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中的革命的概念非常清楚地見於達朗貝為《百科全書》寫的題為“Experimental”（實驗）的條目中。在該文中，就像在“引言”中那樣，達朗貝對這一學科的曆史作了簡短的回顧，再次強調了培根和笛卡爾並以牛頓為結束。首先，達朗貝認為，培根和笛卡爾引入了“實驗物理學的精神”；不久，意大利的實驗研究院、玻意耳、馬略特等人繼續了這一工作。後來（《百科全書》＜1751－1780>6：299），笛卡爾的科學取代了亞裏士多德的科學，也就是說，取代了亞裏士多德的注釋者們的科學。他認為，牛頓成功地證明了他的前輩隻是預言過的東西——將數學引人物理學的真正的藝術。牛頓把數學與實驗和觀察相結合，創立了一門真正新的科學，這門科學是“精密的、深奧的和有啟發意義的”。達朗貝認為，最初，牛頓的思想並末被充分地欣然接受，但是，“新的一代牛頓式的科學家終於崛起了”。因此，達朗貝幾乎和大約兩個世紀以後馬克斯·普朗克所做的一樣，是最早認識到科學革命的世代特點的人之一。達朗貝寫道：“一旦一場革命的基礎得以確立，那麼這場革命就幾乎總是在下一代人中完成。革命的完成不太可能更早，因為完成這一革命的障礙是自動消失的，而不是人為地放棄的；當然，它也不會更晚，因為一旦越過了完成革命的障礙，那麼人類精神的發展通常要比它自己期望的快得多，除非它遇到新的障礙，使它不得不長時間地停止下來”。在這段話中，達朗貝不僅表達了一種隨著世代的交替科學得以曆史發展的哲學；他還把科學中的偉大革命集中於牛頓的著作。
在另外一篇與《百科全書》無關的作品——“對18世紀中葉人類思想的概要描述”——中，達朗貝提出了關於思想領域革命的一種一般理論（1853，216-218）：“大約三百年來，自然似乎注定了每一個世紀的中葉都是人類思想中發生革命的時代”。他特別提到，“在15世紀中葉，對君士坦丁堡的奪取，在西方國家引起了文學界的複興”。同樣，“16世紀中葉則經曆了宗教和歐洲大部分國家體製的一個迅速的變革”。最後，“在17世紀中葉，笛卡爾創立了一門新哲學”。
《百科全書》第6卷1756年在巴黎出版，其中收有達朗貝寫的詞條“實驗”。前麵的一卷（第5卷，巴黎，1755）收入了狄德羅關於科學中的革命的討論；這個討論見於他所寫的“百科全書”這個條目中。狄德羅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科學中正在發生變革，所以，在以前的世紀中出版的所有辭典都會缺少科學發明或放在顯著地位並賦予新的意義和重要性的新的詞彙。因此，在“光行差”這個詞條下麵，比較舊的辭典不可能給出現時的天文學的意義（這同布拉德雷＜1693－1762，英國天文學家）的發現＜即光行差效應的發現）聯係在一起），而“電流”這個條目可能隻會有一條線或兩個給出的“虛假的概念和古老的偏見”。狄德羅認為，即使如此，“科學和文理科學（包括藝術、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中的革命也許並不如在力學中發生的革命那樣有力和被人強烈地感覺得到；但是，在科學和文理科學中都發生了革命”。
狄德羅在其著名的論文“對自然的解釋”（1753年初版，1754年又作了擴充）中也曾述及科學中的革命。狄德羅寫道，“我們正在接近科學中的一場偉大革命”（1818，1：420）。這場革命將完全拒斥幾何學以及科學中的幾何學精神。他說：“依據我們的作家對倫理、小說、自然史和實驗物理學的愛好判斷，我幾乎可以確信，不出一百年，人們在歐洲連三個偉大的幾何學家也列舉不出來。”
