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伊認識到，在革命中可能存在循環的過程——這對任何職業天文學家來說都是非常明顯的。這一事實並不減低他在論及以一個世俗的而非循環的巨大變革為特點的曆史事件時使用“革命”一詞的衝力。由於巴伊不僅用“革命”來表示科學中的根本變革（這同達朗貝和狄德羅是一樣的），而且事實上把這個詞彙和概念整個引入到他關於現代天文學的曆史著作中，所以我們可以提出結論：到這個時候，“革命”得到充分認可並被引入到科學史的敘述以及對科學思想、理論、方法、思想體係的生成和發展的分析之中。
18世紀末論述科學革命的著作者
到18世紀幼年代，法國出現了許多直接論述科學中所產生的這一場或那一場革命的作者。但是，孔多塞的情況也許尤其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為據利特雷說，他是“revolutionnaire”（革命的，革命者）這個術語的首創者。科學中的革命這個概念（以及用“革命”一詞來表達它的做法）經常出現在已故科學院院士的頌詞中。正像豐特奈爾（Fontenelle）早先曾經做的那樣，孔多塞在擔任科學院常任秘書期間，一直承擔著這些頌詞的寫作和宣讀。因此，在杜哈梅·杜蒙西奧的頌詞（1783）中，孔多塞是這樣說的：“他將成為科學史中一個時代的標誌，因為我們發現，他的名字是同那場專門把科學導向公共用處的思想革命聯係在一起的”。哈勒的頌詞（1778）說：“馮·哈勒在其中公開這些發現的著作標誌著解剖學革命的時代”。達朗貝的頌詞（1783）說：“這個原則是物理-數學科學中一場偉大革命的時代標誌”。歐拉的頌詞（1783）中說：“他以其在數學科學中引發的革命而贏得這一榮譽”。（見孔多塞1847，2：300，641；3:58，40，以及7，8，9，28）如此等等。在這其中的三個例子中，我們看到孔多塞把“時代”和“革命”這兩個術語並列用於一個世紀之久的傳統，它明確地介定了“革命”一詞的非循環的意義。
孔多塞在其中對革命概念和術語使用最為突出的主要著作是《人類精神進步史梗概》。該書初版於1795年。孔多塞在該書中論述了新近發生的美國革命以及尚未完成的法國革命，同時敏銳地闡明了造成這兩次革命各具不同特點的原因。他對笛卡爾的探討在目前具有特別的重要性。他認為，笛卡爾給予“人們的思想以一般的動力，這種動力是人類命運中的一切革命的第一條原則”（孔多塞1955，147；1933，173）。在解釋化學的興起時，孔多塞對這一學科作了某些改進，“這些改進擴展了這一學科的方法，而不是增加了它的真理，預示著一場成功的革命並為這場革命作了準備，因此實際上影響到整個既定的科學體係。”孔多塞試圖“發現”收集和分析氣體的“新方法”；為化學物質“編製一種（新的）語言（術語）”；“采用一種科學的符號法”；“親和力的一般規律”；將物理學的“方法和手段”用於“計算具有嚴格精確性的實驗的結果”；而且“把數學運用於結晶現象”（1955，153－154；1933，180－181）。孔多塞在此也清楚地說明了他關於我們所處這個時代人們激烈爭論的話題的科學的看法。
孔多塞在談到化學而不是物理學、天文學或生命科學時特別使用了“革命”一詞，自然是因為他事實上已經親眼目睹近期發生的化學革命。這場革命是拉瓦錫在雙重意義上引發的，因為他是這場革命的主要設計師，而且為化學革命命名。他至少在三部手稿中用“革命”這個特有字眼談論他自己的工作。
拉瓦錫並不是18世紀從“革命”方麵來談及他自己在科學中的工作的唯一科學家。另外兩個人是西默爾和馬拉。至少三位科學家用“革命”這個詞描述他們正在做的事情，這個事實標誌著科學中革命的概念———被清除了任何循環、回歸或盛衰的寓意——已逐漸成為一個被認可的理解科學中如何取得進步的方式。
如人們所料，約瑟夫·普裏斯特利——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一位熱烈的支持者——是那些把革命的概念從政治領域移置到科學之中的人之一”’。在1796年出版的一部關於燃素和水的分解的著作中，他認為新化學的勝利是“科學革命’才最偉大、最突然和最普遍的一項革命。
普裏斯特利與他同時代的大多數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認為科學中的革命並不總是進步的，而且也並不總是引起知識狀態中某個更迅速的發展。他說：“在所有實驗哲學分支的曆史中，沒有什麼是比成功或失敗的最出人意料的革命更平常的了”。他這樣解釋他的觀點（1966，300）：
的確，一般說來，當許多有獨創性的人們專心致誌於某個已被充分展開的學科時，研究是愉快而平等地進行的。然而，正如在電學的曆史以及現在有關空氣的發現中一樣，從最出人意料的地方現出了光明，因此，科學大師們不得不從新的更簡單的原理重新開始他們的研究；所以，對於科學的某一學科來說，甚至當它處在其發展的最迅速或最有希望的狀態之中時，遇到停滯或挫折也不是不正常的。
