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四本繼續存有這個長期錯誤的書。一本是羅傑·斯克魯頓寫的，作為“昔日名人”叢書之一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在書中強調“康德所說的他在哲學中‘哥白尼式的革命’”（1982，28）。另外一本是已故的恩斯特·卡西爾的一部偉大的傑作（初版於1918年）。這部著作已譯成英文。書中一篇新的“英文版導言”（1981，vii）一開始就討論了“康德在哲學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我們在其中還讀到：“哥白尼革命是建立在一個全新的哲學觀和哲學方法的基礎之上的，康德把這種新的哲學觀和哲學方法描述為批判的和先驗的”（p.viii）。
在研究歌德、康德和黑格爾的一本一流的著作中，沃爾特·考夫曼寫道（1980，87—88）：“康德聲稱完成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考夫曼認為，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完成了一個反哥白尼的革命。他顛倒和推翻了哥白尼對人的自尊的震耳欲聾的攻擊”，因為他“使人重新回到了世界中心的地位”。《科學史辭典》（1981）中有一個論述哥白尼革命的非常有洞察力的條目，它強調這個表達方式可以有兩種含義：其一是哥白尼“將一種日心體係引入天文學”，其二是“這樣一種體係以帶有開普勒所提出的橢圓形軌道的經過修正的形式在17世紀牢固地確立起來”。該條目最後評論到：“人們同康德一樣，用‘哥白尼式的革命’這個概念普遍描述任何能夠促進思想進步的觀念的根本改造”。但是，在這同一本辭典後麵有關康德的條目中，對所謂哥白尼式的革命沒有任何涉及。
把哲學或形而上學中一場自稱的哥白尼革命歸因於康德並非最近的發明。在1799至1825年期間，至少有四位研究康德哲學的作者——在出版物或講座中——公開說，康德本人期望或者已經著手進行哲學中的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一位在德國生活多年的法國人夏爾·德·維拉爾把大量解釋康德思想的出版物獻給了他的同胞。在1799年《北方的目擊者》中一篇關於《純粹理性批判》的文章裏，維拉爾說道，康德對人類知識和推理的沉思“使他認為在形而上學中需要一個類似哥白尼在天文學中完成的革命”（p.7）。然後，維拉爾用與康德本人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描述“哥白尼的最初思想”時（B.xvi）所使用的相似的術語和措詞，解釋了康德革命的性質。在另一部著作《康德哲學》中（1801，PP.Viii－x），維拉爾暗示，笛卡爾、拉瓦錫以及哥白尼和康德已經引起了一場思想革命。
十六年後，維克托·庫辛重新提出了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話題。庫辛是他那個時代閱讀最為廣泛的哲學普及者之一，而且他的書有許多版本並一再重印。1817年他在巴黎大學文學院主持講座期間，把康德與哥白尼革命聯係在一起。他的這些講演直到1841年才出版。編者為此所寫的“按語”說，這些講演是在法國大學中對康德體係的最早介紹（1841，iv－v）。在第二版（1846，1：105－113）中，人們清楚地知道，庫辛在1816年也講授過康德的思想，但是在那時，他的德語水平特別差，故他不得不依靠康德著作的拉丁文本和法文的二手著作。在1817年，當他能夠從德文原文閱讀康德著作時（1：255，n.2），庫辛解釋說，“康德在形而上學中引起了一場與哥白尼在天文學中引發的革命相同的革命”。在他1820年的講演（1842，1846，1857年版；1854年英文版）中，庫辛說，“康德意識到他正在進行的革命；他充分認識了他所處的時代並理解了時代的需要”。然後，他又用與他在1817年的講演中幾乎相同的語言重新概括了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
在1818年，菲利普·阿爾貝·斯特普費爾寫的一篇論述康德的重要文章被收入參考著作《全傳》第22卷中。該文的一個腳注解釋說，夏爾·德·維拉爾本來在寫這篇文章，但他後來又讓斯特普費爾代勞，因為即將離開人世，故他無力賦予這篇論文以預期的形式。斯特普費爾討論了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但在第239頁他又稱第三版），並且明確把完成哲學中一場哥白尼革命的思想歸於康德。他說，康德“認為他有責任在思辨科學中引發一場他的卓越的同胞、普魯土人哥白尼已在自然科學中完成的革命——這個類比是康德本人的思想”（p.239）。在pp.239－240，斯特普費爾相當詳盡地發揮了這一思想，最後他明確地提到哥白尼：“我們將不再圍繞事物旋轉：由於使我們自己成為它們的中心，所以，我們將使它們圍繞我們旋轉。這就是哥白尼的革命”。類似於庫辛的描述的這個陳述，將使康德具有托勒密而非哥白尼的地位。但是，無論庫辛還是斯特普費爾，似乎都沒有像後來人那樣認識到，可以把這場革命叫做托勒密式的反革命。
1825年，在《朗迪南西斯百科全書》（第20卷）中一論述哲學的條目裏，托馬斯·沃格曼從《全傳》中引證了一段把康德與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相聯係的文字並譯為英文。雖然這段文字是由斯特普費爾所寫，但是沃格曼卻把這個條目歸維拉爾所為。根據沃格曼的譯法（p.151），康德“認為他注定要在思辨科學中完成一個類似他的卓越的同胞、普魯土人哥白尼在自然哲學中已經完成的革命；這個類比的想法最初是由康德本人作出的”。沃格曼繼續隨著斯特普費爾發揮。斯特普費爾最後得出結論說（同上）：“我們將不再圍繞事物旋轉，而是在使我們自己成為它們的中心的同時，使它們圍繞我們旋轉。這就是哥白尼的革命”。