這些以及其他一些段落都標明“革命”（或“革命的變革”）在狄德羅科學發展理論中的重要性。像達朗貝一樣，狄德羅認為，科學的進步和發展是以一係列連續的革命為標誌的，但是“在這一場革命與另一場革命之間的最大間隔”是一個“固定的量”這個思想顯然是從他發源的。盡管表麵看來狄德羅把革命主要看作是激進的世俗的變革，但在前麵的段落中也存在著把革命看作是一個循環的革命變革過程的言外之意；其中，最大的間隔這個術語甚至使人們聽到了在循環的周而複始自然現象之中革命周期的弦外之音。而且，人們應當認識到，盡管政治領域中的革命的循環意味在《百科全書》的“革命”這一詞條中並沒有全然出現，但是，這個意義卻正好出現在達朗貝的“引言”中，在這裏，他談到（《百科全書》1751-1780，1：p.XI）“關於帝國及帝國的革命研究的主要成果”。稍後，達朗貝在“引言”中還論及作為激進變革之要素的革命，但是仍然存有帝國盛衰，腐朽和再生演替進行的思想含義。他開始說到中世紀“那些黑暗的歲月”。在那時，“一場能夠使世界呈現出新的麵貌的革命必然能夠使人類擺脫野蠻狀態”（p.xx）。他繼續說：“希臘「拜占庭]帝國被摧毀了，而且它的滅亡使殘餘的知識流回歐洲。印刷術的發明以及梅迪契家族和弗蘭茨一世的保護和支待，使人們的思想重新活躍起來，而且啟蒙運動到處獲得再生”（1963，62）。這段話的循環的弦外之音，盛衰和消長的意義更加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在那個時候，這可能依然是對“革命”一詞的普遍用法。
論述天文學中革命的兩位作者
我們已經看到，在《百科全書》出版的時候，“革命’作為一種世俗的而非循環的重大變革的新的含義已經流行開了，至少在法語中是如此。在18世紀後半葉，這個概念以及表達這個概念的詞彙，越來越多地被運用於思想領域，特別是關於科學的作品中。然而，不同的作者，根據他們的學科來斷定不同時代革命的時間。因此，拉朗德在赫維留之後的時代看到了天文學中的一次革命（1764，l：131）：
這是一個所有民族都在為作出新發現以及使這一學科趨於成熟的榮譽而彼此爭論的時代；尤其是巴黎的科學院，倫敦的皇家學會，在這次革命中發揮了最偉大的作用。它們造就了無數傑出的科學家和著名的天文學家。
但是，拉朗德並沒有把“革命”一詞用於說明哥白尼對托勒密權威的反叛，也沒有用於伽利略或開普勒發現或引入的全新的東西；他顯然把“革命”一詞用於稱呼發現和改進的過程——他認為這個過程是最近幾個時代確立和詳盡闡述天文學這一學科的過程的一個部分。當然，我們必須謹慎地設想，在拉朗德的論述中出現的這個差別，來源於一個關於用法的有意識的和清晰的決定。也許最重要的隻是：拉朗德的確在科學中引入了革命概念。
在法國大革命前十年出版的巴伊（1736-1793）的著作向人們指明了科學中革命的概念是如何獲得它借以在19世紀繼續牢固確立起來的形式（當然有變化）的。在其《近代天文學史》一書中，巴伊介紹了幾種重大的革命——從哥白尼宇宙體係和牛頓自然哲學的大規模的詳盡闡述一直到望遠鏡的設計和使用中的革命性的創新。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天文學家，巴伊企圖附加十字準線，尤其是測距器來改進望遠鏡：“對工具的這個完善，實踐中的這種精確性，以一種非常明顯地產生一場革命的方式對所有觀察或觀測產生影響”。而且，“這場革命，這種巧妙的運用的想法應歸功於皮卡德和奧祖（1785，2：272-273）。