其他運用科學革命概念的人有威廉·卡倫，A.－R.－J.杜爾哥和伊曼紐爾·康德，以及那些經曆過生命科學中哈維革命的人們。另外一位曾經論述過科學中的革命的18世紀科學家是一位瑞士生物學家查爾斯·博內。他在1779年寫道：“關於植物的葉子的那本書再一次把我同另一位偉大的人聯係在一起，不久他就在生理學中進行了孟德斯鳩在政治學中進行的同樣的革命：我所說的是已故的哈勒先生”（1948，155）。因此，博內同意孔多塞關於哈勒在科學中的革命影響的看法。
到18世紀末，有許多作者論述了在從牛頓到拉瓦錫和伏打這個世紀啟蒙運動中科學的革命性發展。特別是其中的三位作者發展了研究這樣一些革命的理論基礎和觀點：薩繆爾·米勒，蘇格蘭的約翰譜萊費爾（關於他請參見下麵&18.1）以及德國的克裏斯托夫·李希膛貝格（參見下麵514.2）。米勒是新澤西的一位教土，他第一個對18世紀的思想成就作了全麵的考察（《對18世紀的簡短回顧》第一部分）；他在長達兩卷的文字之中，對那個時期在科學、藝術、文學中的革命和改進作了概括（紐約，1803）。顯然，米勒用“革命”一詞概指巨大的進步，因為它強調被認作他正在考察其成就的那個世紀期間的規範的科學（以及藝術和文學）的發展模式。正如他本人所承認的（2：ix），他的著作是一個彙集，而不是獨創性的原文：“盡管這部著作的較大部分是由彙編組成的，但是作者聲明自己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彙集者。他認為他已提出了他本人的觀點、感想和推論”。米勒在閱讀（包括許多法文著作，這一點在其腳注和附注中是特別明顯的）的過程中可能已經遇到過科學和藝術革命的概念。
在第二卷最後他的“揭要”（p.411）中，米勒認為18世紀的特點在於，它“顯著地是一個自由探索的時代”。人們在一個比以前所知的更大的程度上學會“擺脫各種特殊名目的權威……拋棄被認為是建立在永久基礎之上的所有主張，推翻建立在這些基礎之上的體係”。人們極力推進他們的探索，蔑視一切約束，不受任何舊習慣的限製，同時引起了一場“人類精神的革命”。如此作出的想象是一種陷於猖狂的思想的無套褲漢的形象，而且米勒努力指出，這場“革命……伴隨著許多有利的方麵，同時也有其許多有害的方麵”，然後，他詳細說明了這兩方麵的情況。
稍後，他又回到“科學的革命和進步”，同時他注意到，“剛剛過去的時代顯然是以科學中的革命為特征的”（2：413）：
各種理論或學說比以前任何時期都豐富多彩，它們的體係更加多樣化，革命以更快的速度接連發生。
在幾乎每一個學科，時尚或原則的變化，及權威的變化是如此令人目不暇接地接踵而至，以致人們記起或列舉它們可能都是比較困難的。
米勒給自己提出的問題就是說明這個“科學革命的頻率和速度”。他對這一問題作了一個最時新的回答，因為他看到了我們今天所說的“科學共同體”出現的首要原因。米勒特別針對“知識的驚人的傳播”；“一大批調查者和實驗者遍布各個領域”；而且——最重要的是——“科學家們進行了空前的交往和交流”，因此，“每一種新的理論通常都自始至終受到及時的考察和研究”，由此也造成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巧妙和輝煌的組織結構的相繼建立和破壞”。所以，由於“一係列發現、假說、理論和體係的迅速的連續的產生”，“科學界比以往更加清醒和繁忙”（2：438）。當認識到米勒已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一個純粹的彙編者的局限之後，他總結了他的“概述”，他說：“18世紀顯著地是文學的和科學的交往的時代。”
在米勒十多年的著述中，對科學革命的存在有一個更進一步的認識。在《法蘭西語言研究院詞典》（由該研究院自己審查、修訂和增補）第5版（1811年）中，我們發現了最初的循環的和天文學的定義：
一顆行星或恒星回到它原來由此出發的同一個點。行星的革命。天體的革命。周期的革命。在同一意義上。世紀革命，時代革命，季節革命。
同時也提到一種“性情的革命”（Revolutiond’humeurs）。這個條目最後談到“使這些國家產生動搖的重大的、激烈的變革”，“古羅馬的革命，瑞典革命，英國革命”。在狄德羅和達朗貝編纂的《百科全書》關於革命的詞條中提到這三種革命。在《詞典》的這個版本（1811年）中，沒有提到法國革命或美國革命，雖然在1793年版本中曾舉法國革命為例。法蘭西語言研究院的詞典編纂者們指出，在說革命這個詞時，人們往往想到建立一種新秩序：“當人們在談論這些國家的曆史簡單地說革命時，他們指的是重大的革命，即帶來一種新秩序的革命。因此，在說到英國時，革命指的是1688年的那場革命”。
但是，在目前條件下，最重要的是專門論及人們有所比喻地使用“革命”一詞的方法的段落：“關於在公共事務中發生的變化，在言語問題中的變化，看法的變化，等等。”其中所列舉的例子有：迅速的、突然的、出人意料的、奇異的、驚人的、愉快的革命。
時間引起事務中的不可思議的革命。
這個世界的事物都將經曆大的革命。
藝術、科學、思想和時尚中的革命。
因此，在正式進入到符號文字的記錄中以後，對“科學中的革命”的表達被公認為指稱一個表示科學變革特性的被接受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