義的真正不朽的變革，而不僅僅是循環式的變革中的一個階段，我們或許應當進行一番認真的分析。而且，我們還有這方麵的一些例證，通過這些例證我們將會發現，真正把握作者所說的革命的含義是不可能的。
“革命”一詞的多義性
18世紀論述革命主題的最多產的作家是阿貝·德·維爾氛他的曆史學著作不斷用法文再版，而且此後又被譯成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和俄文。在他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馬耳他製度史》（1726）、《羅馬共和國革命史》（1719）、《葡萄牙》（1689）和《瑞典）》（1695）。關於葡萄牙的那一卷是豐特奈爾鼓勵維爾多寫的。顯然，這本書是他所有著作中最受歡迎的；國家圖書館（巴黎）陳列了本書的不下35個版本或版次，而且英國圖書館（倫敦）則記載著本書英文版的八個版本，第一版出版於1700年。
在維爾多關於羅馬共和國的著作最近一個版本（1796）的序言中，人們知道了他關於葡萄牙曆史的著作以如此快的速度一版再版的原因：人們發現，這本書的主題正好是同那個時候（1689）在英國完成的革命相關聯的。維爾多最初把這本書的名字定為《葡萄牙反叛史》，但在22年後（1711），當他出版經過修改和增補的版本時，維爾多將標題改為“葡萄牙革命史”。本書新版的序言解釋說，“革命”（revolution）這個詞要比“反叛”（conjuration法文，作“謀反”、“陰謀”解）更適合新的版本，因為現在在書中加進了許多其他事件（“革命”）。此外，主要的論題是這樣“一項事業”，“在這個事業中，領導者們把僅僅將王冠歸還給他們認為是王權的合法繼承人的王子當作他們的目標”，而且在這個意義上“革命”要比“反叛”更合適。盡管這個特別解釋的言外之意是將王權從西班牙篡奪者手裏“歸還”給葡萄牙的合法的統治者，但是，在本書的其他地方以及在他的其他曆史著作中，維爾多仍然傾向於用“革命”一詞去指稱那些引起重大政治變革的重要事件。甚至在冠以“反叛”標題的葡萄牙史的第一版中，維爾多用“革命”這個術語去指稱1640年葡萄牙那場成功的起義，通過這場起義，葡萄牙從在布魯甘紮斯家族的約翰四世統治下的西班牙的控製中獨立出來。維爾多在該書第一版序言中說：“這是一場值得我們注意的革命”。他還寫道：“就皇族的權利、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傾向，甚或大多數謀反者的動機而言，我們在曆史上也許從未看見任何其他的反叛能夠像這次反叛那樣稱得上是公正的”。而且，我們也從未看見人民“不分年齡、性別，不分社會地位”而進行的如此廣泛的參與。
當我們轉向斯威夫特1704年與他的《書戰》這篇短論一同發表的散文《一隻澡盆的故事》時，那麼我們將發現，在“革命”一詞的含義中有不少模棱兩可之處。在《一隻澡盆的故事》的第四部分的開頭，斯威夫特告訴他的讀者：現在，他們“必定期望聽到偉大革命的事”。這些顯然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但是並沒有什麼已知的線索幫助讀者確定這些事件是否可能是一個循環過程中的階段，或者說是標誌著世事興衰的事件，或僅僅是一些不尋常的偶然事件。如果理解了這些革命同“戲劇之神”彼得——他經常受到崇高的描述——聯係在一起，那我們或許會得到些許幫助。彼得需要基礎（“一個比他生來就擁有的更好的基礎”）以“支撐這個崇高”，而且，這樣，斯威夫特可能使彼得“終於設法轉向設計師和藝術鑒賞家——在這裏他獲得了如此成功——因此目前在世界上極為流行並被廣泛使用的許多著名的發現、設計和機器，應完全歸功於彼得爵士的發明”。
然而，一個現存政權或社會形式的一般性的垮台，而不是有預謀的、激烈的顛覆的意義，出現在斯威夫特在第四部分稍後段落就“這一切混亂和革命”所寫的一個評論中（在這個評論中，斯威夫特談了宗教改革的混亂和令人不安的結果）”。隨後，在對宗教改革的兩個方麵進行隱喻的描述時，斯威夫特對路德和加爾文作了比較。後者不免輕率和粗魯，而“馬丁”（路德）——在他最初的熱誠的舉動之後——“決心在其餘的事業中比較有節製地進行。”斯威夫特最後對路德的活動進行了概括：“這是我迄今能夠收集到對路德在這場大革命中的活動的最近的記錄”。
