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54年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書中，盧梭在描述人類從第一個或原始的（自然的）階段向有組織的社會的第二階段的過渡時，使用了“革命”一詞。盧梭把這場“革命”歸因於冶金術和農業的發明。他在該書中寫道：“冶金術和農業這兩種技術的發明，引起了這一巨大的變革。”而且，他注意到，其中的第一階段是“最少革命或變革的”。
18世紀中葉的許多著作家乞靈於循環論的革命觀——在他們那裏，革命通常是指文化的盛衰或者“帝國的革命”——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法蘭西學院常務秘書讓·弗朗西斯·馬蒙泰爾。他承擔了狄德羅和達朗貝共同編纂的《百科全書》中所有關於詩歌和文學條目的寫作。在其《文學概論》（1737）“詩歌”部分中，他說曆史學家已寫過“帝國的革命”。然後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為什麼從沒有人想到要寫藝術的革命，並且在自然中尋找藝術產生、成長、輝煌和頹廢的物質和精神原因呢？”（1787，9：297）哲學家孔狄亞克對人類思想的發展階段和“帝國的革命”也作了類似的比較，因為他曾經說：“信仰革命源於帝國的革命”（1798，14：17)。
但是，在1755年，孔狄亞克曾敏銳地指出：“培根提出了一個過於完善的方法以至不可能成為一場革命或變革的動力；相反，笛卡爾可能是比較成功的”（1947，l：776）。在這裏，孔狄亞克也提出了非循環論的革命現。在經濟學家A.R.J.杜爾哥（1727－178）的一些早期著作中，我們也發現了“革命”一詞的多少類似的用法。在18世紀50年代的“論通史”這篇論文中，杜爾哥對科學思想（哲學）的曆史作了簡短的考察。他述及亞裏士多德、培根，還有“伽利略和開普勒。正是由於他們的考察，因此奠定了哲學的真正基礎。然而，卻是比他們更大膽的笛卡爾沉思並進行了一場革命（1973，94）”。把一場革命歸功於笛卡爾這樣一種做法，在18世紀著作家中間是相當難得的，盡管法國科學家和哲學家必然會稱讚他所進行的根本的創新。在1750年寫於索邦神學院的另一篇文章（《對人類精神連續發展的哲學評論》）中，杜爾哥改變了自己的態度。他慨歎道：“偉大的笛卡爾，即使你並不總是喜歡發現真理，至少你已經摧毀了謬誤的專橫和暴虐”（1917，58）。在後麵（&13.1）我們還將看到，這個時候，人們相信有一場兩個階段的革命。笛卡爾完成的隻是第一個階段——根除謬誤——但尚未完全發展到第二階段，即創立一種新的學說以取代舊的理論。
伏爾泰
當新的概念發展時，尤其是當一個新的概念是對一個舊的概念的改造時，總是要有一些模糊和混亂的時期。18世紀中葉曾反複出現過這種現象，但是也許沒有比伏爾泰的著作中所清楚表現出來的更典型的例子了。伏爾泰最早的著作包括他的《哲學通信》或《關於英國的通信》（1733）。在該書中討論反三位一體主義者時（第七封信），伏爾泰表達了我們剛剛在孔狄亞克那裏所遇見的同樣的思想：“您看，在輿論中，像在帝國裏那樣，起了何等的革命”。關於這個循環式的革命過程的例子是：“出了三百年風頭、又被遺忘了四個世紀，阿裏烏派死灰複燃了。”伏爾泰在這些“信”中一次又一次地向人們指出17世紀科學和哲學（尤其是伽利略、培根、牛頓和洛克）的偉大。但是，他從來沒有用“革命”這個術語，他也沒有用比較容易地轉換成激進的“現代”科學觀的術語來表達新科學的偉大。
在《哲學通信》出版近對年後，伏爾泰出版了他的《路易十四時代》（1751）。這是一本曆史文學的經典，而且也是一本以將思想史與政治曆史相結合而引起廣泛注意的著作。在第二節中，伏爾泰介紹了革命的含義：“每個時代都產生了它的英雄和政治家；每個民族都曾經曆過革命；所有曆史對於那些僅僅希望記住事實的人來說，都是一樣的”。也許，這裏所說的“革命”一詞的含義是指在“四個幸福時代”達到其類似循環的頂點的盛衰，“在這四個幸福時代之中，藝術趨向成熟”；而它們都分別開創了“一個人類思想崇高的紀元”。另一方麵，伏爾泰可能讚成革命作為一個在其中產生某些全新的東西的事件的新的含義。後者更多地同他在幾段文字之後討論什麼“我們叫作路易十四的時代”這一問題時的說法相一致。伏爾泰認為，在這一時期，“產生了理性的哲學”，也就是說，“從C.黎塞留的晚年到路易十四死後的那些歲月這一段時間，與在我們的政體方麵一樣，在我們的藝術、精神和習俗等領域發生了一場全麵的革命”。在這一例證中，並沒有任何真正想回到法國任何先前的狀態的意思，盡管伏爾泰可能早就記住，這個偉大變革的階段具有與其他三個偉大時代（菲利普和亞曆山大的時代，愷撒和奧古斯都的時代，意大利文藝複興的時代）開始時的共同的特征。因此，在這個句子中我們也許會理解，為什麼“革命”的兩個含義是密切聯係在一起的，為什麼關於創新和變革的世俗的或非循環觀念是從關於盛衰的循環的觀點或觀念中產生的。