巴伊探討了過去以及他那個時代的革命，甚至預測了即將到來的革命，盡管隻是一些小規模的革命——主要是新的計算（無近似值）和積分的工具和方法。他也預言了擺鍾將被取代。巴伊的曆史也引入了一個非常清楚地擬定出的兩階段革命的概念，這個概念適用於大規模的科學革命，在這些革命之中，首先要摧毀已被認可的概念體係，然後確立一個新的概念體係（見&13.1）。然而，甚至在巴伊的著作中，周期性的革命變革的陳舊概念與對“革命”這個術語的新的用法，都是用於指稱科學中根本的、激動人心的變革，某一個人的著作和思想的影響是特別經常地存在的。
正是巴伊把已經發生了一場哥白尼革命的思想傳播開來的，盡管他的兩階段革命理論顯然會使他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無論是伽利略還是開普勒，他們實際上都沒有促成一場他認為哥白尼已經促成的那種革命。他確實堅信牛頓學說所引發的革命，這在他的曆史著作中一再表現出來。巴伊充分認識到笛卡爾所作的顯著貢獻，但是他顯然沒有發現笛卡爾的創新是革命性的。巴伊說，天文觀測當然是針對原因而提出問題：“敢於把宇宙的一般運動規律歸結為地球上的物體的運動規律，的確是一個卓越的思想。這樣一種膽識和雄心是我們近現代以來的幾個世紀獨有的；這個榮譽和功勞應歸於笛卡爾”。而且，“笛卡爾發現，同一種機理無論在天空中還是在地麵上都必定是物體的動力”。巴伊繼續寫道，即使笛卡爾沒有完全想到真正的機理，“我們也決不能忘記，這個新的卓越的思想是他的天才的結果”（1781，xi）。他說，“在公正地評判笛卡爾的時候”，我們“沒有減損牛頓這位偉大人物的任何榮譽”。而且，“假若笛卡爾用他在幾何學中的新發現打開了通往最美好的發現的道路，那麼開普勒預見到並且留給我們比他所擁有的更多的自然科學（物理科學）的真理。笛卡爾敢於做的事情比較多，而且他的膽識是衡量他的天才力量的尺度；他隻是不夠精明。他似乎沒有意識到在他那個時代廣為人知的許多事實”（1785，2：192）。
巴伊也從天文學發展中一個循環過程方麵著手寫作。因此，一場革命有時可能意味著回到某個比較古老的思想或觀念，或某個比較陳舊的原則。但是，巴伊敏銳地注意到，人們決不能僅僅因為現在使用的某個思想或觀念可能從前曾經出現過就設想不存在任何真正的變革。他舉出了一個奇怪的例證：“異教神學設想世界是從一個雞蛋中產生出來的；無知和淵博的知識通過相反的道路達到同樣的結果殊途同歸，這並不是第一次”（2：519）。在他的曆史著作的第2卷的開始，巴伊對由於循環革命所引起的變革作了更完全的表達（2：3－4）：
在寫這部曆史的時候，我們發覺，一方麵，人們相信宇宙機理的簡單，因而仍然傾向於這個思想，甚至在無視它的時候也是如此；另一方麵我們看到，這個思想是給我們保存下來的最古老的一個思想。結論自然是我們回到我們由此開始的思想：這就是我們的道路，我們總是在一個圓圈中轉來轉去。然而，這個思想，這個已知世事的第一個開端已使自身變成了一場革命的目的。
巴伊在自己的曆史著作中一次又一次地談到（如1：bk.8，&1）隨著文明的起落天文學科學的興衰。巴伊認為，古代巴比倫人、印度人和中國人的天文學是“我們不知道其偉大作用的一種比較早的文明”的科學的“殘骸”，“它們被一場偉大的革命所摧毀”（1781，18）。這種文明喪失了天文學思想，隻能是“因為某次大的革命，這次革命毀滅了人、城鎮和知識，剩下的隻是殘骸。一切都證明，這場革命是在地球上發生的”（p.59）。在《物質通論》或索引——其中包括他的三卷本的《現代天文學》和單獨的一卷《古代天文學》——對這兩種革命的論述（參見“革命”條）先於對恒星和行星革命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