斯威夫特寫了一本小冊子，即《關於一個國家中瘋狂的原形、習慣和改良的離題話》。而革命就是在這本小冊子中的第九部分一種多少有些不同的情況下提到的。在斯威夫特看來，在對任何“在單身漢的影響之下在世界上進行的最偉大的行動的考察和概括中”，我們都會發現，這些傑出人物完全是“這樣一些人，他們的自然理性已經從他們的飲食、教育、某些情緒的盛行以及空氣和氣候的特殊影響中接受了偉大的革命”。這樣一些“偉大的行動”可以劃分為三類：“依靠征服建立新的帝國”，“創製並傳播新的宗教”，“新的哲學綱要的發展和進步”。顯然，這些革命決不是循環式的，也決不是某個盛衰過程的一個部分。它們是導致產生激進變革（即使算不上大規模的政治革命）的事件。斯威夫特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瘋狂是“所有那些在帝國、哲學和宗教之中已經發生的人革命的根源在這裏，人們也許明自了開始類似於1789年之後的“革命”一詞的意義的重大變革的內涵。從斯威夫特的下述論斷看，也許更是如此：“想象能夠創造出更崇高的場景，而且產生出比命運女神成造物主將會給予的更美妙的革命”。
斯威夫特的同胞和繼承者並沒有始終把革命這個新興的概念看作是一個單一的事件，而且也仍然在一種比較陳舊的循環的意義上說到革命。薩繆爾·約翰遜在他1755年編輯出版的《英文辭典》中對1688年的光榮革命作了介紹。他在《漫步者》（這是約翰遜在1750-1752年獨自編寫和發行的每周兩期的報紙——譯注）（1751年2月2日第92期；《巴特和斯特勞斯》，1969）中聯係布瓦洛（163－1711，法國詩人，當時文學批評界泰鬥）的下麵一段話，運用了這個比較古老的概念：“經過時間檢驗的，而且通過人的精神在各種各樣的知識革命中所經曆的所有變化而受到讚美的書……比任何現代能夠誇耀的更值得我們尊重”。在科林·麥克勞林（1698-1746，英國數學家）的《論牛頓的哲學發現》（1748）一書中，我們看到了幾乎完全相同的表述。他在書中說：“追溯在以後的歲月裏通過各種革命而學習的曆史似乎並不值得”（p.39）。麥克勞林也提到了亞裏士多德在“學習的革命”與“星辰的升落”之間所作的比較（P.42）。在此，“革命”的意義近似於麥克勞林在討論籠罩歐洲的烏雲散後學習的複興——“自由的藝術和科學得以複興，而且，它們從這場愉快的革命中都不比自然哲學獲得的多”（p.41）——時所使用革命一詞的含義。在這種場合下，這種革命看上去似乎是一個類似循環的複辟而非創新盛衰過程的一個階段。
即使到18世紀中葉，也仍然沒有關於“革命”一詞的單一的明確的含義。這一點我們在盧梭《社會契約論》（1762）一書中就可看到；盧梭談到“各個帝國的革命”以及這些革命的“起因”。在這裏是一種循環的用法，即革命被視為帝國的興衰或接續。盧梭注意到民族或種族的延續現象，這可從下述一個限定從句清楚地看到：“可是，現在卻已不再有民族在形成著了，因而我們就差不多隻有憑推測來解說他們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在該書第2卷第8章《論人民》這篇論文中，盧梭談到發生革命的“暴力時期”，在這裏，革命一詞顯然具有非循環論的意義。盧梭還說，“被內戰所燃燒著的國家——可以這樣說——又從死灰中複活”，這樣一個舉證使上述把“革命”看作是政治領域中的激烈變革的解釋更為清楚明了。在稍後的段落中，盧梭預言：“俄羅斯帝國想要征服全歐洲，但是被征服的卻將是它自己。它的附庸而兼鄰居的韃靼人將會成為它的主人或我們的主人的；在我看來，這場革命是光盯避免的”（p.37）。盧梭這裏所說的不可避免或必然性，連同各個帝國的演替，帶有濃重的循環論色彩，雖然俄羅斯帝國的“臣民”“將要變成它的主人”的暴力方法也許同樣預示著1789年後革命概念的可能性。在盧梭“內閣的一次革命便引起國家中的一次革命”這樣一個論斷（bk.3，ch.6），肯定有一個循環的關係條件。但是，盧梭至少在這裏試圖表達激進變革的一個意義，因為他在解釋前麵那段話時提到“一切大臣而且差不多一切國王所共有的準則，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采取與他們前任相區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