沃格曼在《朗迪南西斯百科全書》有關哲學的條目及其他條目中把康德與革命和哥白尼聯係起來。在關於哲學的條目（1825，129）中，沃格曼對康德和哥白尼展開了充分的比較，同時又特別指出：“我禁不住對這兩位偉人進行有希望的類比。康德創立了一種與哥白尼的理論同樣富有想像力的理論；而且，如果它像哥白尼的理論那樣經受住時代的檢驗，那麼它將引發和完成的革命同樣也將是光榮的”。
維拉爾（1799）、庫辛（1817；1820）、斯特普費爾（1818）和沃格曼（1825）並不是在這個比較早的時期把康德與哲學中的一個哥白尼革命聯係起來的唯一的幾位作者。另外一個人是斯塔爾夫人。在1813年倫敦版的《論德國》（這也許可以看作是第一個版本，因為1810年的巴黎版在法國被禁止發行，那時，該書的印刷尚未完成），她斷言（3：13-14）。
路德說，“人類精神就像是馬背上的喝醉酒的農民；當他在這邊起來後，他又倒向另一邊”。所以，人在他的兩個本性之間不斷地來回變動、搖擺：有時，他的思想使他脫離他的感覺，而有時他的感覺又吞噬他的思想，而且他又企圖把一切都歸於思想或感覺。不過，在我看來，誕生一種堅定的學說的時刻已經到來。形而上學必將經曆一場像哥白尼在宇宙體係中完成的革命那樣的革命。它必須把我們的靈魂重新放回到那個中心去並使之像太陽那樣轉動：外部的客體環繞著它而運動，並且從它那裏獲得光明。
這段話是斯塔爾夫人在談到培根時說的，但是，在《論德國》的同一部分對德國哲學的進一步論述表明，斯塔爾夫人所思考的是整個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一般）和特殊的康德哲學。
斯塔爾夫人並沒有說康德本人期望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維拉爾說康德認為這樣一場革命在形而上學中是需要的。庫辛認為，康德著手在形而上學中引發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斯特普費爾說康德認為自己有責任在思辨科學中造成這樣一場革命。值得人們注意的是，斯特普費爾的討論概括說：“C’estlarevolutiondeCopernic”，沃格曼譯為：“這就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人們也許注意到，除去維拉爾之外，所有這些作者都把康德對“哥白尼的最初思想”的類比發展成為一個隱喻，這個隱喻遠遠超出了康德在直接談及哥白尼的文字中實際上所包含的鮮明性和含義。
卡爾·萊昂哈德·萊因霍爾德的例子是大為有趣的，因為他是18世紀80年代康德哲學的一個著名的宣傳者和解釋者，而且，他還談到康德著作中對革命和哥白尼的論述。萊因霍爾德似乎並沒有專門就一場哥白尼革命明確寫過著作或文章，但是，其中至少有一段可能使其他人把康德與一場哥白尼革命聯係了起來。萊因霍爾德對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探討是比較早地介紹和描述這部著作的輔助材料之一。這個探討見於1794年他的《糾正過去哲學家的誤解》一書第2卷中。在第7部分“論《純粹理性批判》的基本原理”，萊因霍爾德論述了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第2版序言。他說，康德在該序言中以一種非常有趣的方式指明了形而上學迫切需要通過“批判”來進行的“思想轉變”（p.411）。接著，他又相當詳盡地摘引並評釋了康德關於革命的言論（pp.411－415）。在第415頁上，他把在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相隔幾頁的兩種陳述並列在一起（見Bxvi和xxii頁）：
“這種情形正與哥白尼最初的思想的情況相同。哥白尼假設一切天體都圍繞觀察者旋轉，因此不能很好地說明天體的運動。於是，他假定觀察者旋轉，恒星靜止不動，以嚐試其是否更易於成功”。——“依據幾何學家和物理學家所確立的例證，使形而上學革命化，以改變迄今為止一直流行的形而上學的程序，這種嚐試即純粹思辨理性批判的主要目的”。
在此，這些段落是未加修飾逐字逐句直譯過來的，所以，人們也許會明白，它們的並列怎麼可能影響到後來的讀者並使他們稱康德在形而上學中的革命為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萊因霍爾德本人並沒有明確說過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盡管他認為康德“創始並引入了現在完全不可避免的革命”（pp.415-416）。
然而，早在1784年，萊因霍爾德（p.6）就認為啟蒙運動是一場革命。而且，在他著名的《康德哲學信劄》的第一篇信劄——這篇信劄寫於1786年8月，因而早於《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萊因霍爾德就已經把康德與革命（pp.124—125）和哥白尼（p.126）聯係在一起了，但是，他並沒有把兩者合在一起從而使康德成為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發起者。
在19世紀中葉，威廉·休厄爾非常謹慎地對康德本人的論述作了忠實的概括。在他的《歸納科學的哲學》（全稱為《以歸納科學史為依據的歸納科學的哲學》）（1840）中，他寫道：“康德的見解所引起的沉思人類知識的習慣方式中的革命是最全麵的。他本人完全不公正地把它與哥白尼的太陽係理論所引起的變革相比較”。休厄爾讓讀者參看“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序言，第xv頁”，他明確把康德關於形而上學中一場革命的論述與哥白尼所引入的新的觀點區別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