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關於革命的破壞性的這些類似的評論，我們在看到革命概念——它在20世紀最初四分之三的時間裏一直是一個占主導地位的概念——在2O世紀最後四分之一的時間裏在某種程度上讓位於進化概念時，就不會感到驚奇了。在科學之中，我們也許能夠在地質變化理論中為這個從革命到進化的變化找到證明。這個例子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因為它生動地說明了政治領域中的革命的變化著的觀念和經曆對科學思想的實際發展（而不是對關於科學進步或科學史的看法）產生的影響和作用。可以通過比較地質學家在18世紀，19世紀初，19世紀末對“革命”這個術語的三種用法來看這個變化。
在18世紀，對於地球曆史的考察一般都遵循布豐關於改變了地球的性質並且改變了地球的結構和地表的革命的看法。與啟蒙運動的傳統一致，這樣一些革命一般被看作是有序的發展過程的特別重要的間斷性的階段，而不是以暴力為特點的災變。在19世紀初，由於法國大革命的影響，革命的形象發生了變化。因此，居維葉使用這一術語時這個術語的含義完全不同於他的前輩們使用時的含義。居維葉充分認識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和作用，尤其是它對科學的影響，並且在1827年寫了一本深入研究這一主題的頗有見地的著作。所以，當我們發現（遵從馬丁·魯德維克的建議1972，1O9）居維葉改造了布豐地球上的革命的概念，而賦予它一種1789年以後的意義，也不會驚奇。這樣一些革命不再僅僅是一係列地殼蝕變的連續，而其中最後一次蝕變又是（在布豐看來）由人造成的。現在，它們變成了猛烈的、突變的事件，同時伴隨著生命自身的毀滅。在這方麵，居維葉所說的革命不僅包括地質學的變化，而且也包括動物群和植物群的古代種類的滅絕；我們通過對古化石記錄的研究，知道這些物種在過去的時代是存在的。
到19世紀末，人們普遍反感和厭惡“革命”，並且期望，地質學家現在在說明地球曆史的時候完全沒有必要再使用革命這些字眼。目的在於運用達爾文對“物種進化”所作闡釋的地質學的類比和類推——它已經取代了居維葉用以解釋在古化石中所發現的植物和動物的演替的災變或革命的演替——取代關於這樣一些革命的舊的看法。威廉漠裏斯·戴維斯在1904年聖路易斯藝術和科學大會上的致辭中清楚地表達了這個觀點。W.M.戴維斯用進化和革命這兩個概念評價19世紀期間地球科學的進步和發展。當然，他充分認識到“以19世紀下半期的進化論哲學取代19世紀上半期的目的論哲學的那場革命”（1906，494）。他斷言，“這場革命使我們關於地球及其居民的看法發生了深刻變化”。他堅持認為地質（理）學家應當在比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更廣泛的意義”上使用進化這個術語。他的這一見解在目前條件下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在對地質學變化的討論中，他斷言，“我們非常高興用進化所表明的平靜的過程取代我們的前輩們的激烈的革命”（p.496）。
看來似乎相當奇怪的是，當激烈的革命活動與反對這一活動的行動交鋒的時候，像查爾斯·達爾文和天文學家、哲學家赫歇耳爵士這樣的本質上保守的人對科學的看法可能如此激進，以致他們認為“革命”是一個值得稱讚的成就。達爾文和赫歇爾都把查爾斯·賴爾對地質學的影響是一場革命，而且達爾文還進一步正確地預言，當他自己的思想被普遍接受時，生物科學中將發生一場“重大的革命”。這個使一門科學“革命化”的觀念，在19世紀實際上是相當普遍的，盡管到那個世紀末出現了偏離這個概念的運動。1845年，有一篇關於顯微鏡和組織學的演說驚呼電流的發現“使整個化學和相當大部分的物理學革命化”的規模和範圍（貝內特1845，520）。在達爾文發表他關於進化論的第一篇論文那一年（1858），倫敦林宗協會主席預言，生物學中一場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在1888年對病菌生源說的一次討論（康恩1888，5）中，有人解釋說，當那個時代的醫生還是學生的時候，這一理論就被嘲笑過：“所以，他們仍然會拒絕接受一種使關於疾病的概念如此革命化的理論”。在拉普拉斯的一本傳記（阿喇戈1855，462；1859年版，第309頁）中，弗朗索瓦·阿喇戈認為開普勒和牛頓所取得的成就是“天文學中的令人驚歎的革命”。在《哈來斯新月刊》雜誌的一篇文章中，一位美國記者（賴丁，1878）說：利斯特的“治療創傷的消毒方法幾乎使外科手術革命化”。
在認為科學是通過緩慢的積累還是更激進的革命觀而發展這兩種看法之間的緊張狀態，在尤斯圖斯·馮·李比希的著作中得到生動描述。李比希是19世紀中期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在1866年一篇題為“科學思想的發展”的論文中，李比希提出了一個相當新穎的主張：由於大量研究者的漸漸積累起來的貢獻，幾個世紀以來，科學一直在平穩地往前發展”（見李比希，1874）。這方麵的一個例證是現在關於大氣中氣體的性質的思想的確立是幾千年來成百上千人努力的結果。這也許是對關於科學發展的“累積觀”或“增長觀”的最早的正式描述之一。
當然，如李比希在另一篇論文中認識到的，偉大的科學家所作出的貢獻對於科學的進步是極為重要的。為了表明這樣一些貢獻的精確性質，他拿一個圓周運動作類比。他說，這個運動是變化著的半徑的循環。他說（同上，273），“進步或發展是一個圓周運動，在這個運動中，半徑變長，而且，假若我們的知識視野要開闊一些的話，那麼，任何一種新的富有成效的思想必然要由現存的思想來補充”。他這樣解釋這個過程：“從偉人們的最有影響的成就中去掉他們從其他人那裏得到的思想，總會剩下某些其他人所沒有的東西——通常隻是一種新思想的一小部分，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一個人才成其為偉人。”對科學的這個特殊看法拒絕靠革命而發展的概念。但是，李比希在一個“自傳提綱”（1891，36；1891a，277）寫道，“通過貝采利烏斯，H.羅斯、密切利希、馬格努斯和維勒這個學派，有機化學中一場偉大的革命已經開始。”
在反複再版並很有影響的一本《19世紀歐洲思想史》（初版於1903年）中，曆史學家J.T.默茨他自己歸入到拒絕主要根據革命來看待那個時期的19世紀的那些學生之列。默茨拒絕“把19世紀的思想看作根本上革命的思想”，因為“破壞的工作就其比較早的和比較激烈的階段而言，屬於上述時代”，屬於一個“被正確地稱之為一個革命的世紀的時期”（1896，1：77-78）。在隨後幾頁，默獲探討了“革命精神”的破壞性特點。所以，他說，“破壞工作的確仍在進行之中；在這個建設的或重建的工作中間，我們仍要目睹革命精神的作用”。作為“這些破壞性影響”的一個例證，他指向了“在康德哲學和在其進一步發展中蛻變為一種膚淺的唯物主義和一種絕望的懷疑論的唯心主義學派中產生和形成的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