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茨如此沉湎於革命和破壞的相同意義，以致他甚至公開宣稱他的目的在於“把思想看作是一種建設性的而非破壞性的力量”。所以，盡管他承認，“沒有一個時代像我們這個時代擁有如此豐富的彼此競爭和廣泛交鋒的理論，如此蕩滌舊的觀念，如此破壞許多時代以來一直固守的原則（p.80），但是，他依然強調（“把我的注意力和我的敘述集中在”）“在這個世紀中湧現出來的卓越的和建設性的思想”（p.81）：“如此建設性的思想是那些能量守恒和消耗的思想；海損原則，統計學和概率學說；科學和哲學達爾文和斯賓塞科學和哲學中的進化論思想；個人主義和個性學說，以及洛采關於“價值世界的獨特觀點。”所以，默茨對這一主題的發展隻在很少地方運用了科學中（或哲學中）革命的概念，甚至作為一個隱喻來使用，無論怎樣都是木奇怪的。我們因此可以賦予他在談到麥克斯韋的電磁理論時使用“革命的”這個形容詞的做法以特殊的重要性。奇怪的是，當默茨在他的敘述中提到麥克斯韋時，他忘記了他原來曾經把革命與破壞等同起來，而且似乎是在他那個時代比較普遍的意義上使用“革命的”這個詞來表示具有特殊效能的激進的創新。
默茨生動地描述了一種我已經提到過的現象：曆史學家和科學家關於科學中的革命的許多言論，表達了也許並不代表一種認真而充分地展開的而且一貫采取的哲學立場的觀點。所以。雖然默茨在他的的《19世紀歐洲思想史》第1卷中把革命等同於破壞；但在第2卷，在專門論述科學的兩卷的第2卷中，又在一種完全不同的和更普遍的意義上采用了革命的概念。麥克斯韋的電磁理論並不是默茨把科學同革命聯係在一起的唯一例證。默茨認為，除之“達爾文所提出的見解”外，科學中沒有什麼其他的思想像“能量的思想”這樣對“一般的思想”產生過如此強大的作用和影響。此後，默茨（1903，2：136-137）指出，“必須創造一個新的詞彙表”，教科書“必須重寫”，“必須用更正確的術語修正和重新表述既成的理論”，“必須用新發明的方法著手解決若幹時代以來一直潛伏著的問題”。他說，“把自然看作是能量轉換的運動場”的這些結果，應該看作是“科學思想領域中的革命”。但是，在他隨後對這些發展的描述中，“革命”這個詞和概念顯然是找不到的。
盡管利昂·埃裏拉和其他人認為科學是一個持久的或永無止境的探索（不管是革命的還是進化的），到19世紀末出現了一個愈益壯大的思想運動，它認為科學是有限的，而且在某些領域是幾近完成的。絕大多數物理學家似乎都持這一觀點，雖然化學家和天文學家也都表達了這一觀點（見巴達士，1972）。關於科學的圓滿性的這個含義的設想，是麥克斯韋在作為劍橋大學第一位卡文迪什教授的就職演說（1890，2：244）中提出來的，即“在幾年之後，留給科學家們的唯一工作將是把[大的物理常數的]這些量度推進到另一位小數”。麥克斯韋本人一直在發揮這個觀點，可能隻是抵製它，但是L.巴達土（1972）指出，這個觀點可能比通常人們所設想的更為普遍，尤其是在英語國家的自然科學家中間是如此。
關於這個“下一位小數”集合的一個經常被引據的例子是A.A.邁克爾遜，他以測定光速和參與邁克爾遜-莫雷實驗而聞名。在芝加哥大學1898－1899周年大事表中，他發表了他就芝加哥大學賴爾森物理實驗室的忘我精神發表的演說的一個摘要，有一部分是這樣說的（引自巴達士，1972，52）：“盡管我們從來都不敢有把握地斷言物理學的未來沒有甚至比過去的那些人物更令人驚歎的非凡人物，但是，絕大多數主要的基本的原則似乎已經牢固地確立起來……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說過，物理學未來的真理要在第六位小數中尋找”。邁克爾遜的同事R.A.密立根認為（1950，23－24），這位著名的物理學家就是開爾文勳爵。密立根說，邁克爾遜後來可能“為這句話而深深地自責”；但是邁克爾遜在不止一個場合重複過這個說法。1903年，他在《光波及其應用》一書中說：
在測量科學中如何運用極限值呢？簡單和一般說來，答案似乎是：在所有未來的發現中，大部分發現都必定在這個範圍之中。物理學比較重要的基本規律和事實都已被發現，而且這些規律和事實現在被如此牢固地確立了起來，以致由於新發現的原故而取代它們是極其不可能的。不過，人們發現，對於其中的大多數規律來說，有許多明顯的例外，而且，當觀察達到一定局限，也就是說，當實驗的環境達到能夠考察極端的情況時，尤其如此。這樣的考察可以肯定不會推翻規律，而是將發現其作用產生明顯例外的事實和規律。
1897年，在倫敦出版了查爾斯·埃默森·柯裏寫的一本書《電和磁的理論》。我不知柯裏為何人（他的名字並未出現於《國民傳記辭典》和《科學家傳記辭典》中，在《世界科學名人錄》中也找不到）。但是，他的書是麥克米蘭公司出版的，而作者顯然是相當有些名氣的，從而有幸請路德維希·玻爾茲曼作序。開始的一句話是這樣說的：“理論物理學的所有學科，除去電學和磁學外，在科學目前的狀態下，都可以被看作是結束了的，也就是說，年複一年，在它們當中隻發生了某些無關緊要的變化”。後來因其創造性的研究工作而相當出名的兩位物理學家——普朗克和密立根——都曾表現出對物理學之未來的悲觀主義。1875年，普朗克曾為在古典語文學、音樂和物理學這些學科中為自己選擇一個職業而感到為難。他不顧菲利普·J.G.馮·喬利的勸告，選擇了物理學。喬利教授曾經告訴他，在那一學科中沒有任何新的發現（邁斯納1951，75）。密立根（195O，269—270）說，189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當社會科學的新的“活的”領域剛剛在開辟的時候，他的研究生同學“繼續譏笑他堅守一種像物理學這樣的‘已經完成的’而且是‘死的學科’”。
19世紀有關科學中的革命的思想的整個曆史，完全可以輕而易舉地寫成一本書。三位法國著名思想家——聖西門、孔德和庫爾諾——的思想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我們將在稍後探討。但是，我們將首先轉向19世紀最重要的科學革命，即達爾文的革命。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達爾文的革命使進化這個概念廣為流傳，這個概念對於削弱一些科學家對存在科學革命的確信最終起了促進作用。