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做法可能類似於哥白尼革命的傳統觀點，因為在天文學和數學中我們可以看出“長久以來未遭非議的一場革命，或對一個基本設想的徹底修正”（韋爾頓1945，77）。也就是說，“在一種情況下，人們假定的是觀察者的靜止性，在另一種情況下設想的是觀察者的被動性”。許多哲學家指出，康德的所謂革命不是真正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如貝特蘭·羅素（1948，9）所說，“康德說他完成了一個‘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如果他說完成了一個‘托勒密式的反革命’，可能會更準確些，因為他把人重又放回到哥白尼從此推翻人的權威地位的中心”。
無論康德的實際意圖如何，他顯然而且肯定不是說他完成了（或將完成）形而上學中的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上麵我們所引證的那一整段話（Bxvi）不包含任何這樣的說法，而且它既沒有提到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沒有提到在形而上學中的任何革命（無論是實際上的或是即將來臨的）。但是，雖然在《純粹理性批判》的任何版本中沒有一個地方提到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卻存在形而上學中發生一場革命的跡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沒有提及一個哥白尼式的革命，因為在第二版序言中，他充分展開了科學中革命的概念以及知識革命的概念。然而，在陳述康德的革命觀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康德提及哥白尼的其他兩個地方——它們都出現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的一個注釋中。在這個注釋中，康德（1929，25＝Bxxii）解釋了“天體運動的根本規律”——大概是開普勒的法則——如何“給予哥白尼最初僅假定為一種假說的東西以已證實的確實性，且在同時又產生出聯結宇宙的無形力量（牛頓的引力）的證明。”康德又說，假若“哥白尼不敢於在觀察者中而不在天體中探求所觀察到的運動”，那麼牛頓的萬有引力“將永遠木會被發現”。在這些句子之中我不能發現康德表達了這樣一個看法：即他相信曾經發生了一場哥白尼革命；它們甚至可能暗示了這樣一個意思：隻是到開普勒和牛頓的時代方發生了一場革命。這些句子確實表明了康德本人所認為的“與[哥白尼的」這個假說相似的觀點的轉變”的作用。就[哥白尼的」這個假設而言，康德“在這個序言中隻是作為一個假設提出來的，目的在於引起人們對進行這樣一個轉變（它總是假設的）的這些最初的嚐試的特點的注意”。但是——康德又斷言——這個假設將“在《批判》本身之中，從我們關於時空之表象的性質以及悟性的基本概念而證明其為必然的，而非假設的”。
在康德的論述中，哥白尼的名字隻是在康德提到“最初的思想”時以及在我們剛剛討論過的段落中出現的。在康德的其他著作中，也曾提到哥白尼，但是都與革命的觀念無關。簡而言之，一場自稱的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與曆世紀末所謂的天文學中的哥白尼革命一樣，似乎並沒有多大的現實性。盡管在著名的雜誌上至少有三篇學術文章試圖告訴廣大的哲學家們康德並沒有把他的貢獻與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克羅斯，1937；漢森，1959；恩格爾，1963），但是，著名的哲學家們在自己的書和文章中仍然給予“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以一個顯著的位置。
康德對於科學中革命的看法
《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對科學中的革命的討論是值得注意的。18世紀的許多學者認為，革命，以及在科學中產生某種全新東西或直到那個時候才存在的某種東西的突然的、引人注目的飛躍，推動科學向前發展。康德就是這樣一位學者。他所談到的第一場革命是找們知識的激動人心的變化。這場革命所包含的“革命”一詞的新的含義逐漸為人們普遍使用。就他使用“革命”這個術語而言，嚴格地說，康德是一個新思想家（現代人）而不是一個傳統擁護者；他所說的“革命”不是指某個循環的變革或某個盛衰，或回到從前的某個更理想的狀態，而是與過去進行完全而徹底決裂的一個根本的、前進的步驟。
在康德看來，第一個革命發生在數學之中並且在於把一種陸地測量的經驗知識轉變成一個演繹體係。“真實的方法”如同“在論證等邊三角形性質的第一人（不問其人為泰勒斯或其他某人）的心中顯現的”“新的光明”而被發現。關於這件事，康德說（1929，p.19＝Bxi-xii）：
他所創建的真實的方法，並不在檢驗他在圖形中或在圖形之赤裸裸的概念中所見及的事物，以及由此以理解圖形之性質，而在發現所必然包含於“他自身先天地構成的概念”中的事物，由他所呈現此先天的事物於他自身的構成方法，以把它表現於圖形之中。假若他以先天的確實性而認識任何事物，那麼，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據他的概念所加入於圖形中的東西之外，絕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在這裏把“科學的蕩蕩大道”與“盲索”作了對比。這個對比或差異並不總是容易理解和把握的。但是，從根本上康德似乎要說，在邏輯中，理性僅論究其自身，但在科學的幾何學中，理性則被用於它自身之外的某些事物——如幾何圖形——尤其是等邊三角形。思想中的革命（RevolutionderDenkart）在於認識到，“無論是經驗的觀察，還是對概念的分析都無助於我們證明任何數學的真理”（佩頓，1937，366）。僅用眼睛觀察，或者依靠檢查以確定等邊三角形的性質是不夠的，考察關於這樣一種三角形的概念也是不夠的。相反，“我們必須運用……康德所說的概念的‘建構’；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先天地展示與我們的概念相一致的直覺。”因此，“康德認為最早的數學家的發現似乎是”（同上）：