在論述路易十四時代的著作中，伏爾泰用“革命”一詞來描述發生在英國的光榮革命（ch.15，pars.9，20），但是並沒有“光榮的”這個形容詞。作為一個法國人，伏爾泰隻能表達這樣一種觀點：在歐洲大多數國家，威廉被看作是“英國的合法國王和民族的解放者”，然而，“在法國，他被看作是他的嶽父的王國的篡奪者”（1926，140）。通過對“經曆了人類思想的革命”的這個幸福時代的描述，伏爾泰引入了科學——這是第對章的主題。既然這樣，那麼這裏關於“革命”的非循環的含義就沒有什麼模糊之處了，尤其是因為伏爾泰此後開始介紹伽利略、托裏拆利、居裏克（1602－1686，德國物理學家、工程師和自然哲學家）和笛卡爾在科學中所進行的新的創造。但是，對哥白尼的討論引入了一個複興的概念。伏爾泰沒有直接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卻提到“一位苦惱的聖徒”。他確實“把長期被人們忘卻的古代巴比倫人的古老的太陽係複活了”（p.352）。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伏爾泰提到一場“人類精神的革命”，以及“在我們的藝術、精神和習俗中發生的全麵的革命’，但他似乎從末使用“科學的革命”（scientificrevolution）或“科學中的革命”（revolutioninthescience）這樣一些表述方法，他甚至也沒有引入與某一門單獨的科學——譬如說天文學或力學——或某個單獨的科學發展或個人（如哥白尼或牛頓）或日心說的引入相聯係的“革命”一詞。這是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為伏爾泰認識到像伽利略和牛頓這樣一些重要的開創者在科學中進行的創新的是多麼重要，又是如此根本。
在伏爾泰1756年出版的最富雄心的曆史著作《風俗論》一書中，革命的概念頻繁出現。該書的序言是從討論地球本身業已經曆的變遷開始的；而且他一開始就談到“我們這個世界所經曆的變化也許與國家經曆的革命一樣多”（1792，16：13）。這裏所說的“革命”的確是指某個偉大的（甚或天翻地覆的）變革事件，這一點似乎是沒有什麼疑問的。隨後對在我們的地球上發生的這些“偉大革命”的討論使這一解釋確定無疑。例如，伏爾泰斷言，“所有這些革命中最偉大的革命”或許是“阿特蘭提斯洲（大陸）的消失，如果世界的這個部分確曾存在過的話”（p.15）。而且，對“革命”一詞的這個顯然非循環的用法出現在第197章對整個曆史的總結中；這個總結一開始就談到“查理曼時代以來［整個地球所經曆的］革命的這個大舞台”——天災和破壞——以及“千百萬人慘遭殺戮”。
革命是不連續性和變革
除去這麼多的可作多種解釋的例子之外，到18世紀中葉，“革命”一詞開始主要用於指稱某一次偉大的變革，不再具有某一次盛衰或循環延續的必要的、特定的言外之意。狄德羅和達朗貝編纂的《百科全書》，雖然是一部自封的“科學藝術和貿易辭典”，但在“革命”這個條目中把革命一詞作為“在一個國家的政體中發生的重要變化”的政治含義放在首位：
1：REVOLUTION，s.f.signifieentermedepolitigueunchange－mentconsiderableanivedansLegouvernementd'unetat（也就是說，“革命”是一個陰性詞，以政治性的措詞說，它表示“在一個國家的政體中”發生的“重要的變化”）對該詞的注釋包括三個句子。首先，“這個詞來自拉丁文詞revolvere，指滾轉、移變、歲月之周而複始、回歸”；其次，“從來沒有哪個國家未經曆過某些革命”；第三，“維爾多已經給我們提供了兩三部關於不同國家的革命的傑出的曆史著作。”緊接著的一段述及革命和英國。該辭條指出，“盡管大不列顛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曾經曆過許多革命”，但是英國人使用這個詞時特指1688年的革命。關於光榮革命的這個條目後麵的署名是“D.J.”（即謝瓦利埃·德·讓古）。
在這些關於政治革命的討論之後，對科學中發生的革命又作了三個表述。這三個表述沒有專門討論科學發展中已發生的革命，而是專門探討了作為幾何學（革命的動力）、天文學（在天文學中，證明存在兩種形式的“革命”：一種是軸向的旋轉或循環，一種是軌道的革命）和地質學中的專門名詞的革命。在這三個表述中，最長的是由“O”（達朗貝）所寫的對天文學的描寫。關於地質學的條目被冠之以“地球的革命”這一標題。這些被認為是“博物學家”（自然主義者）給予這樣一些“自然事件”的稱謂：“在這樣一些自然事件之中，我們地球的麵貌由於火、空氣和水的作用已在其不同的部分發生了改變，而且現在仍然在變化著”。最後，還有一個更長的條目，要比論述政治學和科學的條目加在一起的內容長出三倍多，這個條目就是“鍾表學中「所運用」的革命”。這篇論文（署名為“M.羅米利”）探討了鍾表機構中傳動裝置的齒輪和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