必須依據他本人思索的並先天地展示出來的合乎概念的東西構造圖形；而且，為掌握一定的先天的知識，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據他的概念所加入於圖形中的東西外，絕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認為（1929，19＝Bxi），幾何學的這個根本的轉變“必定是由於某一個人的高明思想所引起的革命”。因而，這個人指出了“這門科學必須進入的途徑，遵由這個途徑，方可能得到所有一切時代及其無限擴展中的確實的進步。”
康德堅持認為，“這場思想革命「RevolutionderDenkart」遠比發現繞行著名的好望角的航線要重要得多”。然後他又提到“這場革命的紀念”。所以，在一頁之上幾行文字之中對革命有三種不同的提法（兩次是作為“Revolution”，一次是作為“Veranderung”提出來的）（p.19＝Bxi）。
在緊接在後麵的較短的段落（192，19－20＝Bxii），康德從數學轉向“自然科學——這裏所說的自然科學，是建立於經驗的原則之上的”。自然科學花費了比數學長得多的時間才進入“科學之大道”的。康德說，“隻是在一個半世紀之前”，培根才“部分地開始”這個轉變並“在一定程度上在那些已經走上”創建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科學——這可以說“是一場思想革命的意想不到的結果——的道路的人們中間激起了新的生氣和活力。
在下一段，康德毫不掩飾地“推溯實驗方法史的正確途徑”。在此，他僅僅提到伽利略、托裏拆利、施塔爾這幾個人的實驗以為例證。他斷言，物理學經曆了一場“其觀點中的仁慈的革命「其思想的有利的革命y’。對於康德來說，“物理學中的‘仁慈的革命’所依據的‘幸運的思想’是，當理性必須在自然中探求而非虛構事實時，凡由理性自身的淵流而不能知而隻能從自然學習的東西，理性必須在這個探求之中把它自身置於自然之中的東西作為其指導”。正是在這方麵，“自然研究在數世紀的冥行盲索以後才進入科學的堅實的道路”（pp.20－21＝Bxiv）。
此神話的起源
在討論了數學以及實驗的或以經驗為基礎的物理學之後，康德轉向了形而上學，“一門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科學”（p.21＝Bxiv）。他把這一學科與數學和自然科學作了比較。他指出，數學和自然科學是“由於一場突發的革命而變得今天這樣繁榮的”（pp.21－23＝Bxv－xvi）在這個討論的第三頁上出現了“mitdenerstenGedankendesKopernikus”這樣的用語。我們已經看到，這一說法可以逐字譯為“就哥白尼的最初思想而言”（withthefirstthoughtsofCopernicus）。在這裏，康德的觀點顯然是，哥白尼已完成了從一個靜止的觀察者的看法向一個旋轉的觀察者的觀點的轉換。他表明，當人們使觀察者的運動脫離太陽、行星、恒星的已觀察到的或表麵的運動時，那麼就會出現變化。因此，康德所理解的哥白尼的“最初思想”似乎是在邏輯在先而非曆史連續的意義上說的。而且，如果康德想說哥白尼開始或創始了——天文學中、科學中或思想領域——的一場革命，那麼他又為何不這樣說呢？因為，就在前麵幾頁，他還在討論科學中的革命，而在這一頁一開始他又談到科學中的革命，顯然，這樣一場革命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占據顯著地位。不管康德是否認為有一場哥白尼革命，他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肯定沒有這樣說。這個事實在討論康德對哥白尼的評論被置於其中的科學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時候，似乎是更為重要的。當然，在提到哥白尼的那一段的開始就提到革命也不可能導致注釋者們認為康德提到了一個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說，他認為他的書給予形而上學以科學方法的確定性。他堅持認為，哲學家應當嚐試模擬數學和自然科學的進行程序，至少“就它的作為同樣的理性知識類推於形而上學的模擬可能允許的範圍而言”是如此（1929，22＝Bxvi）。此後，康德又談到他留給“後人的遺產是一種成體係的形而上學”。他說，“這是一件不可輕視其價值的禮物”，因為“理性將因而能遵循科學的堅固的道路，而不是像以往那樣沒有審查和自我批判地冥行盲索”（p.30=Bxxx）。
能說形而上學中的這樣一個變革就是一場革命嗎？康德對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說，他的論述的目的在於“改變當前盛行的形而上學的方法，並且遵循幾何學家和自然哲學家的做法，由此在形而上學中發動一場全麵的革命［eineganzlicheRevolution]（Bxxii）。因此，康德加入了18世紀科學家——西默爾、拉瓦錫、馬拉——的行列。這些科學家都說自己的工作就是引發和製造革命。但是，康德既沒有說這場革命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沒有舉哥白尼或天文學為證。因為，在任何已知的信件、出版的著作或手稿中，康德都不曾提到一場哥白尼革命。所以，他不可能說過，他對哲學的重大貢獻是（或將是）引發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
那麼，我們所見到的文獻又怎麼可能是如此錯誤呢？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一個段落開始的時候論述了形而上學中的革命，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有一個比較長的腳注，其中談及哥白尼和牛頓。注釋者們的錯誤可能由於把關於形而上學中的革命的句子與前麵的那個腳注合在一起了。但是，因為康德用的是“幾何學家和自然哲學家的例子”，而非天文學家的例子，所以在我們看來，任何可能的（盡管是未必有的）聯係都是與一場牛頓式的革命而非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聯係。無論最初錯誤的根源如何，作者們顯然是彼此以訛傳訛，而沒有仔細審查其來源。盡管有三個關於康德從未描述過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告誡，而區也沒有多少人說康德在形而上學中引發過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這個錯誤在哲學文獻中還是年複一年地存在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